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信息速食的時代，我們鼓勵學生通過畢設，深入接觸人與事，用多元的視角呈現複雜的真實，書寫當下，記錄歷史的片段。
此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畢業設計系列展示（一）
作者 | 樊琨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8級專業碩士
指導老師 | 白淨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前言
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冷兵器時代，城牆作為城市的邊界，為一城百姓抵禦戰亂，見證朝代興衰，是一個民族威嚴的象徵。
近代以來，城市擴張，城牆的防禦功能、劃分邊界功能消失，封閉型城牆開始受到各種時代因素的挑戰。當人們意識到城牆是珍貴的文化遺產時，不少城牆已被環城公路替代。
僅存的城牆是中國五千年城市文明的證物，如果得不到科學保護，將是中國乃至世界的遺憾。
從明清城牆申遺項目啟動，到2020年，十省十四市組成了中國明清城牆聯合體，努力十四年，仍未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明清城牆的現代價值何在？為什麼明清城牆申遺是多城市集體申報模式？申遺為何遲遲不能通過？申遺要具備哪些條件？經歷了哪些波折？
磚石砌築的史書
「城」即城牆和其包圍的區域，「市」指城牆內商品交換的場所，二者連稱構成「城市」。在中國古代，城牆伴隨城市而生，為一方百姓提供生存空間，帶來安全感，也決定著城市的結構。
城牆不是明朝才有，中國申遺的城牆統稱明清城牆，是因為明清是歷史上大規模新建、改建城牆的高潮時期。在前朝遺留城牆的基礎上，統治者結合當時的禮制重新設計規劃，形成了南北形態各異、功能完備的築城體系。在北方平原地帶，城牆遵循儒家規整、對稱的要求，多為方形或長方形，禮制建築置於中軸線，道路與城門相連，城內格局如棋盤狀，如西安城牆。南方則依循道家「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讓城牆走勢符合山川河流，如南京城牆。
這套築城思想反映了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從城牆的營建中尋到古代城市的痕跡。
圖1
南京城牆保護管理中心文化遺產部主任劉斌在提到城牆的當代價值時說，「城牆是研究古代文明真實的證據，它的價值體系非常豐富。儘管城牆的防禦功能在現代消逝了，但它還有景觀方面的價值，包含建築學、美學、政治學、哲學等多個學科內涵。通過城牆遺產，可以了解古代政權更迭、城市變化、科技水平等等信息。申報世界遺產其中一項重要工作，便是用國際通用標準闡釋城牆在現代的價值，這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劉斌所在的文化遺產部辦公區位於南京挹江門城樓內。挹江門城樓是民國時期改建海陵門原址而來，原城門為單孔城門，改建後是三孔劵門，後毀於抗日戰爭。1946年復建，目前的城樓基本是民國復建。在不改變內部構造的前提下，文化遺產部增置了一些辦公用品，一層還設有城牆分段的監控顯示屏。
據劉斌說，南京城牆正在建設監測預警平臺，按照國際上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要求，建立完整的監測體系。城牆本體的風化、位移，以及周圍大氣、植被、地質等情況都將通過大數據統一反饋至監控中心。
圖2：挹江門城樓
劉斌說，一些城市過於看重申遺成功後的經濟價值，實際上無論申遺成功與否，其意義都在於保護。比如建立城牆監測預警平臺，就是引入國際理念，更精細化保護本國遺產的舉措，保護的過程貫穿申遺始終。
從城樓出來，劉斌詳細地介紹了挹江門周邊的情況：「當年日軍在挹江門舉行過入城儀式，南京保衛戰潰敗後，這裡也是城中軍民撤退的地方，城下埋葬了許多死難者的遺骸，附近的繡球公園內就有遇難同胞挹江門叢葬地紀念碑。從這裡走幾百米到儀鳳門，二戰勝利後，南京政府在那兒建過日僑集中營管理所，關押過許多日僑和戰俘。」
劉斌說：「南京城牆經歷了二戰，圍繞城牆有許多與戰爭相關的史實，應該將這段歷史與城牆申遺結合，向公眾普及宣傳。可惜的是，城牆作為警示性遺產的價值現在被弱化了。」
圖3：日軍入城（圖源網絡）
挖歷史的牆角
人們對明清城牆價值體系的認知，是從無數次歷史教訓中總結出來的。這一認知從「實用型」過渡到「文化型」、從封建社會的糟粕到現代城市文化的符號，經歷了漫長的轉型陣痛期。在這期間，無數城牆徹底消失，到如今保留完好的只剩不到二十座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城牆在城市改造的浪潮中被拆除殆盡，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摧毀裡，梁思成、陳佔祥等人為新建行政中心、守護舊址文物提出的種種規劃方案成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拆掉阻礙城市發展的城牆成為大勢所趨。
