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歲的義大利姑娘 Irene 住在倫敦，每年花在學漢語上的錢至少有一萬歐元。她的主要開銷在夏天，從坐上倫敦到上海的飛機開始，參加完每天四小時、一周五天、連續六周的密集課程結束。
如果考慮到這所語言培訓學校的服務從打開網頁的那一刻就開始了，Irene 覺得這筆開銷還算值得。她在網上提交課程申請郵件沒多久，一位項目經理（同時也是課程銷售員）就開始幫忙申請籤證、安排住宿。出發前，Irene 還收到了一封指導如何安裝微信、VPN 的郵件，如果需要，她能拿到有折扣的景點門票。她還被告知，會有人在機場等她，帶她到派出所註冊、買電話卡、認路到宿舍和學校——「幫她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活下來」。
有了這些保證，Irene 保護欲很強的母親才放心讓她獨自一人出遠門。那可是中國，對歐洲人來說，是「世界的另一半」，來這裡近乎一場冒險。但 Irene 相信，當她回到歐洲，僱主們都會被她特殊的語言技能和在異國生活的魄力打動。只要她手上「握有足夠多的牌」，她很快就會把公司裡四五十歲沉悶平穩、只說一口英語的中年人甩在身後。
三年前，當這個大一政治系學生第一次被帶到了上海五原路 76 弄的路口時，她更加確信了這一點。在學校的銘牌「胡同學校」旁，一行字和 Irene 心裡想得一樣：Think Ahead, Learn Mandarin（學漢語，有遠見）。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上海沒有胡同，「胡同學校」藏在「法租界」的一棟兩層洋房裡。這裡是「法租界」租金最貴的區域之一，經過十幾戶飄揚著晾曬衣服的民居，整個中國看起來又時髦又有趣。Irene 很快就會在這裡丟掉在倫敦學到的過時的詞彙，比方說「對象」——在上海，沒有年輕人會這樣稱呼自己的男女朋友了。
大磁鐵
胡同學校的創始人之一 Jan Wostyn 是更早的一位冒險者。人們一度認為，他很有遠見。
2005 年，這位比利時人連同法國人 Jeremie Rossignol、三個德國人和一個中國人拿著一萬歐元創辦了胡同學校。這距離他第一次來中國過去了四年，2001 年，Jan 在比利時獲得了經濟學的碩士學位，拿著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來武漢學習中文。一年之後，他回了趟比利時，拿到了一個中國研究的本科學位。在廈門又學了一年中文後，他開始在北京的一家翻譯公司做實習。
這一次，25 歲的 Jane Wostyn 打算長待下去，「在中國超過三個月的外國人，就會有些著迷。」 Jan Wostyn 說，和平靜的歐洲不同，這裡充滿活力。
這些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學習語言的地方，名字裡帶有 mandarin 和 panda 的培訓機構隨處可見。這不是一門複雜的生意，只要註冊一家小公司，租個地方，再找幾位漢語老師，生意就可以運轉下去。
Jan Wostyn 和 Jeremie Rossignol 的做法看來有些不同。他們選擇了外國人眼中北京文化的象徵為學校名稱——「胡同學校」，儘管學校最開始的選址——北京安定門附近的土兒胡同完全被寫字樓包圍，幾乎看不出胡同的樣子。2012 年，他們在上海分設了校區。 因為大多數的學習者都二十出頭，可能去過其他歐洲國家或者美國，但沒去過中國這麼遠的。Jan 和他的合伙人們同時提供「全包」的服務，安排包括住宿、語言課、實習在內的所有事，7 天 24 小時地提供服務，目前在上海和北京共有四位項目經理全職做這些事，相比起來，漢語教師倒是和大部分的機構一樣，是兼職的。
胡同學習課堂
包括 Irene 在內，學生們「都愛」項目經理，他們可以在 20 分鐘內解決 Irene 家的燃氣問題；而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幫助學生交上朋友，並確保他們「沒有一天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有時候是組織去外灘、長城，有時候帶他們去學搓麻將、太極拳，有時去酒吧。為了防止學生喝得酩酊大醉，失去方向，他們還在學生的手機裡錄了一段提醒住址的語言，以備出租者司機不時之需。
「學生把它當做一個體驗，而不只是一個學校。」胡同學校北京校區的一位語言教師 Laura 說，這裡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因為「老師教得好，這是基本的，還有其他。」她的一位 16 歲的美國男生，才來了一個多月，就交到了 20 多個朋友，他打算周末跟剛認識的外國朋友去西安。
