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最高的詩歌總集，它原本叫《詩》，因為它共包含了三百零五首詩歌，所以也叫「詩三百」。從漢朝起，《詩經》便被尊為儒家的經典，所以得名《詩經》。《詩經》這個名字正式啟用的時間，史料記載是起於南宋初年，當時的漢朝毛亨、毛萇曾注釋《詩經》，因此《詩經》還有個小名叫《毛詩》。因為《詩經》中的作品都可以用樂器伴奏演唱，所以《詩經》也被稱為我國古代第一部樂歌總集。
自西漢以來，經書就被確立為國家的經典，宋代時又被定為科舉用書，每個讀書人都會熟讀經書，就像今天要參加高考的學生必須學好語數外一樣。《詩經》作為古代的教科書之一，它其中所包含的大多數詩的作者已經無法考證，但是據《史記》記載，其最早的作品大約形成於西周初年，是周公旦所作的《風·鴟鶚》;另據鄭玄的《詩譜序》記載，《詩經》中最晚的作品大約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是《陳風·株林》，跨越了五百多年。而從其所包含的作品看，《詩經》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西起陝西和甘肅，北到河北西南，東至山東，南至江漢流域的黃河流域。
關於《詩經》的收集和選編成書，歷史上的說法眾多，其中有三種說法比較權威，這就是：「王官採詩說」、「公卿獻詩說」和「孔子刪詩說」。「王官採詩說」最早出自《左傳》，《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採歌謠，以觀民風。」也就是說，《詩經》的形成是當時的天子為了了解民情，命令百官收集整理的這些詩歌民謠。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鋒，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日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也就是說，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三四月分農忙時到全國各地採集民謠，後由史官整理後獻給皇帝，目的是讓皇帝不出宮門就可以了解民情。這裡所說的「行人」跟我們現在所說的行人不同，翻看《左傳》就知道，這裡的行人指的是當時皇帝派出的採詩官。西漢後期的著名學者劉歆也在《與揚雄書》中寫道：「語問三代，周、泰軒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公卿獻詩說」是說當時的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關於這種說法的可靠記載見於《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眼賦，朦誦。」也就是說，《詩經》的形成是當時的諸侯百官為了應對上司的考核，紛紛施展自己的本領茶路「獻」出來的經典。
還有一種說法是「孔子刪詩說」。這種說法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也就是說，之所以有經典的《詩經》總集的出現，是孔子根據禮義標準，從原來的三千篇古詩裡面篩選出三百零五篇形成的。但是關於這種說法，質疑與很多，唐代著名大經學家孔順達、南宋著名儒學大師朱熹、明代朱鮮尊、清代魏源等均對此說持懷疑態度。因為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魯公子季機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而孔子是公元前551年生人，也就是說，在孔子不到十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怎麼可能是孔子「刪詩」而成《詩經》的呢？現在通常認為《詩經》是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的，而孔子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是指(風)、(大雅)、《小難》、《頌》的四商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經》的文體分類，而「賦、比、興」是指《詩經》的表現手法。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十五組，共一百六十篇，是十幾個地區的樂曲，包括周南、召南、部、都、衛、王、鄭、檜、齊、魏、唐、秦、病、陳、曹的樂歌。《風》是當地當時的流行歌曲，非常帶有地方色彩。從內容上來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而作者大多數是接近百姓生活的民間歌手。當然，也有個別的貴族樂歌。
對於《雅》的認識和理解，歷史上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認為「雅」即「正」的意思，是周朝統治地區的音樂。這種觀點認為「雅」是「正聲」，它和其他地方的音樂有很大的區別，相當於今天的「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的區別。《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同為周朝統治地區的音樂，《大雅》和(小雅)在各自的功能上還做了細分。《大雅》一般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的音樂，大多是朝廷的王族公卿們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內容幾乎都是跟政治相關的，有讚頌勤政的，也有諷刺弊政的，很少有表達個人感情的。《小雅》大多為宮廷宴請賓客的音樂，但它的一部分關於戰爭和勞役的詩歌與《國風》類似，如《採薇》、《何草不黃》，《病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
《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合稱「三頌」。(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大部分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的祭祀樂章，其內容多為宣揚天命、讚頌祖先的功德。例如，《周頌》中的大武舞由就是頌揚周文王、周武王等君主的功業的舞曲;《魯頌》中的《泮水》是讚頌祖先功德的詩歌;《商頌》中的五篇也都是宗廟祭祀音樂，充滿了祝頌之辭。
《頌》較少運用比、興手法，缺乏形象性和韻律美。例如《周頌》產生的時代較早，語言非常典雅莊重，很少有清新活潑之氣，押韻也不規則。《魯頌》產生的時間比《周頌》晚，在創作上受到了《風》和《雅》的影響，有些詩的風格跟《風》和《雅》類似。
「賦、比、興」是詩經的三種表現手法，是根據《詩經》的創作經驗總結出來的。「貼賦」的表現手法是平鋪直敘，作者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句子表達常常用鋪陳和排比，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排比的修辭手法，可以渲染某種環境、氣氛和情緒。賦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賦中比興，或者起興後再用賦。在賦體中，尤其是富麗華美的漢賦中，賦法被廣泛地採用。如《七月》敘述農夫在一年十二個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賦。
「比」相當於現在的比喻的修辭手法，往往以一個事物比喻另一個事物。一般來說，用來作比喻的事物往往比本體事物更加生動具體、形象生動，便於人們理解。比的表現手法在《詩經》中用得非常廣泛，例如《魏風。碩鼠》的整首詩都是以擬物的手法來表達感情的;而《衛風·碩人》中則在一部分中用比的手法。在描繪莊姜之美時，詩中說到她「手如柔黃，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比的手法用得非常出色。
「興」就是將情寓於象中，先說他物一一種意象，然後藉以聯想，從他物引到詩人真正想要表達的事物、思想，感情上來。興往往能激發讀者的想像，能增強意蘊，產生詩意盎然的藝術效果。《孔雀東南飛》就用了興的表達手法，今人能對這首詩口口相傳，跟興的表達手法所起到的表達效果有很大的關係。
《詩經》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幾千字只能對詩經做個概覽，要想了解《詩經》的更多知識，讀者應當近距離地接觸《詩經》的名作名篇，在閱讀具體作品時更深刻地理解《詩經》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