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讀書日，歷史上談北京的書籍不少，這些書籍中就包括很多外國人的作品。這些來華的外國人著書立說，用自己獨特的眼光記錄下了充滿異域風情的北京城。
▌張雙林
1915年的永定門城樓、箭樓及甕城。 攝影：喜仁龍
外國人記述北京的書籍，至少可以追溯到馬可·波羅時代。到了清末民初，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北京，他們不再滿足於浮光掠影的遊記文章，而是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方法記錄北京城，比如測繪和攝影術。這些人中，瑞典學者奧斯瓦爾德·喜仁龍最為知名，他的《老北京皇城寫真全圖》和《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如今已成為老北京研究方面的權威著作。除了喜仁龍，後來因記錄日寇在南京暴行而聞名的德國人約翰·拉貝也用圖文記錄下了當時的北京城，後被編成《我眼中的北京》和《慈禧的最後詔書》出版……這些外國人留下的珍貴史料對後世研究北京歷史文化提供了不少佐證。
古城牆留在喜仁龍的影集中
來過北京的外國人，幾乎都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有濃厚興趣，但大多是泛泛而談，在著書作文時往往將民間傳說和道聽途說的東西夾雜進去，缺少科學性和史實性，而喜仁龍通過測量技術和建築學等科學觀點來加以記述，使人耳目一新。當人們在談論正陽門的高度時，喜歡用「前門樓子九丈九」來概括，殊不知，喜仁龍已測出精確高度為「城臺平面處寬50米，最大進深為24米，高38米」。至於北京內城城牆高度，「老北京」根據目測，以為一般高，而喜仁龍的測定為東城牆11.01米，西城牆10.30米，南城牆10.70米，北城牆11.92米。四面城牆高度並不一致，北高南低。目前從建築學研究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及故宮等古建築，不論中外，唯喜仁龍最權威。他的關於紫禁城、北海、中南海、圓明園的記述，都是從實地考察後寫的。因手段科學，雖然寫於1925年前後，但至今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當然，喜仁龍只是研究、記述北京的外國人中的個例，更多的人是從人文、地理和經歷方面談說北京。如美國學者、漢學家劉易斯·查爾斯·阿靈頓（1859-1942），他的《尋找老北京》一書又譯作《古都舊景》，記述的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
阿靈頓居京多年，對古城是有感情的，他筆下的北京，不像有些西方人以獵奇為主，或者專門編造和搜集老北京消極的一面。他的《古都舊景》對北京充滿感情，正如他在書中所言：「北京的誘惑力，在世界的聲譽和魅力是經世不衰的，近三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古老中華帝國的首都，是最有能力、最有文化、最具藝術鑑賞能力的地方。」他還認為，北京「不僅是中國，而且是遠東歷史上最優秀的部分，這座城市裡曾發生過許多戲劇性的事件，這個偉大城市裡沒有任何一座建築沒有為國家的歷史作出過貢獻。」
阿靈頓的《古都舊景》中還有許多介紹北京名勝古蹟的內容，但他沒有寫成旅遊指南，側重於介紹名勝古蹟背後的人文價值。如頤和園一章中，他認為「頤和園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命運」，批評了慈禧用重建海軍的銀子為自己造私園享受的賣國行為。阿靈頓曾就職大清郵政局郵政司，1920年退休。他對於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記憶猶新，他不贊同西方人和日本人對義和團的誣衊之詞，認為他們出的書是胡編亂造。阿靈頓對八國聯軍毀滅北京城的行為很憤慨，稱八國聯軍進城之後「躍入眼帘的就是破壞」，有些地區「沒有一家商店開門，幾乎看不到一個人」。
阿靈頓對北京的了解很深，尤其著作中「旁觀者清」的特點很引人注目，有研究者認為，他的《古都舊景》是繼喜仁龍的《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後「外國人研究北京城的第二部著作」。阿靈頓是很熱愛北京的，喜仁龍更是如此，他們在熱愛之餘對存在的問題也有很中肯的批評。如喜仁龍對民國初期德國工程師設計規劃前門改造就頗有微詞，認為當年大拆大建時「古建築被人為拆毀，無不扼腕嘆息」，前門的改造「都給人一種令人失望的印象」，而「箭樓的改建沒有什麼實際價值和理由，最令人痛心」。
談北京日本人也不甘寂寞
日本是我們的鄰國，歷史上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日本人寫的關於北京的書有些是值得一讀的。因歷史上的原因，日本人編輯的《北京志》一類書，有明顯的戰爭目的。如1907年出版的《北京志》就是由侵華的「北京駐屯步兵隊長山本中佐之託」編纂而成。不用說，這本書是為日本進一步侵華作準備的教科書。書中許多章節是日本軍官所寫，雖然枯燥、刻板，但細節嚴謹，對研究者還是有些意義的。1944年多田貞一編著的《北京地名志》是很認真的，但比較簡陋，參考價值不大。
