柳開（947-1003）雖然在年齡上晚于田錫、張詠，但及第於太祖開寶六年（973），去宋開國僅十三年。比他們三人都要早，是年柳開二十八歲。不僅如此，柳開有關復古的主張及引人注目的古文作品大都完成於及第前。當人們在批評柳開復古理論的片面性時，似乎並沒有對這一現實予以足夠的注意。根據柳開早期自傳作品《東郊野夫傳》與《補亡先生傳》的自述，柳開至遲在二十四歲已完成了兩個復古階段的轉變。
這兩個階段是：（一）從十七歲開始的學習韓柳「古文」和創作「古文」；（二）大約二十四歲前後的幾年間，以「開古聖賢之道」為己任，著意於補亡釋經[5]。不能輕信這兩個階段的轉變就是一場飛躍，事實上，入仕後的柳開也仍多次稱道「韓柳」，重要的是，這一自述突出了柳開復古理論的特色：崇古好道，重道輕文。
對於柳開復古思潮的特色須聯繫其形成於早年這一客觀事實來加以認識。青年時期的柳開無論是作為「東郊野夫」之學韓柳作古文，還是作為「補亡先生」之宗經開道，都是不以科舉入仕為意的。這似乎有著某種個人的偶然性，但聯繫到太祖年間去亂未久，而柳開出生之魏地（今河北大名縣），五代為幹戈腹地這一事實，就不難感受其偶然中某些時勢的必然因素。柳開祖上有顯宦，是一個頗具仕官傳統的家庭。五代動亂之際，宦跡中絕。其祖父不仕，其從叔柳承陟，育於開之祖父，成年後深感時事翻覆昏亂，仕宦於世無補，惟剩竊祿，便屬意經學，徜徉田裡。柳開早年漫遊四方覓求知己，及第前以郊居授徒為業，志趣與叔父大致相似。
這種人生志趣易與宗法經學和道義傳統相結合。柳開父承翰，「年二十二，學《詩》於隱者孟若水，從万俟生授字學」。開之從叔承陟，感於亂世，不願出仕。「廣順中，《詩》者韋鼎來自衡山，從之遊，得其旨。鄴人《雅》、《頌》之道，到今藉之猶在。」開之從兄，「年十三時，授《尚書》於膠東胡生，日頌千百言，兼通大義，後二年又授《大易》焉」。這樣一種師經學古的家教家風，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實際上代表了中唐以來趨於衰落的宗法經學傳統在一部分下層士人家庭的延續和傳播。宋初宰相範質，也是大名人，「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其從子範呆習尚好古，與柳開以古文聲息相吹，以氣格俠義著名於時，帶著某些粗豪狂激的作風。
《宋史·文苑傳》於宋初就記載了好幾位這樣的文人。如宋白，大名人，「豪俊，尚氣節，重交友」。梁周翰，鄭州人，「性疏雋下急」，「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範呆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範』之稱」。何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往往召豪吏接坐」。「時有郭顯者，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柳開自己則是「有膽勇」，「善射，喜奕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俊」。「性倜儻重義」，好周濟士人。柳開實際上是這一類士人中的代表人物，對復古的理解帶有道義自任和援道自重的雙重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其年短暫的學韓作文倒具有某種偶然，而後來向棄韓開道的轉變嚴是必然的歸宿，前者只是後者的過渡或入門。因此我們在柳開然復古理論中看到棄文從經，刻意求古，自許高深，忌俗異眾等一系列明顯的偏激和失誤。
