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書以極為豐富的史料詳盡地記述了從抗日戰爭結束、國共重慶談判開始到內戰全面爆發期間的種種歷史細節，並且從國共美蘇「三國四方」巨細無遺、不厭其煩的利益博弈中，洞悉歷史的必然走向。
《中國1946：毛澤東的命，蔣介石的運與林彪的算》，張正隆著，白山出版社，2014年1月
1946年，決定了之後中國的歷史走向。
八年抗日勝利結束，舉世狂歡，老百姓以為從此就可以過上太平日子。可是他們錯了。外敵撤退，內爭繼起，國共兩黨，以及背後的美、蘇「三國四方」開始在新的利益沙盤上反覆角逐。
「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並非沒有誠意「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那究竟是什麼原因，攪翻了和平建國的大局呢？是馬歇爾所說「國共雙方彼此完全的猜疑相對」還是歷史深處另有隱情？是國際社會無法讀懂中國邏輯，還是美國和蘇聯從一開始就動機不純？
國共談判，談老了周恩來，最後不還是一個「打」字。
《中國1946：毛澤東的命，蔣介石的運與林彪的算》是著名軍事文學作家張正隆繼暢銷書《槍桿子：1949》後又一力作。
本書以紀實文學的形式，以極為豐富的史料詳盡地記述了從抗日戰爭結束、國共重慶談判開始到內戰全面爆發期間的種種歷史細節，真實全面地還原歷史現場，並且從國共美蘇「三國四方」巨細無遺、不厭其煩的利益博弈中，洞悉歷史的必然走向。
張正隆說：「歷史深處，顛覆性的東西太多了，歷史裡頭都是新聞！我就留在歷史裡不回來了……歷史它有那種魅力，我就像是跟它談戀愛。」
本文節選自《中國1946：毛澤東的命，蔣介石的運與林彪的算》，張正隆著，白山出版社，2014年1月。
第一章：1945勝利年狂歡節
1945年8月15日11時許，被戰火洗劫得破敗不堪的東京，中健二少佐和椎崎二郎中佐，站在暑氣蒸人的皇宮前的廣場上，向過往行人散發反對投降的傳單。
多是婦女、孩子和老人，神情憂鬱、愁苦，一種不知道明天在哪裡的迷惘、恍惚。連孩子的目光也那麼木然、凝滯，好像日本人沒長笑肌，天生就不會笑。依然彬彬有禮，點頭哈腰接過傳單，道一聲「阿里嘎多勾雜依嗎司」（謝謝），匆匆一瞥，匆匆離去。
傳單沒了，兩個陸軍軍官面向皇宮，表情冷峻。中站定，掏出手槍，對準自己的額頭。一聲炸響，那人猛然一跳，摔倒在地。椎崎坐下，把軍刀切入腹內，隨即面孔扭曲，全身抽搐。劇痛中，好像更具「武士道」特色的軍人，顯然後悔採取了這樣一種方式，掙扎著去抓手槍。又一聲炸耳的槍響，他也倒了，身子立刻鬆軟下來解脫了。
蒼蠅飛來，越聚越多，嗡嗡著覆滿汙血、屍體，興奮地大快朵頤。
12時整，廣播協會第八播音室裡，播音員和田信賢開始播音：「這次廣播極其重要，請所有聽眾起立。天皇陛下現在向日本人民宣讀詔書，我們以尊敬的心情播送玉音。」響起國歌《君之代》，然後是天皇的「玉音」：
朕深鑑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臣民，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
與不會笑了的日本人截然相反，這一天的美國人喜形於色，笑逐顏開，街談巷議，都說戰爭即將結束了。
21歲的牙醫助理格麗塔·齊默爾，對這種傳說將信將疑。為躲避納粹的迫害，她背井離鄉，從奧地利來到美國。戰爭的創傷，使她的戒備心超乎尋常，不肯輕信任何小道消息，更期待著這是真的。
午餐時間，格麗塔出了診室，直奔紐約時報廣場（又稱時代廣場）。那兒有一面自動顯示屏，隨時滾動播出權威新聞。
走到硫磺島插旗群雕附近，顯示屏上正好閃出一行文字：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與此同時，海軍中士喬治·門多薩也向廣場奔來。
血雨腥風，在太平洋與日軍搏殺兩年，8月15日是喬治回國休假的最後一天。兩天後，他將在舊金山登艦，重返前線。吃過早飯，他和女友去劇場看戲，劇情剛過高潮，絕頂的高潮來了。劇院大門突然洞開，一個職員可著嗓子大喊「戰爭結束了」。劇場靜默了幾秒，隨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人們潮水似的湧了出去，混入街巷狂歡的人群。
無論狂放的，還是矜持的，也無論多麼素昧平生，所到之處，美國人用熱烈、忘情的擁抱、接吻，以及各種即興方式，慶賀二戰結束。
白連衣裙、白襪、白鞋的格麗塔，一身海軍藍制服的喬治，根本沒想到在這個歷史時刻，自己會被定格為永恆。血脈賁張的海軍中士，一眼就認定牙醫助理是個護士。在戰場，在醫院，多少瀕死的戰友，在白衣天使的手中獲得重生。身體碰撞的瞬間，還沉浸在巨大的喜悅、激動中的格麗塔，不由自主地仰面倒去，喬治立刻伸手託住她的腰肢，順勢攬入懷中。時報大廈的顯示屏上，正反覆地播放「勝利日、勝利日」。
正在廣場上搜尋「獵物」的攝影記者阿爾弗雷德·艾森斯塔特，迅速按動了萊卡相機的快門。