目前，在外國人所著的北京歷史資料書中，以日本人所寫為多。如《唐土名勝圖會》、《中國遊記》、《白雲觀信訪錄》、《北京繁昌記》和《北京》等。有些是出自日本學者之手，有些則是日本軍部出資出人編的。像《白雲觀信訪錄》的著者就表示是獻給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厚禮，有明顯的侵略意圖。這些書是為日本讀者服務的，記述一般化，有些記述存在疏漏、失誤和不實之處，在引用中國史料時不嚴謹，而且字裡行間表現出對中國人的不敬及歧視。
拉貝的日記也有北京見聞
約翰·拉貝因1937年日本南京大屠殺時的日記而享有盛名，他也因營救中國人而被後人稱為「南京的辛德勒」。《拉貝日記》中除有其在南京的歲月外，還有他1908年到1930年間在北京、天津的生活記錄，其中對北京的記錄可算是談說北京的第一手材料。拉貝在京的日記後被編成《我眼中的北京》和《慈禧的最後詔書》兩部書。書中有許多1908年到1930年間他在北京的生活和見聞。其中《我眼中的北京》還圖文並茂，書中有數十幅珍貴的照片。書共分為四卷，分別是市井生活、北京民俗、典型建築和名勝古蹟四卷。
約翰·拉貝在華期間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的職員，不是專業的作家，因此他談說北京時更熱衷於加進一些逸聞傳說，今天讀來更為有趣。如他在「公主墳」一節中記述他1908年乘船去京郊高碑店地區的公主墳遊覽，「出了使館區的東門，穿過哈德門後左轉，沿著運河河岸一直向前，過了東便門搖搖欲墜的橋之後乘小船走運河水路，行程過半後遇到一座閘，過了閘改乘大船，乘大船可以直到公主陵的入口」。他所記錄的公主墳是和碩和嘉公主，系乾隆第四女，其額駙為傅恆之子福隆安。閘是通惠河上的二閘。對於公主墳主人是誰，他可能不知道，但記了一段傳說故事；說什麼墳中的公主生前「愛上了自己的馬夫，皇帝下令將二人處死。但因為公主畢竟是皇家血脈，所以死後仍為她修建了一座皇家陵墓。」這種描述自然與歷史無關，可能是從歐洲童話故事中演繹來的。不過，由於書中附有照片七八張，讓人們可以看出當年公主墳的規模，而可以乘船去的公主墳，唯此一處，故十分有趣。
拉貝在北京生活多年，其中1908年慈禧去世前後的日記很有史料價值。1908年11月13日述說：「使館區內部消息：昨天晚上慈禧太后病逝，這很可能引起動蕩。」而11月14日又記載：「慈禧太后身染重病，處於彌留之際。使館區中每個歐洲人身上都攜帶武器，鎮定自若。」在此之後的11月17日又寫道：「街道日夜都有中國士兵把守，銀行停業，紙幣貶值。」在這個階段中，日記記了不少傳聞和推測，最終寫道：「謝天謝地，局勢終於有所好轉。皇后和小皇帝（即溥儀）被謀害的消息是假的。」「似乎紫禁城內除了皇帝駕崩和新帝繼位就沒有別的事情發生」。
在拉貝之後的另一個德國人恩斯特·柯德士著的《閒置的皇城》也很有趣，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德國記者眼中的老北京，對於喜歡老北京歷史文化的人而言，是一本不錯的參考資料。作為記者，柯德士因熟諳漢語，對北京的觀察更為認真、仔細，對老北京充滿愛意。柯德士在中國長大，母親有一半中國血統，因此他有濃鬱的中國情結，對中國人民有著與生俱來的親切感。所以，他在書中說：「我覺得，我不應該是一個純粹來這裡消遣娛樂的旅遊者，而應該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中國社會生活的觀察者……」
柯德士對北京充滿友善感情，字字句句都是溢美之詞：「北京，一個精心打造的、完全統一的藝術傑作，一座無與倫比的、風格獨特的城池！」對於故宮紫禁城，他稱讚道：「紫禁城的富麗堂皇，很難用語言表達出來。每一個細節都設計得如此別致，精美絕倫。整個效果井井有條，建築結構堅固結實，看起來，再經受數百年風雨也不成問題。這真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夢境。」在圓明園裡，他面對被英法聯軍毀壞後的建築遺存，頗為感慨：「今天，這裡空無一人，到處殘留的是巨大的石塊、石墩、石柱，陽光下仍舊閃亮的彩陶釉瓦、石塊堆，以及曾經將收藏童話般神奇珍寶的廳堂團團圍住的圍牆殘垣。可以想像，英法聯軍在這裡到底發洩了多大的破壞力，連這些堅固的牆體都被摧毀推倒！」足見柯德士是有正義感的。
柯德士《閒置的皇城》有些內容還有史料價值，像白雲觀的「老人堂」，有些書刊都有介紹，但內容不夠詳細，柯德士記下了其中五位老人的年歲，分別是146歲、134歲、132歲、152歲和116歲。據記載，當年白雲觀老人堂有六位老人，全是女性，其中一位年歲多大柯德士沒有記住。如今，有人活到120歲以上被視為奇蹟，而當年還有152歲的老人在白雲觀裡頤養天年呢！
記述北京的外國人還有很多。20世紀初一些駐華外交官的夫人，如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的《北京信札》、荷蘭大使夫人愛倫·凱特林的《我的老北京印象》及美國女攝影師多蘿西·格雷的《穿過月洞門》等，均以女人的角度描述、回憶北京。因她們只是在北京有幾年的短暫停留，她們的字裡行間有廟宇叮噹的鐘聲、西山的駝鈴聲和天空中的鴿哨聲，充滿情趣和細膩的感情，對今天想了解北京的人而言，都是很好的教材。
這些外國人說北京的書，不僅是研究北京文化歷史的參考，在某種意義上還多多少少彌補了史書的不足。
（原標題：那些記錄老北京的外國人）
來源 北京晚報
流程編輯 TF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