雖然柳開的復古主張以「道為重」，然而他之所謂「道」同樣因著個人的習尚和經歷帶有明顯的局限性。柳開心目中的「道」，主要集中在仁義禮智信等抽象信條上，其實踐意義只是表現在如《東郊野夫傳》所自述的助人為樂、恩仇不計以及大量投勢幹謁的書信中感慨的君子之交信義為本（《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上言時政表》)等古典宗法道德規範上。雖然柳開也認為「聖人著六經，在其政也」，「非所謂空言者也」，但在他心目中，似乎祿仕(今人之學）與行道(古人之義）有著不可調和的對立。雖然柳開入仕後在一些實際的工作如處理邊事上也表現出一些幹才，並且被他的學生譽為「其道不滯於物」，但他缺少將「道」與「位」，將倫理道德的追求與政治實踐、社會批判結合起來的興趣和能力。柳開入仕後，長期滯身下僚，棲遵生計，使他很難遊心於廣闊的社會人生，他對「道」的理解也就停留在早年「棲棲草野，位不及身」時的幼稚階段和「著書自廣」的狹隘目的上。他對「道」的獨特信念，他對俠腸古誼的興趣，體現了他對生活的理解和熱望，同時也鮮明地帶著中下層士大夫的局限性。
由於復古主張的局限性，柳開的古文實踐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根據現存文集提供的信息，柳開的「古文」創作主要集中在二十歲前後的「學韓」時期。在這幾年裡，他寫了大量書、序、疏、箴、論，其中用來投費的就達二十多篇，另外有《野史傳》九十篇及《山辨》、《海說》等雜文。當他棄韓開道，尤其是「趨仕」求名之後，古文作品便寥寥無幾。
柳開對於古道的呼籲和追求似乎更具內容。他揭示了「夫子之道」的崇高地位，初步提出了「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楊、王、韓）的觀念，從傳道「正心」的角度，重提君子、小人之辯，進而明確了「君子」的責任。這些都隱約具有後來理學思想體系的端倪。不僅如此，柳開還是宋代儒學新學風的先行者，柳開學生稱讚他「誦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曉其大旨。註解之流，多為其指摘」。柳開晚年著《默書》（未定稿），更是清一色的玄言大義。就其個人興趣和實際成就而言，柳開更傾向於是一位道學先驅。
柳開復古的呼籲和實踐，實際上代表了廣大中下層士人中一部分以「道」售時，以儒幹祿者的利益和欲求。雖然柳開最終不得不以父兄之命，取道科舉，起身入仕，但他一直把「古道」視作自己的懷玉握蛇，經常與頗獲時譽和主恩的時輩文才及醫巫奕工等等末技進行比較，深感自己不遇。這種特殊的修身希世之意，雖然不免於亂世之餘的狂激失範，但宋代後來的事實證明，它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柳開等人的以道售世、以儒求祿同樣包含在士人階層崛興這一歷史潮流之中。柳開出身仕宦世家，但與他父親不願依傍妻父貴戚一樣，柳開也牢固地樹立惟才是恃的信念。葬親書碑，他隻字不提遠祖「昌宗」世系，有人相問，柳開回答說：「唐季盜覆兩京，衣冠譜煤燼滅，迄今不復舊物，以冒姓古名家，已(以）稱後者，淆混無別，吾寧效乎？苟其材，負販廝役得時用，為王公卿士，是須古名家子耶?其不材，縱名家子，今何謂？」柳開心目中的「材」就是他自負自許的「聖人之道」！
柳開代表了北宋復古革新思潮中儒者最初的覺醒。作為復古思潮的最早倡導者，柳開起初接受的是韓柳古文的影響，並在一定實踐的基礎上，為這個時代提出了關於「古文」的明確概念。這一概念發表於他學韓有成將謀進道之際，立足於文道關係的把握和古今對立的強調，代表了宋初關於古文最為基本的思路和信念。這是柳開對於詩文復古革新最明顯的貢獻。然而，儒者的興趣，使柳開過早地拋棄了唐代古文運動的某些傳統，純以「夫子之道」為人生目標，從而初步顯示了「道學」發生的徵兆。從學韓到棄韓是宋代許多古文家所走過的道路，正是由此導致了「古文」與「道學」的分裂。在柳開身上既顯示了「文」「道」之間與生俱來的聯繫，同時也預示了兩者本質上的某些對立和最終的必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