8月27日，一幅照片《勝利日，時報廣場》，出現在《生活》雜誌上。這就是象徵二戰結束的經典照片--「勝利之吻」。
8月10日下午，日本通過瑞士向中美英蘇四國轉達投降要求。因為不是日本政府的正式照會，美國表示仍將繼續對日作戰，中國官方持慎重緘默態度。但是，民間的激情狂歡，瞬間就火山般噴發了。
下午6點多鐘，重慶中央廣播電臺首先播出「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中央社也在第一時間出版了「日本投降了」的號外。各報立即動作起來，「抗戰勝利和平再造，百萬市民熱烈狂歡」、「日本投降消息傳出，重慶大歡樂，百萬市民興奮不眠」、「百萬民眾齊聲歡唱勝利曲，重慶人同慶和平」，類似標題鋪天蓋地。
中央社記者駕輛三輪摩託繞城一周，一路狂敲響鑼，散發號外。汽車、人力車、自行車，盟軍的吉普也加入進來，車流人流，許多街道擠得水洩不通。歡呼聲、鑼鼓聲、喇叭聲、黃包車的鈴聲，路邊人們則把臉盆什麼的拿出來敲打著。喜極而泣的人們，周身的每個細胞都被喜悅、興奮灌滿了。
狂歡夜，茶館有免費茶，酒館有免費酒，冷飲店有冷飲奉送，路邊的瓜果攤也有隨便吃的。延安新市場一個賣桃的小販，把桃一個個塞給狂歡的人們：不要錢的勝利果，大家自由吃呀！
鞭炮迅速告罄，店家關門大吉。一些店鋪門被狂歡的人們擊破打碎，老闆說是喜氣盈門，警察在一邊鼓掌大笑。
重慶沸騰了！昆明沸騰了！貴陽沸騰了！西安沸騰了！延安沸騰了！
《新華日報》發表的社論，這樣寫道：
全中國人都歡喜得發瘋了！這是一點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紀的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這一天宣洩清刷了，八年間的死亡流徙，苦難艱辛，在今天這一天獲得報酬了，中國人民驕傲地站在戰敗了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面前，接受了他們的無條件投降，這是怎樣的一個日子呀！誰說我們不該高興得發瘋？誰說我們不該高興得流淚呢？
請看艾青寫於8月10日夜的《人民的狂歡節》中的詩句：
這是偉大的狂歡節！
勝利的狂歡節！
解放的狂歡節！
這是中國人民
用眼淚換來的歡樂，
用血汗栽培的花果，
這是毛澤東同志、朱總司令
八路軍新四軍帶給我們的幸福！
這是史達林元帥
偉大紅軍帶給我們的幸福！
這是人民和自由解放的婚禮！
男的個個是新郎，
女的個個是新娘！
「開啦，開啦，櫻花開啦。」如果告知這是小學一年級的一篇課文，讓不同膚色的人回答是哪個國家的，很多人會脫口而出「日本」。沒錯，是日本的，不過也是「滿洲國」的。自日俄戰爭後，被殖民統治達40年之久的大連，中小學僅設一門中文課，還叫「滿洲國語」，日語反倒成了「國語」。
太平洋戰爭大爆發後，日軍很快席捲東南亞，日本舉國歡慶。那是日本人的狂歡節。東北各地中小學生剃光頭，戴戰鬥帽，也上街歡呼遊行，支援「聖戰」。各種集會，用日語喊口令、口號，用日語唱《桃太郎》、《春天到了》，誰能分辨出他們是哪國人？
筆者同事範新凱的母親，吉林省柳河縣人，1947年參加東北民主聯軍的老革命。「八一五」光復時，是柳河縣女子國高學生。山東八路軍闖關東住到她家，說你是哪國人呀，她說「滿洲國」人。
商店、飯店、旅店、大車店等各種公眾場合，到處貼著「莫談國事」、「守口如瓶」，店主提醒人們「禍從口出」。在自己家裡，有些話也要「守口如瓶」，尤其不能說「咱是中國人」。小孩子不知兇險，讓他們聽到順口溜出去了，誰告訴你的？那就是「思想犯」、「背叛罪」。9月2日9時15分，在密蘇裡號戰艦上舉行日本投降籤字儀式，美軍新聞官犯難了。五家通訊社，艦上只有一臺供新聞通訊用的電臺，誰不想在第一時間搶發這一轟動世界的新聞呀？結果是一頂軍帽裡，放進五個寫著1至5號的紙團，讓記者抓號。中國記者曾安波攤開紙團，正是個「1」，立即發狂般衝進電報室。
一位合眾社記者慨嘆：平心而論，以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犧牲和發揮的作用，獲得第一報導權也是當之無愧和理所當然的。
中國沒有擁抱、接吻的傳統、文化，中國人不像美國人那樣浪漫，狂歡卻是絕倫絕世的。因為在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付出的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最大，還因為勝利意味著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筆者是1945年農曆九月十六出生的，沒嘗過做亡國奴的滋味兒。
我的哥哥小名「金鎖」，毫無疑義，我就該叫「銀鎖」了。我的70多歲的曾祖父，坐在炕頭上捋著山羊鬍子，道：光復了，咱們是中國人了，就叫他「中子」吧。
蔣介石要和毛澤東談和平
習慣晚睡晚起，甚至作息時間黑白顛倒的毛澤東，8月15日一大早，就接到一封來自重慶的「萬急」電報：