南京城牆保護管理中心文物保護部的王天文是對南京城牆進行監測保護的管理人員，負責城牆本體及周邊環境的保護巡查，如發現問題需要向上級報批城牆修繕工作方案。提到上世紀的拆城運動，他說：「在今天看來，當時興起的拆城運動留給後人巨大的惋惜和遺憾，但我們不能苛刻地用現在的標準否定當時的決策者，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不論是百姓還是政策執行者，都很難意識到城牆對中華文明的價值，用當時比較樸素的想法看，城牆的確是舊物，而且經歷戰火後許多地方都有安全隱患，破敗不堪，拆舊建新是理所應當的」。
在普遍不重視城牆保護的年代，文保工作者想要憑一己之力守護城牆異常艱難，全國上下許多城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毀損和拆除，開封、洛陽、蘇州、嶽陽、成都、濟南古城牆均未能倖免，南京城牆作為大型城牆更是受到現代化建設的衝擊。
1954年，南京遭遇了兩個多月的暴雨，城內嚴重積水，城牆浸在水裡導致崩塌事故頻現。鑑於城牆的安全隱患，南京市人民委員會決定拆除南京古城牆。但也提到，對於有歷史價值的部分，以及用於防空、防洪、景觀的部分不得拆除。這次拆城的本意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然而事情逐漸向不可控方向發展，兩年後，由於城市建設的原因，拆城愈演愈烈，許多地段尚未得到批准就開始拆除。
朱偰是當時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面對逐漸失控的拆城，他寫了一篇《南京市建設部門不應該任意拆除城牆》登在《新華日報》上：
「由於南京市建設部門領導人對保護國家文物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即未能遵照上級政府指示辦事，又未經與當地文化行政部門聯繫，亦未經徵詢人民群眾意見，竟擅自拆除上級指定應該保護部分的城牆。」
朱偰先生等一批有識之士對拆除南京城牆所做的批評並未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隨著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到來，拆城不僅沒有被遏制，還有了擴大化的趨勢。2020年1月，南京城牆「顆粒歸倉」項目建成磚集館。
據統計，該項目在三年內從民間回收了20多萬塊城磚，這個數字不包括已用於建築或建設過程中毀損的部分，真正流失的城磚數目驚人。
圖4：殘破的太平門段城牆（圖源網絡）
修繕進行時
十年動亂，百廢待興。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中通過，中國迎來了文物保護的春天。城牆也第一次作為文物而不是城防工程進入人們的視野，歷史對城牆造成的種種傷害，隨著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的開展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南京古城牆沿革及保護、維修建議》中有記錄南京城牆當時的情況：人防在城牆上打洞164個，在城牆內挖隧道，長約十幾公裡，幾乎能挖地段全都挖了。有些地段襯砌背覆馬虎，曾有城頂塌陷，城牆開裂、傾斜的現象發生。此外，一些單位在城牆上隨意開闢通道，在城頂佔地建房，甚至種菜植樹。
王天文說：「城牆的建成時間比較久，本身存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再加上近代以來戰火衝擊和人為破壞，城牆一些地段結構鬆散，存在安全問題。但是要區分復建和修繕，復建是違法行為，修繕則一直在進行，只不過大規模維修在2014年基本結束了，現在只對有隱患的地段進行維修加固。」自1982年以來，南京市政府加大了對城牆維護及整治周邊環境的投入，據統計，僅2001年至2004年，用於城牆維修及周邊環境整治的資金已超過5億元。
圖5：南京挹江門段城牆上的提示牌
圖6：南京儀鳳門段城牆上毀損的城磚
當提到城牆修繕原則時，王天文直言：「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城牆保護原則上要修舊如舊。具體維修儘量選用與城牆同色澤、同石質的城磚，運用仿古技術，但有時也要考慮當前條件。比如有的地段缺乏史料記載，制磚材料缺失，導致修的時候沒辦法按照原工藝，這時就會用到仿製城磚，將回收的老城磚砌於表面，頂面和牆芯則採用新城磚。維修城牆有時還要考慮景觀需要。比如城牆外側的雉堞，也叫箭垛，過去起到支撐遮蔽的作用，近代城牆不再用做防禦後，很多箭垛都被百姓拆走或用作基建，現在看到的箭垛絕大多數是重新修葺的，跟原來的高度相比有所降低，方便觀景。」
