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任天有「三多」：命運多舛、藝術多能、書風多樣。
餘任天出生在浙江諸暨一個鄉間塾師兼佃農家庭。因幼年時就表現出繪畫天分，餘任天試圖走上專業繪畫之路，1924年曾考入浙江美術專門學校及浙江藝術專門學校，但是由於家庭清貧無法支撐，在杭州求學兩年後不得不輟學返鄉；59歲時，因為眼疾，他的視力衰退近於盲人，這對於從事視覺藝術者來說，無異於冷水澆背、折銳摧矜；晚年，他又遭遇耳聾的困厄。
從早年失學、中年病盲到晚年耳聾，真可謂命運多舛，劫波不斷。如果不是後來因為潘天壽、劉海粟、沙孟海、陸儼少等藝壇名公的獎揄而名聲鵲起，餘任天的一生實在是過於悲愴了。
餘任天以兼善詩詞、書法、繪畫、篆刻而號稱多能。
他的多能與前輩的諄諄教誨有關。老一輩的師長多提倡兼通諸藝。吳昌碩說：「書畫金石有真意，貴在深造求其通」。餘任天在幾門藝術上都投入了相當的精力，也取得了相應的成就。其中，詩歌成為他藝術創作才情的內在精神支撐，而書法成為他繪畫、篆刻的重要技術基礎。
潘天壽是餘任天最重要的藝術知音，他對餘任天的觀察與了解細緻入微。據說，他曾當面讚揚餘任天：「論做學問和古典文學上的功夫，我們都不及你和維釗先生。」在評論餘任天的繪畫時，潘天壽說：「格高思逸，奇氣鬱盤，書味躍然於紙外。」
餘任天自己也自覺地追求書畫之間的融通，他說：「書以大草為極則，畫以寫意為極則，書畫相通。故畫人工行楷者，其畫筆必工整；工草書者，其畫筆必恣肆。歷代畫家皆可按其畫筆生動或工整，而驗其書法。」
餘任天的書風也是多樣的。
他涉獵過多種書體，隸、楷、行、草都留下了眾多作品。他的楷書，取法顏真卿，得其端莊開闊，但是略有刻露獰厲的不足；他的隸書，有《張遷碑》、伊秉綬、金農的趣味，但是稍存拼湊痕跡。這兩種書體都處在「欲變而不知變」的探索途中，本文不贅。
餘任天的行書壯年時代曾摹習陳洪綬並得其精髓（如書於1947年夏月的行書心經條幅），晚年則任筆為體，自成一格。他晚年的草書與行書留存佳作較多，也形成了自身面目，是值得我們觀賞與分析的。
餘任天晚年的草書與行書比較起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風格迥異、反差極大，一任天然（草），一以匠心（行），假如不看署款，難以相信同出一人之手。餘任天行書與草書風格之間的明顯差異，肯定與他對兩種書體的理解有關，也與它們不同的師承來源有關。
對草書，他推崇唐代的顛張醉素，他有詩道：「草聖一峰又一峰，至今誰是出群雄？會心不到顛狂處，退筆成山未是工。」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對唐代狂草的臨摹功夫其實是不到位的，但是這並未阻礙他通過作品傾瀉對唐代狂草的一往情深與自我表達。
他的行書則來源於其他地方，除了壯年時學習過陳洪綬，他在中年時曾受到潘天壽書法的影響，而潘天壽的行書主要來源於奇崛多姿的明末黃道周等人。餘任天的行書最終沒有像潘天壽那麼奇崛凝重，而是奇崛中不忘平正，凝重中寓有輕鬆，這與他早年臨摹過顏體大楷有關，與他平和恬淡的性格有關。
餘任天本人更傾心自己的行書還是草書？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有意將行書與草書用於不同場合。細心梳理一下就會發現：他的行書主要用於題畫或者書寫自撰詩文稿，而草書則不僅用於題畫，還更多地用於創作正式的書法作品。這至少部分地標示出他對於行與草分別抱持著不同的理想、地位與信心。
餘任天 (1908～1984年)，字天廬。浙江諸暨人。曾為浙江省書協名譽理事、浙江省文聯委員、西泠印社社員、西泠書畫院特聘畫師、杭州市書協副主席、浙江省文史館館員。有《天廬畫談》《歷代書畫家補遺》《陳老蓮年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