毛澤東先生勳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第二天，毛澤東復電：
蔣委員長勳鑑：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未銑
8月20日，蔣介石致電毛澤東：
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了。查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三天後，毛澤東復電，比第一封電報還簡單：
從中央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復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8月23日，蔣介石發出第三封電報：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翌日，毛澤東復電：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快70年了，回頭重溫這些電文，無論今人作何感想，在那舉國狂歡的時日，中國兩位最有力量的人物的這些電報往來，都是順理成章的：「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商討和平建國之大計」。
而喜極而泣的國人，無論怎樣認為勝利即和平，並為之狂歡，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動作才是舉足輕重的。
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共產黨就開始了挨打挨剿的歷史。在城裡轉入地下的，國民黨掘地三尺也要把你抓起來，跑進大山裡的找上門去打。「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蔣介石仍要「安內」，調集重兵去江西「剿匪」。第五次雖未把「共匪」斬盡殺絕，也打得落荒而逃。一個跑，一個追，一路追出兩萬五千裡。16年後，毛澤東高吟「宜將剩勇追窮寇」，那是跟蔣介石學的。只是蔣介石怎麼也沒追上毛澤東，共產黨這個「窮寇」反倒越追越剿越強大。
「七七」事變後，國共合作，不再見面就打了，可以坐下來談了。
談合作，談衝突，合作是有條件的，衝突是免不了的。打了十多年，軍帽上綴枚青天白日帽徽，這不成「白狗子」了嗎？心頭彆扭，感情上過不去，更不用說主義、信仰不同了。是誰挑起的衝突，是必須論出個青紅皂白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都把自己描繪成羊一樣的受害者，指著對方的鼻子大叫「狼來了」。可要說共產黨就是活膩歪了，總去老虎嘴上拔鬍子，是不是連蔣介石最親密的朋友也不會相信？
談談打打，再談再打，時稱「摩擦」、「國共摩擦」，好像有點「擦槍走火」的意思。可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新四軍7000餘人戰死、被俘，還叫「摩擦」嗎？
恨不得國共兩黨一夜間就自相殘殺個精光的日寇，趁國民黨在華中對付共產黨的機會，1月下旬調集幾個師團的兵力，突然對河南國民黨正面守軍大舉進攻。
大敵當前，還得坐下來談，還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
1941年直接影響國共關係和中國戰局的，先是6月蘇德戰爭爆發，然後是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
立竿見影的是新疆軍閥盛世才。原先向蘇聯一邊倒，那人簡直紅得有點發紫，這回瞅著這個靠山有點不牢實了，把他請來新疆的中共幹部一通抓關殺，向蔣介石表忠心。
民族大義，黨派利益，權衡利弊，或多或少，國共兩黨都不能不做出妥協。「七七」事變五周年，毛澤東甚至主動提出會見蔣介石，蔣介石也答應了，結果去到重慶的是能叫蔣介石校長的林彪。
蘇聯無暇東顧，對華援助也停了，美國成了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當然都給了國民黨。只是無論怎樣屁股決定腦袋，蔣介石和他的政府都讓美國人不敢恭維，反倒對共產黨不無好感。1943年11月下旬，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力圖使美英領導人相信，共產黨對抗日毫無積極意義。羅斯福的回答好像離題了，你這種政府絕不能代表現代民主，要他改弦易轍，與共產黨握手，組織聯合政府。
翌年6月，華萊士副總統訪華，也勸蔣介石以民主政治解決國共衝突。
1938年秋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代表中央政治局做的題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指出：