Laura 去年從另一家工作了 8 年的語言學校跳槽來胡同學校。對比了鮮有營銷、已經倒閉的老東家，她認為胡同學校的「經營理念特別專業」。這首先可以從校區的選址上看出來。北京的新校區在 2010 年搬到了三裡屯的一棟寫字樓裡，Laura 聽說，這棟樓裡工作的人都在胡同學校學過漢語，因為這裡全是歐洲企業的辦公室。
創始團隊的商業頭腦還在 LinkedIn 上收到過前《紐約客》駐華記者歐逸文的認可。在創立胡同學校初期， Jeremie Rossignol 同時也在做翻修改造四合院的生意。歐逸文評價說：「他發起了一個世界一流的物業管理生意……我對他的誠懇、精確和徹底印象深刻，並把他推薦給了很多其他人。」
在語言生意上，Jan 和 Jeremie 同樣了解背書的重要性。 2009 年，他們推舉唯一的中國合伙人為法人代表，申請了教育部頒發的辦學資質，並打出了「第一個被中國教育部認可，由歐洲團隊管理的漢語學校」的標語。根據相關法規，外國創業者無法獲取辦學資質。這個招牌很可能是說服外國人來中國呆上幾周的原因之一，它至今還被擺在網站醒目的位置。
從 2010 年開始，創業者們更加嚴肅地對待這門生意。
Jan 和 Jeremie 決心在這門生意裡投入更多，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為了輕鬆自在，可以穿短褲、拖鞋上班。「2008 年有奧運會、2010 年有世博會，中國是個大磁鐵。」 當時剛滿 30 歲的 Jan 確信這一點，他清楚地看到在中國這門生意長期發展的趨勢，學生的數目會迅速上升，很有可能，中國會緊接著放開辦學和籤證條件，甚至設想可能會有一個月免籤證的旅遊 visa，這些都會幫助吸引從世界各地來到中國的語言學生。
2010 年，他們在北京最貴的商圈之一三裡屯租下了幾間教室，開發了第二個校區。
幹擾
這所在 Facebook、LinkedIn、Twitter、Instagram、google+ 、微信上都註冊有帳號的學校比 Jan 想像中發展得慢得多。
「大磁鐵」的判斷並沒有什麼差錯，Jan 印象中他身邊的外國人是他來時的 10 倍還要多，但不少在 Jan 意料之外的東西幹擾了磁場。根據胡同學校官方提供的數據，過去 11 年，共有 3000 位外國學生在這裡修讀語言課程。即便剔除掉不成氣候的頭幾年，這個數字也仍然不算是大規模。
「我們花了 11 年時間，做成這樣，覺得與投入的時間精力相比，收穫太少了。」兩周前在上海的一間酒吧裡見到 Jan 時，他不像 Laura 描述的那麼自信，儘管他強調不後悔做這件事，畢竟「遇到了很好的同事、老師和學生」，但看得出，他「專業的經營理念」也有些動搖。「也許五年前我應該開個餐廳什麼的，讓大家多吃一點而不是多學一點——不過我也從來不是一個好廚子。」 Jan 說，那時候他辭掉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的工作，回到中國。
規模不大可能和胡同學校的課程價格有關，它並不覆蓋大眾的漢語培訓市場。
跟現在不同，胡同學校初期的學費要便宜不少。十年前，實習項目每個月定價 480 歐元（當時折算約為 4800 人民幣）。直到 2009 年，學校最受歡迎的課程「普通中文課」，課程分口語課和漢字課，每次課 2 個小時，學費只要 50 元。
但這之後，胡同學校打算把目標客群定得更高端些。2012 年開設的上海校區更像一家咖啡館，在公共休息室裡，學生可以自取印著胡同學校 logo 的馬克杯喝茶，翻雜誌和電影 DVD，或者上三層的天台參加活動。除了二樓的開放式辦公區，學校一共有 10 個教室，教室不大，宜家風格的長桌旁只容得下七八個學生圍坐。
因為小班教學，兩周不包括住宿的漢語課程，價格為 812 美金（約 5200 人民幣），即 130 元/小時，每周 20 小時。相比之下，在五道口聚集了大量留學生的「地球村學校」，課程約 40 元/小時，選擇 10 人以上的班，只要 12 元/小時。
但這些價格對初來乍到的外國人來說，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敏感——他們仍然習慣按照國外的消費標準來計算。 Irene 說，一次一萬歐元的價格仍然比在國外學習漢語要便宜。在倫敦，這類的漢語課程每小時需要 40 磅。這還沒有算上一個多月的生活費。倫敦的房租更貴，而在食物上，上海每天的花費可能只有在倫敦的五分之一。
但金融危機帶來了更多來中國碰碰運氣的外國人，最終也影響了外國人在中國的消費力。過去，胡同學校的一大部分客戶來自外企以協議價為員工購買的語言課程，但現在合作的這些大公司因為經濟不景氣紛紛砍掉預算， 在員工的語言培訓上沒有那麼慷慨了。以前可能給學生 100 個學時，現在只有 50 個小時。以前願意 200 多 300 一小時，現在可能願意付 150 塊。
而那些打算在履歷上添一筆的學生，也開始考慮去印度，那裡更便宜，而且沒有霧霾。Laura 老師聽說，去年四五月份北京校區學生的數量，可能只有往年的一半。
Jan 確認了這個略顯慘澹的局面。最近兩三年，胡同學校的學生人數沒有增長，「卡住了，可能還有一點點下降」。
