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六十四件禁止出國文物之后母戊銅鼎和利簋
2002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印發《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規定64件(組)一級文物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目的是保護國家一級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損品。今天我們來介紹其中的.后母戊銅鼎和利簋兩件文物。
后母戊銅鼎
后母戊鼎(原稱司母戊鼎)，又稱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陽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的代表作，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后母戊鼎因鼎腹內壁上鑄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長方形，口長110釐米、口寬79釐米，壁厚6釐米，連耳高133釐米，重達832.84公斤。鼎身雷紋為地，四周浮雕刻出盤龍及饕餮紋樣，反映了中國青銅鑄造的超高工藝和藝術水平。
后母戊鼎的發現和保護
1939年3月，河南安陽武官村的吳培文的叔伯哥哥吳希增在野地裡探寶，探杆探到13米時，碰上了堅硬的東西，挖出來一看，頭上帶著銅鏽。當晚，他們找了十七八個人，趁著夜幕動工挖掘，為了防備日本人發現，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隊伍擴大到40多個村民，連挖了三個晚上，抬上來一個銅鏽斑斑的龐然大物正是震驚後世的青銅器國寶后母戊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陽被日寇佔領。后母戊大方鼎出土後，秘密運回村中，暫時埋到了吳培文的院中，用柴草偽裝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當時駐東營飛機場的日本警備隊隊長黑田榮報告此事。黑田榮很快就來了吳培文家，繞著鼎一邊轉圈一邊嘀咕"寶物！寶物！"大鼎落入了當時侵華日軍的眼中。
日本人走了，吳培文他們的心也提起來了，再留著鼎，可能性命難保。一番商量後，他們找來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貨"，打算賣掉。肖寅卿來了後，出價20萬大洋，卻要求將大鼎分割成幾大塊裝箱。據資料記載，農民們還真用鋼鋸、大鐵錘，趁著夜深人靜分割大鼎。雖然是受了20萬大洋的誘惑，但畢竟越砸越覺得作孽，吳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大家橫了一條心，決心要把大鼎好好保護起來。
之後，日本人連續派兵進村搜寶。第一次，日軍100多人將吳家大院翻了個底朝天，由於此時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終於無功而返。日本人走後，吳培文將大鼎轉移到了自家馬棚地下。第二次，日軍來了三輛大卡車，一進村，就架起了機關槍，吳培文急急忙忙檢查了馬棚的偽裝，又潑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軍包圍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吳培文聽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聲，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馬棚，謝天謝地，大鼎仍在。吳培文大嘆"大爐有靈，天助我也。"
這之後，吳培文花20大洋從古玩商處買了一個青銅器贗品，藏在自己家炕洞裡。不久以後，日本兵和偽軍又進村了，直撲吳家後院，扒開吳培文的睡炕，搶走了那個贗品青銅器。但由於日本人仍舊盯緊了吳培文的行蹤，要繼續搜捕他。為了保護大鼎安全，吳培文將大鼎秘密託付給自家兄弟，遠離家鄉避難，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安陽。吳培文等鄉親為保護國寶，在吳家大院三次轉移埋藏地，最終將其埋藏在吳家大院東屋，免遭日寇掠奪。直至抗戰勝利。
1946年6月，當時的安陽政府一位"陳參議"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勸說吳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時任安陽縣古物保存委員會主任陳子明和國民政府安陽縣縣長姚法圃帶著一班警察，將大鼎從吳家大院東屋挖了出來。這一事件登載於當時的《民生報》："7月11日夜派隊並商得駐軍X部之協助，至該村掘至終夜，於天明12日早晨將古爐用大馬車運縣存放古委會內。"此文中"古爐"即后母戊鼎。曾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倡議創建的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通過收購、撥交、發掘，集中全國第一流珍品約二三十萬件，其中便包括后母戊鼎。
1948年，大鼎在首都南京首次展出，據記載，蔣介石曾親臨參觀，大鼎轟動了整個南京城。1949年國民黨撤往臺灣時原有意將大鼎運往臺灣，但由於大鼎過於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飛機場，後被解放軍發現，轉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后母戊鼎從南京調往北京，成為鎮館之寶，並一直存於國家博物館。成為了中國國家的鎮國之寶。
