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們將目光投向今年莫言獲獎之時，我們不妨關注之前史上獲得諾獎的華裔科學家，看看這些科學大師們對於祖國命運的關切和投入，抑或對自己成長中關鍵因素的回憶。
中國的曙光
楊振寧（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1918年錢玄同寫信請魯迅為《新青年》雜誌寫稿，魯迅回答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可是後來魯迅還是寫了著名的《狂人日記》，署名「魯迅」。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國維離開清華園內西院18號住宅，來到頤和園，在魚藻軒投水而死，其遺囑說：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後來，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魯迅、王國維和陳寅恪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史上一個長夜。我和西南聯大同學們就成長於此似無止境的長夜中。
幸運地，中華民族終於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驗證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話：
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父親總激勵 不求好分數
丁肇中（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對父親的回憶，最早可追溯到我五歲的時候，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日子。那時我們全家都在重慶，每天大部分時間是在防空洞中度過的。我七歲的時候，父親帶我去參觀了重慶的一個工業展覽會。展覽會上的那些新機器和工具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時，父親是重慶大學的教授，母親是四川師範大學的教授。這一年我大部分時間待在家裡，父親常常向我講述上個世紀以及本世紀一些偉大的科學家，如法拉第、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希爾伯特和馮卡門的故事。他們的成就以及父親談起他們時的神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能正是童年的這些印象，使我立志要成為一個科學家。
1946年至1947年期間，我單獨和父親一起住在青島。父親在山東大學當教授，他把我送到由德國修女辦的一所非常嚴格的天主教學校去上學。因為在戰爭年代，我從來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所以在這所天主教學校中，我的學習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非常值得感激的是，我的父母從來不管束我，而總是激勵我的興趣。他們不像許多中國父母那樣強求自己的子女在學校中得到好分數。
我非常留戀我和父親在山東度過的那一年的生活。父親常常帶我去看京劇和看電影，卻從來不強迫我念書。
將周圍的仁愛化成動力
崔琦（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我的童年記憶中充滿了乾旱、洪水和戰爭。我的那個人口稠密的小村莊的居民時常感受到這些。但是也有我父母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慈愛和他們給予我的歡樂時光。像大多數其他村民一樣，我父母不曾有機會學習讀寫。他們因為不識字而受苦，他們吃虧的經歷使他們下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使他們的孩子不步他們的後塵。在1951年初，他們抓住第一個可能也是唯一的機會讓我離開他們和他們的村莊，去一個遙遠的地方接受教育。
在香港我懷著恐懼和顫抖開始接受六年級水平的正式教育，也有一些自豪和高興。我記得開始時我因為不懂廣東話而遇到的困難，但我更清晰地記得同學們主動幫助，他們給予我友誼，把我帶入他們的圈子，帶我參加他們的課外活動。
1958年的晚春，我收到一個讓我吃驚的好消息，我被美國伊利諾州的羅克艾蘭的奧古斯塔恩學院錄取，而且享受全額獎學金。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想讀研究生，學校從來不曾是個問題——芝加哥大學。楊振寧和李政道在1957年得到諾貝爾物理獎，他們都在芝加哥大學上過。
