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明代比利時傳教士在中國的故事。
金尼閣 1577年3月3日或13日—1628年11月14日
金尼閣（字四表，本名為「 Niklaas Trigaul」或「 Nicolas nicola」），比利時傳教士，生於法國杜埃，曾在當地的耶穌會學校進行學習。1594年11月9 日或22日，金尼閣在比利時圖爾奈加入耶穌會，隨後去往法國北部城市裡爾，之後又前往根特（今比利時境內），在那裡生活了八年，一邊講授修辭學，一邊學習語言學、地理學、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系統地深入地接受了神學教育後，金尼閣於1606年獲準前往東方傳教。
1607年，金尼閣 從科英布拉乘船啟程，在果阿及其周邊地區停留了兩年多的時間後，於1610年抵達澳門，1611年3月，金尼閣從澳門經陸路來到南京，並暫時在高一志（即王豐肅 ）和郭居靜兩位的指導下學習漢語。
1611年5月8日，當時新任耶穌會中國教區會長的龍華民派金尼閣前往杭州，而不久前李之藻的父親剛剛在杭州去世，隨後金尼閣又從杭州前往北京，並於當年8月從北京返回南京，繼續學習漢語。據記載，在此期間，金尼閣每到一處便會測量當地的經度和緯度。就在此時，龍華民打算（這顯然與其上級的想法有所不同）從羅馬教皇處獲取一些特許，從而可以從歐洲徵募新的傳教士，尋求資金資助以及為北京和其他地區募捐圖書。因此，龍華民委託金尼閣作為其特使返回歐洲。
大約在1613年2月9日，金尼閣離開澳門，這次返回羅馬之旅對他來說並不一般。金尼閣乘坐一艘阿拉伯輪船從果阿出發，在荷姆茲海峽停留後轉換陸路繼續前行，途中經過巴斯拉、巴格達、摩蘇爾、阿勒坡，隨後穿越地中海，於1614年末返回羅馬。關於金尼閣此行的記載目前都以手稿的形式保存在布魯塞爾和維也納。金尼閣順利地向教皇保羅五世奏陳了此行的任務，1615年，他還翻譯並出版了利瑪竇的回憶錄，其中增補了兩章有關其死亡及安葬的內容。
為了完成龍華民的委託，金尼閣漫遊西歐各主要國家，從西方名士處募集圖書鐘錶、天文和數學儀器，以及一些珍貴的器物[如佛蘭德斯地區的掛毯、來自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王后瑪麗·德·美第奇的禮物、西班牙女王伊莎貝爾賜給的教堂飾 品、畫作，以及大主教特雷韋斯的遺物]，此外，金尼閣還募集到大量的王國貨幣，所有的這些都促進了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1618年2月，金尼閣再次回到裡斯本，在那裡將從歐洲各地徵募的二十二 位新的傳教士聚在一起準備前往中國，其中就有鄧玉函、羅雅谷和湯若望。在菲利普 三世準許金尼閣帶領本國幾位傳教士前往中國並捐助了足夠在中國建立十五個傳教點的財物後，1618年4月16日，金尼閣率領新的傳教使團乘船離開裡斯本，再次踏上來華旅程。途中，這些傳教士組成了一個學習團體，由金尼閣講授漢語、鄧玉函講授數學，輪流進行，他們每天還研討天文知識，但後來由於船艙內瘟疫傳染，數名傳教士因此斃命，其中就包括金尼閣的弟弟，他的名字可能是埃利，也可能是菲利普，金尼閣本人也差一點命喪旅途。
金尼閣等人於1619年7月22日抵達澳門，帶來了已經面見羅馬教皇的消息、充 裕的資金以及募捐來的圖書器物，受到了熱情的接待。 此後九年，金尼閣輾轉在中國內陸傳教，1622年在杭州傳教，1623年前往開封，1624年從開封來到山西絳州，隨後又從絳州前往西安，成為第一個目睹781年唐代景教碑出土的歐洲人，1625年返回杭州。雖然金尼閣返回歐洲數年，但由於他花費大量時間為歐洲以及中國的讀者編撰出版了許多實用的書籍，因此無論是在口語表達還是書面著述上，他的漢語造詣仍然很高。在絳州、西安兩地，金尼閣開啟了同時用漢語和拉丁語出版著述的先河。
在傳教的同時，金尼閣還曾在南直隸江西和廣東三地任司帳來管理教務，然而對後世影響最大還是他的著述以及在歐洲為在華傳教所作的宣傳和努力。金尼閣在杭州去世後葬於大方井傳教士公墓。
魯本斯於1617 年所作的一幅身著中國服飾的耶穌會傳教士畫像通常被認為是為金尼閣該畫像 現存於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杜埃博物館也藏有一副本在金尼閣眾多漢語著述中，值得一提的是他1625年在杭州完成的《推定歷年瞻禮日單》，該書是為在華傳教士所作的，同時用中國的曆法和歐洲的曆法推算天主教的齋戒和節慶，不僅以漢語出版，還以拉丁語和敘利亞語刊行。這原本是利瑪竇的工作計劃，後來由金尼閣完成。
1626年，在王徵的協助下，金尼閣在杭州完成了有關漢字發音的《西儒耳目資》一書的編纂明末清初學者方以智深受該書的影響，《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也對其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1625年在西安傳教時，金尼閣還翻譯了《伊索寓言》並命名為《況義》，1840年該書在香港被增訂重印。
在西語著述方面，金尼閣最主要的貢獻是他1615年在羅馬刊刻的《基督教遠徵中國史》， 漢語譯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這部著作並不是利瑪竇的原作，利馬竇的原金尼閣作用義大利語寫成並留有手稿，主要涉及中國及其傳教經歷，利瑪竇去世後由費奇觀、龍華民和郭居靜增補修訂。
金尼閣用拉丁文對利瑪竇的原作進行增寫，其中也不乏對其有一些刪減和誤讀，然而此書一經刊印便在歐洲引起轟動，很快便出現了法語譯本、德語譯本、西班牙語譯本、義大利語譯本，而且還被部分翻譯成英語。1910年，一位學問淵博的耶穌會士汾屠立將利瑪竇的原始手稿同其他書信一起編輯成兩卷本的《利瑪竇 神父歷史著作集》（，然而，汾屠立雖然學識淵博卻不懂漢語，德禮賢將這些手稿書信校訂後編入其三卷本的《利瑪竇全集》。雖然這些作品都是精品，但還是金尼閣的拉丁文譯本在歐洲引起的反響最大，至少在英語讀者中如此。
1942年，耶穌會士路易斯·加萊格 爾在金尼閣譯本第一卷的基礎上 寫成《曾經的中國》，1953年又根據金尼閣譯本全五卷寫成《十六世紀的中國：利瑪竇1583年至1610年間的行紀》。 1619年，金尼閣再次來華時帶來了大量外文書籍，這是三百五十多年前耶穌會為中國留下的最為珍貴的遺產。據說這些書籍共有七千餘部（儘管這一數據有待進一步考證），包括來自羅馬教廷圖書館的五百三十四種圖書（共四百五十七卷），金尼閣曾這樣描述這些圖書，「這些書籍種類繁多，除了文學、哲學和神學外，還涵蓋在圖書館所能找到的許多其他領域的書籍，如醫學，教規、民法、音樂等，在數學方面，我幾乎收集了所有的著述，再者，這些書裝幀精美，封面為紅色封皮，上面印有不同的教皇徽章，書名為燙金字體。我也儘量去募集一些鴻篇巨製。」。這些書籍經歷了三百多年的風風雨雨，目前仍有許多存世 現今（至少到1949年）大部分珍藏在北京北堂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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