城牆的保護維修，規劃設計貫穿始終。
在對南京城牆三十年的修繕中，王天文坦言不可能沒有遺憾。過去城磚都是靠人工往上抬，比較危險，維修時缺乏精準的測量工具，更沒有合格的設計單位，維修質量自然不高。後來國家文物局推行文物維修設計、施工資質制度，才對設計單位有了科學規範。現在南京市符合維修設計資質的兩個單位是南京博物院和東大設計院。
「作為普通的工作人員，我們的職責就是發現和保護城牆細小的問題，至於城牆的文化價值和銘文潛藏的歷史信息，還有待專家們進一步發掘。」王天文說。
聯合申遺是重要選擇
2003年7月4日，第27屆世界遺產大會在巴黎召開。會上經過各國代表投票，南京明孝陵與北京十三陵以全票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明孝陵成功申遺，使得作為中國四大古都之一的南京也有了第一個世界遺產，南京文物事業首次與國際接軌。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南京城牆才是南京市文物局最初計劃申報的項目。
1998年，時任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長楊新華寫了一篇《南京明城牆距離世界遺產還有多遠》的文章，登在了《南京日報》上，這篇文章初步確立了南京城牆的申遺設想。然而，彼時城牆周邊的違章建築隨處可見，保護情況與世界遺產要求的標準相差較大。經過世界遺產理事會的建議，申報明城牆的計劃被暫時擱置，南京市轉而將希望寄托在了明孝陵遺址上。
南京城牆申遺的另一個困難在於單打獨鬥，有專家分析了國內申遺現狀及世界申遺趨勢指出：我國已有平遙古城、麗江古城兩個古城類世界遺產，再申報古城類項目很難，項目「打包」申遺是提高申報質量，確保每次都能申報成功的一個辦法。再者，現存的城牆涵蓋了明清時期都城、府城、縣城的城市體制，彼此間具有時間、空間上的關聯性。世界文化遺產要求古蹟具有原真性、完整性，有鑑於此，「抱團」申遺更利於從宏觀視角看待遺產價值。
向左元是南京市文旅局文化遺產管理處副處長，他說道：「南京城牆一開始是單獨向國家文物局提交申遺文本的，對城牆的價值研究和提煉是自發進行的。最終國家文物局決定聯合申遺，這就要注重各城市城牆間的協調與聯繫。」
經過專家考察篩選，2006年，南京、西安、荊州、興城四城市的城牆被國家文物局提名「中國明清城牆」項目，列入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排序第七。聯合申遺意味著力量更盛，但體量浩大的城牆序列給申遺工作帶來不少難度。自此，明清城牆踏上了漫長的聯合申遺道路。
不斷壯大的申遺隊伍
2019年11月，十四座城牆的城市代表共聚開封，參加明清城牆聯合申遺第七次工作會議，展開了一次關於城牆保護與申遺的交流。至今，明清城牆聯合申遺已走過十四年。
明孝陵申遺用時三年，大運河申遺用時八年，良渚古城申遺更是長達二十五年之久。在世界遺產申報競爭愈發激烈的當下，中國明清城牆聯合申遺從來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各申遺城市對城牆保護的認識、重視度不同，保護法規缺乏統一，十四年的申遺過程，也是各個城市加入申遺隊伍、不斷提高城牆保護水平的過程。
根據世界遺產委員會的申報程序，申請世界遺產需要一國先籤署《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成為締約國，再將本國符合條件的項目列出一個預備名單，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出備案。待項目進入世界遺產中心預備名單一年後，才有資格排隊申報。
自2006年以來，城牆申遺項目不斷有新成員加入。2012年，湖北襄陽城牆、浙江臨海城牆、安徽壽縣城牆及鳳陽明中都城牆進入申遺隊伍，八座城牆在更新後的預備名單中排序第十。這一年，明清城牆項目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出備案。2016年，河北宣化城牆、正定城牆，福建長汀城牆、河南開封城牆、廣東肇慶城牆、安徽歙縣城牆也提請加入到申遺隊伍中來，十省十四市組成了中國明清城牆聯合申遺的「8+6模式」。
回溯明清城牆申遺之路，有實質性進展的拐點是在2014年。在這一年的聯合申遺工作會議上，南京眾望所歸，成為申遺項目的牽頭城市。同時，會議決定在南京文旅局下設明清城牆聯合申遺辦公室。
時任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在會上表示：「確定了南京作為牽頭城市，才算是明清城牆申遺的一個正式的開始。當初，大運河確定揚州為牽頭城市後，又花了七年才成功。所以，關於明清城牆申遺，大家也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接下來的道路還很漫長。」