吳培文撫摸后母戊鼎2005年，大鼎回歸安陽"省親"，已經83歲的吳培文在殷墟門口，時隔59年終於再次與大鼎見面。他一眼就認出大鼎來"分別時兵荒馬亂，再見時國富民強"。老人一直覺得，保護了大鼎沒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價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為大鼎的發現人和保護人，他被特許可以撫摸大鼎。
鑄造工藝
后母戊鼎的鑄造工藝十分複雜。根據鑄痕觀察，鼎身與四足為整體鑄造。鼎身共使用8塊陶範，每個鼎足各使用3塊陶範，器底及器內各使用4塊陶範。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之後再裝範澆鑄而成。鑄造此鼎，所需金屬原料超過1000千克。而且，製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範、合範灌注等過程中，存在一系列複雜的技術問題，同時必須配備大型熔爐。后母戊鼎的鑄造，充分說明商代後期的青銅鑄造不僅規模宏大，而且組織嚴密，分工細緻，顯示出商代青銅鑄造業的生產規模與傑出的技術成就，足以代表高度發達的商代青銅文化。鑄造這樣大型的青銅器，首先要分別鑄出部件，然後再合鑄成為一個整體，工藝十分複雜。鑄造時需要二三百個工匠同時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此外，經光譜定性分析與化學分析的沉澱法所進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戰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築氏》所記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從中可見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內在傳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聰明才智。
用途、特徵和價值
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有關青銅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記載，認為在鼎腹內壁銘文"后母戊"三個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婦妌的廟號。以及根據銘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兩個兒子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親婦妌而制的。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為後配)，折沿寬緣，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長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飾一列浮雕式魚紋，首尾相接，耳外側飾浮雕式雙虎食人首紋，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稜脊，腹部周緣飾饕餮紋，均以雲雷紋為地。足上端飾浮雕式饕餮紋，下襯三周凹弦紋。
腹內壁鑄有"后母戊"三字。字體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筆劃的起止多顯峰露芒，間用肥筆。該鼎是商王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氣勢恢宏，紋飾美觀，鑄造工藝高超，亦是已發現最大的商代青銅禮器。
后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見的青銅器貴重文物，它是迄今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重832.84公斤，高133釐米，口長110釐米，寬78釐米，足高46釐米，壁厚6釐米，大得可以做馬槽，所以人們又叫它"馬槽鼎"。后母戊鼎紋飾美觀莊重，工藝精巧，一向為世人所欽羨。它的價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鑄有精巧的盤龍紋和饕餮紋，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傳說中喜歡吃各種食物的神獸，把它鑄在青銅器上，表示吉祥、豐年足食。耳廓紋飾俗稱虎咬人頭紋，這種紋飾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頭繞到耳的上部張口相向，虎的中間有一人頭，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還有兩尾魚形。足上鑄的蟬紋，圖案表現蟬體，線條清晰。后母戊鼎是中國殷代青銅器的代表作，標誌著商代青銅鑄造技術的發展水平和中國高超的鑄造水平。
經研究考證，鼎腹內壁銘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婦妌的廟號。后母戊鼎是用陶範法鑄造而成的，在商後期鑄造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約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經測定，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古文獻記載制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銅禮器，享有"鎮國之寶"的美譽。現為國家一級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名單。