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正是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所要求實現的總目標，也是全國人民要求實現的總目標。
1944年6月中旬，毛澤東在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時，說：
「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關於中共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
「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要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
「先生們來到邊區已有十幾天，今後還將有若干時日留在邊區。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產黨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貫徹著一個民主統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須繼續做。如果有缺點，必須克服這種缺點。我們認為全中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勝敵，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新華日報》關於報導皖南事變的文章，自然被國民黨新聞審查官封殺，周恩來奮筆疾書補天窗：「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自1937年國共談判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無論唇槍舌劍，還是白紙黑字，「民主」、「自由」比比皆是。
1999年3月15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國務院總理朱旎說，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訪華談到人權時，朱旎告訴她：「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奧爾布賴特不解，說：「是嗎？」朱旎回答：「不是嗎？我比你大10歲，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作鬥爭，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的時候，你還在上中學呢。」政治打壓，軍事進攻，經濟封鎖，言論無自由，連生命都難以保障，任何處於這樣一種境地的政黨，對於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都是再正常、自然不過的事了。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有句名言：「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監獄與研究室是民主的搖籃。」
曾在海峽兩岸頗受好評的《巨流河》作者齊邦媛，當年是四川大學學生，她回憶說：我們同學百分之八十都迷共產黨，越是知識分子越迷。
抗戰以來，大批青年投奔延安，其中多為知識青年。據不完全統計，僅1938年5月、6月、7月，經西安進入延安即近2000人。他們不是因為肚子造反才來革命的，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追求，因為在國統區的生活會優裕得多。他們嚮往延安，嚮往共產黨，是相信共產黨能給這個國家帶來希望。他們甘願做清貧的革命者，來黃土高坡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並準備為之獻身。
美國人批評過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說共產黨偽裝民主，而美國人看到的是事實。斯諾是第一個進入延安的西方記者，謝偉思則是最早與毛澤東接觸的美國外交官。斯諾大獲成功，與毛澤東雙贏。之前別說西方世界了，連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共產黨，也被國民黨的宣傳機器胡塗亂抹成了「土匪」，乃至簡直非人類的「共產共妻」。斯諾那些對中共充滿好感的文章，為紅色中國開啟一扇扇窗口，在西方引起極大的反響。裙帶關係、任人唯親、中飽私囊，謝偉思見慣了國民黨的腐敗；談笑風生的毛澤東，簡樸而充滿活力的共產黨人，從重慶到延安，年輕的外交官頓覺清風撲面。