城牆申遺隊伍增加，更有利於將各城市擰成一股繩，規範保護管理體系。但進入這一隊伍的標準也是嚴苛的。向左元介紹道：「明清城牆聯合申遺辦公室會把各城市的價值研究、環境整治、保護利用情況等進度列一個表，在每年的工作會議上評鑑比較。一些城市的城牆基礎薄弱、保護條件有限，可能還會被淘汰掉。一個項目從申報到成功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幾年時間，我們希望國家文物局儘快做決斷，穩定申遺隊伍，這樣有利於推動項目取得實質性進展。」
2016年，凝聚著研究者多年心血的中國明清城牆申遺文本遞交國家文物局，這是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判明清城牆是否有資格進入名錄的最根本依據。申遺文本詳細說明了明清城牆根源，其中不僅包括城牆本體研究，還涵蓋了城牆的建造工藝、審美藝術等非物質文化內涵。中國城牆向世界邁出了關鍵一步。
確定申遺標準
世界遺產如何評定呢？世界遺產委員會規定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必須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即這些遺產要具有其他遺址無可比擬的特性，它的價值不能僅限於本國，而是具有國際認可的價值，因而需要得到特殊保護。關於一處遺產是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世界遺產委員會給出了判定方法。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是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諮詢機構。1993年，我國加入該機構，並成立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ICOMOSChina），旨在評估本國的文化遺產，提供專業諮詢。在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的官網上，可以找到《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對「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說明：
《世界遺產公約》旨在認可「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遺產地」，其中，「突出的普遍價值」是指罕見的、超越了國家界限的、對全人類的現在和未來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的文化或自然價值。「突出的普遍價值」還要求所申報的遺產要具有完整性和真實性的特徵，且有足夠的保護和管理機制。
與文化遺產相關的主要是六條標準，一項遺產只要符合一條標準就可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表1
《操作指南》還規定，申報文本內容不能僅僅說遺產符合這些標準，還要解釋為什麼遺產能夠符合所選擇的標準。例如，對於標準（3），應當詳細說明該遺產構成獨特或突出例證的原因，並且要確認承載這種見證的屬性。
根據以上要求，賀雲翱團隊在全面分析資料的基礎上初步認為，多地聯合的明清城牆能為消逝的中華帝國文明提供獨特的見證，符合標準（3）；中國城牆自6000年前建成第一座土夯城牆，經多個朝代改建，到明代達到了城牆功能系統與建造技術的頂峰，是中國築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傑出範例，展現了中國築城史上重要的發展階段，符合標準（4）；明清城牆的建設結合了風水堪輿學，與自然環境相融，是古人順應自然、改造自然的優秀案例，符合標準(5)。
「明清城牆」突出普遍價值的評定只是申遺必須的環節之一，要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還有許多潛在的政治因素。
一場國家間的較量
自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成為締約國後，申報世界遺產的熱潮從未停歇。到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時，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已達五十五處，位居世界第一。然而，這一榮譽背後是盤根錯節的政治鬥爭，中國世界遺產數量的攀升，也意味著往後申遺會更難。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每年會對申報的遺產進行評估，但是，最終決定是否列入的是世界遺產委員會的二十一個委員國。根據規則，只有2/3的有效票通過，項目才可以入選名錄。因此，評估機構的論證結果是一方面，項目最終能否通過，還要重視委員國的意見。