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徵商簋"、"周代天滅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銅器，1976年出土於陝西臨潼縣零口鎮，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利簋通高28釐米，口徑22釐米，重7.95千克。利簋器侈口，獸首雙耳垂珥，垂腹，圈足下連鑄方座。器身、方座飾饕餮紋，方座平面四角飾蟬紋。此種方座青銅始見於西周初年。器內底鑄銘文4行33字，記載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利簋為圓形兩耳方座，這是西周出現的新式樣。利簋銘文內容與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隨武王參加戰爭，勝利後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確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利簋採用上圓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銅簋的典型造型，同時也是中國古人對天圓地方這種古老觀念的體現 。
紋飾：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紋飾是以饕餮紋為主題;兩側加飾倒夔紋;圈足飾夔紋帶;方座面四隅加飾蟬紋;都用雲雷紋為底來襯託主題。方座上的獸面造型與利簋腹部的主體獸紋相仿，獸面巨目凝視，森嚴恐怖。仔細觀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還裝飾有夔龍紋，呈二方連續圖案繞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飾以蟬紋。獸面紋、夔龍紋和雲雷紋三種紋飾共同裝飾在青銅利簋上，線條流暢清晰，給這隻肅穆莊嚴的西周銅簋平添了幾分凝重和神秘。利簋的主要部位腹上用饕餮紋來裝飾。饕餮紋與夔紋、龍紋、鳳紋等一樣，都屬於幻想的神話動物。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饕餮紋的形象被刻劃為以鼻梁為中心，眉、眼、耳、角分別以對稱形式排列在左右兩側。饕餮紋所呈現出的猙獰恐怖具有一種神秘的威嚴感，體現了奴隸主上升階段時的歷史必然力量，是一種"獰厲之美";但也體現了獸性的殘忍，即美中有醜。饕餮紋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為了張揚其威嚴的權利，以之鎮懾邪魔和愚弄平民;另一方面是為了告誡自己的子孫臣僕們不可過於貪暴。夔紋的形象是頭大嘴長，張口，身細尾尖作捲曲狀，均為一足，一角。夔紋和饕餮紋具有同樣的裝飾作用，所以夔紋也常被飾於器物上。雲雷紋是青銅器上的一種最常見的典型紋飾。基本特徵是以連續的迴旋形線條構成的幾何圖形。有的作圓形的連續構圖，也單稱為雲紋;有的作方形的連續構圖，也單稱雷紋。雲雷紋常裝飾在青銅器紋飾的空白處作為底紋，用以烘託主題紋飾，如利簋上的雲雷紋被用來烘託饕餮紋。利簋器身所飾的花紋，具備了特有的歷史面貌和時代風格，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時期的工藝美術特徵。這些裝飾花紋是和盛行青銅器的商周時代的社會生產、生活、思想意識緊密聯繫的，是奴隸制社會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組成部分之一 。
文字：利簋銘文字體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體結構是一致的 。其銘文字體扁長，字跡凝重穩健，並保留有商代銘文字體首尾尖中間粗的特徵，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
價值：該簋最為重要，也最有價值的是該器腹內底部所鑄4行33字銘文，雖很簡略，卻記錄了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戰"，因此，也有人稱其為"武王徵商簋" 。利簋內壁銘文明確記載"武王徵商"之役發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歲"星正當中天。之前，由於缺乏實物資料，關於牧野之戰的具體日期，千百年來，史學界多有紛爭，歷代學者根據有關記載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數十種之多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過程中，碳14測年專家用西周初年遺存中出土的炭樣作了測年，給出武王伐紂之役發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範圍;天文學家依據銘中所記"甲子"日"歲"(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參照《國語·周語下》記載的天象記錄，計算出武王伐紂的時間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這一著名的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它為商周兩代的劃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據 。
利簋的發現，除澄清了以往關於武王伐紂具體日期疑惑外，還證實了《尚書·牧誓》、《逸周書·世俘》等文獻記載的某些具體史實。例如武王伐紂在甲子日晨，並逢歲(木)星當空，這印證了《尚書·牧誓》中"時甲子日昧爽，王至於商郊牧野"的記錄，也與《淮南子·兵略訓》等古代文獻所記相合;又如，利簋銘文證實了古籍中所載的"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的正確記載 。總之，利簋銘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