1944年11月7日，謝偉思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據兩個美國軍官、若干記者和二十餘個外籍旅行家關於華北共產黨控制地區狀況的許多報告，相互極為吻合。這種根據實際觀察所得的一致性是有重要意義的。它迫使我們接受某種事實，並且從這些事實中，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
日本人受到積極的反抗--不管日本人對人民如何經常地作戰和殘暴地予以報復。這種反抗力量正在增長。日本人可以集中大量的兵力，在有限的區域內暫時擊潰中共。但他們不可能對共黨現在力量所及的廣大地區同時這樣做去。
這種反抗是合理的，並且是成功的，因為這是動員全體人民所積極發動的全面遊擊戰。在這全體動員中，共黨的正規軍雖然以領導組織者的身份，仍服從於位數更多的人民自身的武裝力量。他們能夠存在，是因為人民允許、支持並全心全意與他們共同作戰。這裡軍隊和人民是完全團結了。
這種全體動員的依據和可能性，是建築在一種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運動上的。這種革命是和緩的和民主的。減租減息、改革稅收和良好的政府來改進農民的經濟狀況。農民有了民主的自治、政治意識和權利的觀念。農民們得以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有了自尊、自信和強烈的團體合作的興趣。普通人民知道了他們是為了這些而戰鬥。
連屁股堅定地坐在蔣介石一邊的美國特使赫爾利，也對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傑等人說：你們談了5年了，為什麼不能解決問題？你們不要騙共產黨。你們說軍隊好，貪汙腐化是敵人造謠，毛澤東告訴我，貪汙腐化的事孫夫人、孫科都談過，新聞記者也報導過，我看你們就是這樣的人。你們說共產黨不願團結，我到延安看毛澤東他們都是愛國分子，提出要求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共產的，而是民主的。
而在後來終於和蔣介石鬧掰了的中緬印戰區司令史迪威的眼裡，美國軍人在太平洋流血、在東南亞流血、在中國流血，你蔣介石卻調集精銳圍困陝甘寧邊區的中共軍隊，雙方兵力達幾十萬之眾，不能投入抗日戰場，這是戰爭潛力的極大浪費，根本不能容忍的。
羅斯福要求蔣介石授權史迪威，可以不受限制地指揮中國軍隊，包括中共的軍隊。史迪威則指責蔣介石無意為抗戰付出更大的努力，無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無意與中共建立共同戰線，中國統一和真正抗日的主要障礙，就是蔣介石自己。
毛澤東和斯諾長談，和謝偉思長談，與到延安的國內外各界人士談話。在重慶的周恩來等人更有條件，談起來更方便。談民主、自由，談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腐敗，談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力圖影響中間勢力和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的屁股是坐在蔣介石那邊的，不能把它挪動過來，挪動一點也好呀。起碼一條，共產黨的90多萬軍隊，好多長矛、大刀，甚至徒手，那美援中的武器裝備不能給點嗎？對於眼前的抗戰，抗戰勝利後可能爆發的內戰，都是求之不得的。
1944年9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對同美國建立軍事合作的前景充滿了希望，甚至要什麼樣的武器裝備都談得挺具體了。
在美國、蘇聯的戰後全球戰略中，中國無疑具有重要的地位，都想將中國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政府通過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培植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對付蘇聯在亞洲的擴張，和可能東山再起的日本。就像今天美國重返亞洲，利用日本對付中國和俄羅斯一樣。但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並不符合美國人的口味，中國共產黨更具民主特徵，美國政府的屁股和腦袋矛盾了。怎麼辦？一方面對中共施加影響，引導其走上與蘇共不同的道路；同時力促國民黨實行改革，拋棄一黨專政，建立一個穩定的統一的對美友好的聯合政府，確保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抗戰伊始，共產黨就確定了遊擊戰的方針。拉開架式打正規戰、陣地戰，三四萬人的八路軍不過杯水車薪，也非其所長，遊擊戰才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如果喪了元氣，沒了槍桿子，共產黨還怎麼立足？和國民黨當了10多年冤家，作為弱者的一方，想到這一層也是自然的。