很幸運，羅亞爾·斯塔克，一個固態實驗物理學家，剛加入物理系，他在建設他的實驗室的過程中讓我給他當助手。羅亞爾·斯塔克信任我，讓我隨意動他實驗室的任何東西。我得到從最基礎的開始學習的機會。
我建議毛主席辦少年班
李政道（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
「告訴我，為什麼對稱是重要的？」毛澤東主席問道。
那是1974年5月30日，我特別沮喪地發現，在這文明古國，教育幾乎完全停止。我非常希望有一種辦法能改善這種狀況。
那天早上6點鐘左右，在北京飯店，我房間裡的電話鈴出人意外地響了起來。有人通知我，毛澤東想在一小時內在他中南海裡的住所見我。尤其使我驚奇的是，在他見到我時他想了解的第一件事情竟是物理學中的對稱性。
我們的談話從自然現象逐漸轉到人類活動。最後，毛澤東接受了我的一個小建議，即：至少對於優異青年學生的教育應該繼續堅持並受到重視。由於周恩來的有力支持，這導致了「少年班」的開辦，首先在安徽的中國科技大學實施。由於它的成功，以後在中國的其他一些大學也相繼開設了。
第二天在機場，我收到毛澤東主席的一件送別禮物：一套J.A.湯姆孫的1922年原版的四卷本《科學大綱》。
我靠玩走出傑出家族陰影
朱棣文（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1943年，我的父親朱汝瑾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化學工程學院深造。兩年後，我的母親李靜貞也來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在我們家族的上一代，我的外祖父及其兄都獲得博士學位，並在學成之後都回到了中國。幾乎我所有的姑母、姑父們都獲得過科學或工程學的博士學位。我的兩個兄弟和四個表兄弟、姐妹分別拿到了三張醫學博士證書和四張哲學博士證書，還有一個法學學位，而我，僅僅拿到了一個博士學位。
儘管我在學校表現得還算不錯，但和我的那位在當地高中裡始終保持總平均分數最高紀錄的哥哥相比，我的成績肯定算是平庸的。
我沒有把精力專注於學校的功課或消遣閱讀上面。幼兒園階段剛結束後的那個夏天，一個小夥伴告訴了我製作塑料飛機模型和軍艦模型的樂趣。到了四年級之後，客廳裡的地毯上常常堆放著數以百計的金屬梁架和微小的螺母及螺栓，中間則放置著我的完成了一半的機器架構。我的母親很理解支持我，她總是容許我把這些作品長久地放在客廳裡，直到它們最終完成。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興趣擴展到了「玩耍」化學：我和一個朋友實驗了我們自製的火箭。還有一個夏天，我們把興趣轉變成實踐，去測試鄰居家土壤的酸性程度和養分流失。
同樣，我也培養了自己在體育運動方面的興趣。在高中生涯結束的那一年，我向許多大學提出了入學申請，但是，因為我在高中裡獲得的平均分數A較少，常青藤學院聯盟把我拒之於門外，不過，羅切斯特大學接受了我。當我準備進入大學時，我安慰自己，我將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大學生，並且即將走出傑出家族陰影的籠罩。
我崇尚活潑自發的學習
高錕（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上學時我八歲。在此之前，我在家裡接受塾師教導。我就讀的第一所學校，有幸是由一群歐洲留學生創立的實驗學校。我們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到1945年日本敗退前夕，美機開始向上海展開轟炸。我親眼看過一架美國戰機和日本戰機展開空戰。
我們在六年級便開始做化學實驗，日後成為北京大學電化學教授的周同學和我志趣相投。我們很快在家裡設立了實驗室，大量閱讀科學普及讀物，並嘗試做一些簡單的實驗。我將紅磷和氯酸鉀填塞進溼潤的泥土裡，成功製造出泥球炸彈。可是，一次我的哥哥給意外濺出的熾熱酸性液體燒傷了手，父母才驚覺我在做著種種化學實驗。那時，哥哥正在幫我製造硝酸銀，一種可以用來製造攝影膠捲的化學劑。我將一支銀制的首飾放到煮沸的硝酸中溶解——煮沸的硝酸會產生有毒的氣體。父母大驚之下，我肆無忌憚的化學實驗就此告一段落。當時我們手上的氰化物，足以毒害全城的人！
遠離化學品之後，我和周同學很快便發現了無線電的樂趣。當我們最終由自己組裝的收音機的耳筒裡收聽到電臺廣播，那感覺奇妙極了。在什麼也沒有的空氣裡，竟然可以蘊藏著音樂，這簡直就是魔術。
這段往事令我感受甚深，也可能在我心中埋下種子，日後萌發成對電機工程的興趣。但到了我自己的子女，卻與這種自發的學習無緣。
（《北京青年報》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