在吸引新學生這件事上，Jan 現在最頭疼的是「政府並沒有如我們所願打開市場，甚至這幾年外國人想在中國『靈活』呆一段時間都更難了」。國家旅遊局的一項統計數據可以支持 Jan 的看法，從 2006 年到 2015 年，包括旅遊、工作、探親在內的入境外國遊客數量：2007、2008 年到達頂峰，2009 年後回落，2011 年以後人數基本保持穩定、略有下降。
冒險
語言這門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國家的開放程度，和人們對這裡未來的信心。
胡同學校學生參加集體活動
胡同學校的生意最初是以實習項目起家的。Jan 和 Jeremie 不約而同地發現國外實習生打算來中國增長見識、中國公司又喜歡新鮮面孔，他們開始幫助這些學生申請 F 種類的籤證，實習生可以在國內呆六個月，並接受胡同學校提供的語言培訓。
但 2013 年 9 月，相關的籤證規定作了改動，此前外國人能夠以 F 籤證來中國訪問、考察、講學、經商、進行科技文化交流和進修、實習等不超過六個月，後來實習一項被取消，外國人以實習生身份申請來華籤證的這種做法行不通了。
大部分語言培訓機構都採取了打擦邊球的辦法。 他們尋找官方的院校合作，這些院校通常有為外國學生提供籤證申請證明的邀請函，培訓機構需要向院校支付一定的費用，為潛在的學生購買邀請函。而包括 IN TO CHINA 在內一些主營實習項目的機構則因為籤證問題直接關閉了。
Jan 稱，胡同學校大約有 20%-30% 的潛在學生在籤證申請上遇到了麻煩，他們打電話向項目經理求助，發現過去朋友口中八面玲瓏的項目經理也不是萬能的。Jan 認為，一些學生面對繁瑣的手續直接打消了來中國呆上幾個禮拜的念頭，而另一些則開始懷疑胡同學校是一家不靠譜的培訓機構。
如果真的要說起來，胡同學校在辦學資質上確實不夠清白。
自從 2009 年 Jan、 Jeremie 和創始團隊裡的中國合伙人因為利益糾紛分道揚鑣，這個純外籍的管理層就徹底失去了合法的辦學資質，他們同時搬離了胡同，把原址留給了中國合伙人。不過，出於某種原因，胡同學校在 2010 年建的網站上至今仍然保留了那個看起來獨一無二的招牌。
學生也加入了這場和籤證、辦學資質有關的冒險中。Irene 沒有親歷過一些危險時刻，但她轉述去年一位參與實習項目的舍友見聞說，因為有警察上門來檢查，有一回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從辦公室逃走，在家裡呆了一整天，保證警察不會發現他們。但這並沒有打消 Irene 今年繼續來胡同學校學中文的念頭。
應該如何理解 Jan 一直沒有對這件「危險的事」喊停？ Jan 解釋說，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始終相信「中國會緊接著放開辦學和籤證條件」「甚至可能會有一個月免籤證的旅遊 visa」上。這個賭注的危險程度遠遠超過了這幾個年輕人在北京上海最貴的地段租下幾百平米，好遊刃有餘地展開生意。
在 Laura 看來，Jan 和 Jeremie 的團隊依然擁有長遠的規劃和成熟的經營理念。他們剛剛為零起點的學生製作了一本教材，還專門請人做了插畫，「投資感覺挺高的」。
Jan 和 Jeremie 確實還在不同的場合聲稱，他們打算把胡同學校變成一個學中文的全球學校。人們學習漢語的熱情還沒有很快消失。據華爾街日報 2012 年的一份報導，一些為孩子未來精打細算的美國家長們甚至選擇移居中國或者新加坡等操持漢語的國家。根據國家漢辦提供的數據，截至 2015 年 9 月，境外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 1 億，2009 年這一估計數字還只有 4000 萬人。
從 2014 年開始，胡同學校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米蘭、雪梨或者開設了分校，或者和當地教學模式相近的學校合作，並打上「胡同學校」的招牌。下一個海外分校會在紐約，一個同事正準備搬去那裡。
不過，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方法在催生它的地方行不通了。
Jan 和 Jeremie 都在慎重考慮他們是否要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Jan 表示，在中國做生意，「我們做危險的事」，不安全和不確定性一開始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走了 11 年，看不到希望的感覺讓他非常苦惱。
Jan 今年 36 歲，有了孩子。15 年前他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充滿了興趣，但現在，他認為自己需要仔細考慮以後做什麼。
圖片來自：胡同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