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大家好，周六惹，五一小長假已經過了一半了，大家五一過得都怎麼樣呢？今天老猻我照舊為大家獻上一本書，王立新學者的《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和秩序追求》。不用老猻我拍數據，相信大家都知道自從中美貿易戰開始一直到現在的疫情期間，「美國」二字一直是新聞中的熱點詞彙。那麼王立新教授這本書呢，其實講述的就是美國作為一個不到300年歷史的超級大國的「外交身份定位史」。那麼我老猻今天為大家帶來的就是本書的重點——一戰以後美國對自己外交身份的定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歐洲舊秩序的崩潰迅速地把這兩大難題擺在了美國人的面前，美國一批政治和知識精英由此開始了長達30年的努力，即對美國國家身份、國際角色和國際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說服不情願的民眾和國會接受美國的新角色，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通過美國對世界的領導來維護美國的安全和促進美國的利益；另一方面，說服其他國家接受以「美國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以塑造有利於美國制度生存和發展的世界環境和實現持久的和平。
面對歐洲爆發的大戰，威爾遜要求美國人「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保持不偏不倚」，並稱「每一個真愛美國的人在言行上都應該符合真正的中立精神，這是一種對所有交戰方都不偏不倚、公正和友好的精神」。與喬治·華盛頓在告別詞中的用語相類似，但是，美國此時的中立並不等同於19世紀的孤立，因為威爾遜並不打算讓美國像以前那樣對歐洲戰爭完全不聞不問，而是試圖讓美國在未來議和中充當調停者與和平的促進者。
美國雖然宣布了中立，但是並沒有割斷與歐洲的聯繫，美國人在思想和情感上也並非沒有傾向性。事實上，由於歷史、文化、情感和經濟上的聯繫以及英國在美國進行的反德宣傳，大多數美國人在感情上偏向協約國一方。美國中立也並不意味著切斷與交戰國的一切往來，相反，戰爭為美國提供了更多的與雙方貿易的機會，特別是與協約國的貿易。隨著戰爭的進行，美國中立政策執行的後果實際上逐漸有利於協約國方面，特別是英國。
威爾遜決心摒棄西奧多·羅斯福的現實主義和威廉·塔夫脫的「金元外交」，實施所謂的「新外交」：將一個國家的人民與統治者區別開來，重視公眾輿論的力量；從道德和原則而不是利益衝突的角度看待國家間關係，對國家行為進行道德評判，甚至將道義目標置於物質利益和權力政治考慮之上；相信民主國家愛好和平，相互之間更容易保持友好的關係。
一戰結束後，爾遜將和約送交參議院，請求國會批准。96位參議員分裂為4個集團：忠於威爾遜的民主黨人，約有40人，主張無條件通過和約，為「非保留派」，被稱為「強硬國際主義者」（strong internationalists)；以弗蘭克·凱洛格（Frank B.Kellogg）為首的「溫和保留派」（Mild Reservationists)，約有13人，都是共和黨人，主張對和約，主要是國聯盟約進行一定的修改；以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為首的「強硬保留派」（StrongReservationists)，包括約20位共和黨人和少量民主黨人，主張對盟約做大的修改；以及16個「不妥協分子」（Irreconcilables)，大多為共和黨人，以威廉·博拉(William E.Borah）為首，完全反對美國加入國聯，堅決拒絕國聯盟約。
美國領導人認為，法國的安全和穩定不在於儘可能地削弱德國，不在於維持歐洲的現狀，而在於通過復興德國經濟保持魏瑪共和國的穩定，並最終使德國融入歐洲。一個繁榮、穩定、融入歐洲的共和制的德國不會威脅法國，並可成為歐洲和平的基礎，而保持德國低人一等的地位將是一項失敗的政策，歐洲的和平之路是法德和解，而不是法德對抗。在美國看來，支持法國會助長法國在德國賠款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甚至導致法國在歐洲大陸的霸權。英國也有類似的看法。但實際上，美國和英國都高估了法國的能力和心理，法國的不安和不妥協是源自對德國的恐懼，而不是出於謀求歐陸霸權。同時，在美國領導人看來，德國經濟的復興是整個歐洲經濟復興的關鍵。
美國的計劃是利用美國的經濟力量來推行共和黨政府的國際秩序：在經濟上，利用美國的資本幫助歐洲復興，其前提是協約國把德國的賠款削減到合理的數額，然後美國向德國提供資本，德國利用美國的資本實現經濟復興和政治穩定後向協約國償付戰爭賠款，然後協約國償還美國的戰債。這樣即解決了賠款和戰債問題，又促進了歐洲貨幣和財政的穩定，並最終可以使歐洲經濟得以復興；在安全問題上，以停止向歐洲提供貸款相威脅，促使歐洲國家籤訂安全條約，解決法國及其盟國的安全擔憂。這樣，在經濟和安全領域雙管齊下，使德國逐漸融入歐洲，一勞永逸地解決德國問題。同時這一戰略還可以避免美國承擔政治和安全義務，既不會遭到國會和輿論的反對，同時又實現了歐洲復興和穩定的目標。
1928年後，美國領導人以為新秩序已經建立起來，戰後歐洲的危機已經度過，歐洲總體的穩定已經實現，和平已經有了保障，美國進一步捲入歐洲事務已經不必要了。1929年11月，胡佛在停戰日演講中對和平的樂觀情緒反映了美國決策者的自滿情緒。