近年來，個別國家結成利益同盟，在世界遺產大會上推翻諮詢機構的意見，強行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或阻攔他國遺產進入名錄。這樣一來，申遺不僅要靠遺產本身的價值，還是不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的角力。
在2016年第40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多國代表通過了《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操作指南》最新修訂，決定自2018年起實施「一國一項」的申報限制，同時針對尚沒有世界遺產或至多有三項世界遺產的締約國實施優先政策。這一決議對遺產大國來說是個限制。
向左元認為，這一理念的出發點是好的，從遺址共建共享的角度來說，非洲這些國家有很多好的遺產，卻由於資金限制沒有保護好，發達國家有義務對這些國家提供幫助。「但這一決定的確為城牆申遺增添不少難度。世界遺產包含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以及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三個類別，我國在申報時一般會每年選擇不同類別的遺產，這無疑增加了城牆作為正式申報項目的排隊時間。」向左元說。
《商丘日報》曾發表一篇《商丘古城牆應捆綁「中國明清城牆」申遺》的文章，文中分析了近二十年古城類項目的申遺趨勢。在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的評定方面，過去重視城市遺產，現在更重視鄉鎮、農村遺產。從保護類型來看，過去重視「靜態遺產」，如今則注重「活態遺產」的保護。古城類項目申遺在國際上可能面臨重重阻礙。儘管大家對明清城牆寄予厚望，期盼其早日申遺成功，但目前來看，這一天仍不知何時到來。
南京城牆作為「老大哥」，正在通過城牆國際論壇、博物館論壇等活動擴大影響力，帶領申遺隊伍夯實城牆價值研究、法律法規完善、監測體系建立等基礎工作，爭取中央高層的支持。
與現代城市共存
明清城牆大多隱匿於高速發展的現代城市，古老歷史和現代生活碰撞交融，形成了集城、牆、河、林一體的城牆公園景觀。自明清城牆申遺以來，各城市不斷改善城牆本體及周邊環境，通過舉辦各類比賽、展覽向公眾普及城牆的當代價值，明清城牆正在由歷史文物轉變為城市公共空間。
圖7：玄武門段城牆
南京城牆臺城段距離市中心不到三公裡，是周邊景觀聚集眾多，人流量較大的一段。
從南京地鐵3號線「雞鳴寺」站下車，步行約八百米穿過雞鳴寺路，就能看到解放門城牆登城口。解放門舊稱臺城門，今泛指玄武門至太平門景區一帶，是建國初期為方便交通、防空疏散新增闢的單劵城門。自2018年9月30日起，南京城牆對所有在寧大學生免費開放，憑學生證就可以免費遊覽城牆。
明代南京有四重城垣，分別是宮城、皇城、京城、外郭。清朝小說家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有一段關於城牆的敘述：「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裡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裡，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裡。」小說中的「裡十三」，也就是京城的十三座城門，而「外十八」說的是外郭有十八座城門。儘管「裡十三，外十八」的典故為世人熟知，但外郭城早已不復存在。如今的南京明城牆主要指京城。
在解放門城口，往東，城牆沿著玄武湖南岸，繞過九華山北麓，由太平門向南；往北，城牆沿著玄武湖西岸，經神策門往西，在獅子山處打了個彎兒，又向東南延伸開去，兩條路最終交匯，形成一個閉環。由解放門至通濟門向東凸起，圍合的區域便是舊時皇城的所在地。如今這裡仍保存著明故宮遺址，城牆沿線還分布著諸如明孝陵、明東陵、朝天宮等明代遺址。六百多年文明的遺蹟與現代化建築相映成趣，形成了南京這座城市獨具一格的景色。
2019年12月，臺城展廳正在進行「七十裡城牆·七十載歲月——曠古爍今的南京城牆」陳列展。這是一個利用城牆內部空間建成的小型展廳，除臺城外，中華門、神策門都有類似的小型專題展覽，介紹南京城牆的歷史沿革、保護修繕、研究交流等。展廳內還提供VR遊覽城牆的付費項目，為遊客營造沉浸式體驗。
那些橫亙在鬧市中高大堅實的牆體、莊嚴而靈巧的門樓、不經意間映入眼帘的城磚銘文與城市的煙火氣相生相伴，逐漸成為漫長歲月中一座城市永恆的象徵。
本文節選自樊琨畢業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