而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共產黨在抗戰期間迅速發展壯大，不過坐收漁人之利。皖南事變前，無論這位委員長怎樣顧忌國內外影響，又擔心共產黨尾大不掉，如果有機會，他手下那些強硬派也早把共產黨收拾了。
國共兩黨都在撥打戰後的算盤，沒想到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蘇聯再出兵東北，從東亞到東南亞，血腥的膏藥旗就像一陣風般沒了那貼膏藥。
8月10日，即蘇聯出兵東北第二天，朱德發布對日偽反攻作戰命令。
11日，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說，這個命令是非法的。
同一天，蔣介石連下三道命令，第三道命令嚴令18集團軍（八路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俘之收容、偽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為維護國家命令之尊嚴，恪守盟邦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切勿再擅自行動。」
12日，麥克阿瑟以遠東協軍總司令的名義，命令日本政府和中國戰區的日軍，只能向國民政府及其軍隊投降，不得向中國其他武裝力量繳械。
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任命麥克阿瑟為駐日佔領軍司令官的第一號通令中，說：
蔣介石唯一享有在中國受降的權力。「假如我們讓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並且向海邊開去，那麼整個中國就會被共產黨人拿過去」。
對於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絕對是個危險的信號，或者就是內戰的信號。
同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新四軍就得原地老實待著，看著人家正宗的國軍接受日偽軍投降。共產黨本來就是個窮黨，八路軍人稱「土八路」，這回國民黨接收大量敵偽資產，還有大批日式武器裝備，美式加日式，土八路和共產黨就更土更寒酸了。可人家是「政府」，自然嘴大，還有美國撐腰，那就渾身是嘴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八路軍聽到了援軍的號角，這回是美蔣聯手對付共產黨了。
毛澤東以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怒氣衝衝地給蔣介石復電：
這個命令是你下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用陳毅的話說：「剝奪一支戰勝軍的受降權，這是對我們的極大侮辱！我們甚至連派一個代表參加受降典禮的資格都沒有，我無法向我的部下和戰士解釋。要知道，這不是武器問題，而是正義與軍隊的榮譽。我們不想要那幾支破槍，你打了我七八年，你至少要跟我鞠個躬。我不能不憤慨，我不能不抗議！」
更讓毛澤東心氣兒不順的，是來自莫斯科的指令，要他去重慶跟蔣介石談判，還說如果發生內戰的話，中華民族將有毀滅的危險。
歷史已經證明，蘇聯出兵東北，是中共1945年並決定1949年共和國誕生的最大的好消息。毛澤東和朱德立即聯名致電蘇共，表示祝賀。在毛澤東看來，蔣介石邀他去重慶，根本就是一種政治招術，別有用心，甚至可能包藏禍心。美國在華駐軍司令官魏德邁也來電幫腔，那是自然的。抗戰期間，毛澤東常講「國共反映美蘇」，沒想到這回美蘇都坐到國民黨那邊去了。而內戰將會毀滅中華民族，據說讓毛澤東憤憤不已、耿耿於懷十多年。
正是一年最熱的時候，毛澤東卻不能不感到一絲冷意。
美國聯蔣反共已經明朗化，但它並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更不希望再來一場世界大戰。蘇聯也一樣。國民黨畢竟擁有政府，蘇聯不能不同它打交道、訂協議，但「國共反映美蘇」的大格局不會變。那麼，抗戰後的中國前途，也就只能由國共兩黨來決定。
「國民黨怎麼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人民得到的權力，決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