1929年10月，華爾街股票暴跌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把20年代的樂觀情緒一掃而空。伴隨經濟大危機而來的是極權主義的興起和戰爭，戰後美國領導構建的國際秩序也逐漸坍塌。面對這一形勢，美國卻拒絕承擔領導世界走出危機和捍衛國際秩序的責任，其外交從20年代有限的國際主義轉向孤立主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隨著各國經濟的蕭條和世界貿易的急劇萎縮，曾經顯赫一時的國際銀行家和國際投資者聲名掃地。以自由企業制度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被視為製造貪婪、投機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而受到嚴厲的譴責，而經濟國際主義則作為資本主義變種和幫兇遭到唾棄。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轉而奉行自給自足的經濟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貨幣操縱，包括放棄金本位制和宣布本國貨幣貶值以刺激出口；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包括提高進口關稅和建立非關稅壁壘；對經濟活動實行管制，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幹預。
面對日本以武力佔領中國東北，破壞《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的行為，胡佛政府的反應與在經濟領域的反應一樣：拒絕在維護遠東國際秩序問題上承擔領導責任。國務卿史汀生從國際秩序完整性的視角來看待日本的行為，認為日本的行為破壞了國際秩序，並主張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以捍衛條約的神聖性。
一系列《中立法》實際上表明孤立主義者的信念：美國的利益仍然不會受到國際形勢的實質性影響；歐洲的利益仍然與美國沒有關係或關係甚少；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因為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受到了損害，而是軍火商人和銀行家陰謀操縱的結果，通過禁止向歐洲國家貸款和出售軍火，通過禁止美國人乘坐交戰國船隻，禁止使用美國商船運輸軍事物資，甚至通過放棄美國的中立權利，美國可以避免捲入戰爭。
希特勒入侵波蘭後，羅斯福採取兩項措施：一是於9月5日宣布中立；二是於9月8日呼籲國會召開特別會議，修改《中立法》，取消軍火禁運，把1937年《中立法》的「現款自運」原則擴大到軍火。
在國際主義者看來，對交戰雙方平等地實行禁運實際上有利於侵略者，而只有實行有區別的禁運，美國才能避免戰爭。
孤立主義者反對美國援助歐洲的理由主要有四個：第一，這是歐洲的戰爭，是歐洲古老的帝國爭霸鬥爭的繼續，並不涉及道德與國際正義的問題，因此與美國沒有關係。第二，德國無法戰勝英國，即使德國主宰歐洲大陸，甚至打敗英國，對美國安全也不構成威脅，因此援助英國是不必要的。第三，美國無力解決歐洲的問題，援助歐洲是得不償失的。第四，《租借法》將把美國帶入戰爭。
但是，羅斯福還是堅信公眾會走出孤立主義的，在對公眾進行教育的同時，羅斯福也試圖對美國的中立政策進行調整：對日本實行飛機及其製造材料的道義禁運、美國宣布進出口銀行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的貸款，中國政府則用桐油來償還。捲入戰爭後，羅斯福的外交目標有兩個：一是以最少的美國人員的傷亡來取得對軸心國的勝利；二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新的國際秩序以建立持久和平、實現經濟繁榮，避免30年代經濟危機和戰爭的重演。軍事戰略：「歐洲（德國）優先」（Europe First)戰略；在政治上，共和黨人，特別是中西部的孤立主義者一直反對美國捲入歐洲的戰爭，但對亞洲一直給予極大的關注。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從「四警察」計劃到聯合國轉變的一個過程。羅斯福心目中的大國就是美、蘇、英、中四大國，即他所說的「四強」，或「四警察」（Four Policemen)。他認為小國建立軍備純粹是一種浪費，因為如果發生戰爭，小國的軍備「面對大國的現代軍事裝備是毫無價值的」，而在和平時期對小國卻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且「最糟糕的是，維持常備軍是很多小國，如在巴爾幹地區的小國被不斷地捲入戰爭的主要原因，而這些戰爭會影響大國的利益，最終也會使大國卷進衝突之中」。
羅斯福等人也把殖民地問題納入戰後秩序的籌劃之中，相信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必須終結帝國體系，解決殖民地問題。他們從戰爭伊始就認識到，戰爭必然導致亞非民族主義的高漲，殖民主義必將終結，美國的政策應該是推動殖民地人民的自決和獨立。
以集體安全、自由貿易和人權保障為核心的自由國際主義原則體現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根植於美國外交中獨特的理想主義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籌建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國際秩序的「美國化」過程，是美國核心價值觀在國際關係中的應用。美國運用戰時巨大實力、聲望和決心，實現了國際秩序的「美國化」。
參考文獻：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和秩序追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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