以上文字，出自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舉國狂歡，冷靜下來，有人難免憂慮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將走向何方，國共兩黨是戰是和，會不會再來一場內戰呀？
毛澤東已經洞若觀火，並胸有成竹。
站在井岡山上，不知毛澤東可曾怎樣遙望南京，想沒想過20年後會定都北京。已知的是1944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道：「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是戰爭究將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1945年5月，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毛澤東判斷再有一年左右戰爭就結束了，一個「拿下中國」的大反攻戰略隨之成形，準備利用地理優勢，搶在國民黨之前拿下一些大城市。沒想到蘇聯出兵東北第二天，日本就表示要投降。勝利來得太快，共產黨沒想到，國民黨沒想到，美國、蘇聯也沒想到。而此時，國民黨只控制著西南、西北的部分偏遠地區，一直在敵後抗戰的共產黨，卻在華北、華中乃至華南部分地區佔盡天時地利。
用毛澤東的話講，是「八路軍就在城門口」。
8月10日，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應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佔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佔領大城及要道，以遊擊隊民兵佔小城。
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說：「8月15日午後4時左右，有一自稱新四軍軍使名叫章克的人，前來南京派遣軍總司令部，強要面會總司令官。接到這一報告的今井總參謀副長令衛兵司令詢問其面會事項，答稱協商有關接收日軍武器問題，故拒絕會面並令該人離去。」
「就在城門口」的八路軍、新四軍，進去接收城市、受降日偽軍，是太方便了。可由於美國的攪局，嚴令在華日軍只能向國民黨軍隊繳械投降，中共才不得不放棄原定奪取上海、天津、太原等眾多大城市的計劃。
在毛澤東的戰後構想中，應該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有150萬軍隊，有1.5億人口，那時國民黨的力量自然會更加弱小。而此時，共產黨的軍隊只有90多萬，解放區的人口1億多，力量的天平還明顯傾向國民黨一邊。
舉國狂歡之時，也是風雲詭譎、變幻莫測之際。民族矛盾消失了，國共兩黨矛盾凸顯出來，戰後中國究竟是戰是和，會是誰的天下，也真是考驗國共兩黨當家人的智慧的時候。無論毛澤東對莫斯科的指令多麼耿耿於懷，他都會去重慶見蔣介石。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毛澤東說「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
一架草綠色三引擎大型飛機，停在延安機場的停機坪上。
這是8月28日，這架美國特使赫爾利的專機是昨天來的，來接毛澤東赴渝談判。
兩輛吉普馳出延安東關大街，轉過一個山嘴不遠，就到了機場。前面車上下來周恩來和王若飛，兩人是中共赴渝談判代表團成員，隨後是與赫爾利一同來延安迎接毛澤東的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在機場聚集的各界上千人的眼裡，一身筆挺將官制服，腰佩短劍的張治中，顯得格外扎眼。後面還有一輛車上下來的是高高瘦瘦的赫爾利，戴副墨鏡，叼著紙菸，朝人群喊了聲「哈羅」，匆匆朝飛機走去。
又傳來汽車的馬達聲，一輛延安人熟悉的帶篷中型汽車馳來，機場上響起掌聲。
在延安人的印象裡，毛澤東總是一套舊布制服、布鞋，有時戴頂灰布八角帽。9年前斯諾拍的讓西方人見識了這位中共傳奇領袖的照片，戴的就是一頂八角帽。這回一身新的灰布中山裝，一雙皮鞋，一頂巴拿馬盔式帽，一副出遠門的打扮。
皮鞋是葉劍英特意給買的，中山裝是早些時候在北平專門定做的。毛澤東有點不修邊幅，延安那種環境也難修邊幅。可共產黨人希望他們的領袖更英俊、帥氣些，江青當然也一樣，或者還要加個「更」字。那頂盔式帽是江青向蘇聯駐延安聯絡組的醫生借的，毛澤東戴上覺得有點緊。周恩來摘下自己那頂，毛澤東接過來試了試，道：正好，像是專門為我準備的，那我就奪人所好了。
起飛後，第一次乘飛機的毛澤東要周恩來告訴飛行員，讓飛機在延安上空轉一圈：我要向陝北人道個別。
隨行秘書胡喬木問：主席，我們能不能回來？
毛澤東道：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本文為騰訊文化獨家籤約的合作方內容，未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