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牢記，周恩來是萬隆會議的創始人，以及通過他，中國對萬隆會議產生的深刻影響。」在各國領導人將齊聚雅加達慶祝萬隆會議六十周年的前夕，2015年4月18日至19日，致力於亞洲範圍內思想交流的學術共同體「亞際書院」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召開了「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學術會議。會議以薩米爾·阿明題為「復興萬隆精神的可能性」的錄音演講拉開帷幕，阿明在演講的這句話，昭示著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間重要的歷史關係。
這次會議的會議組織者為長期致力於建立亞洲範圍內知識分子網絡的臺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陳光興、以及曾策划過第三屆廣州三年展「與後殖民說再見」的兩位著名藝術界策展人：香港漢雅軒藝術總監張頌仁和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院長高士明。來自亞非拉世界的30餘名知識分子圍繞著反殖、發展、團結以及中國在世界中的作用等議題展開了四場專題討論與一場圓桌會議。
六十年前，「萬隆會議」在殖民主義的廢墟中、在冷戰的意識形態對峙中，確立了亞非拉各國的獨立姿態與國際連接。於世界歷史而言，萬隆會議首次確立了「南南合作」的思想，推動了美蘇對峙中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的「不結盟運動」。然而六十多年過去，在資本全球化等多重歷史動力的作用下，當年的「第三世界」願景早已支離破碎，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張志強在本次會議上所言：如今的世界結構是一個在美國單極全球治理下的「兩個世界」，而且是依靠著資本與資源的互通，彼此依存卻高度不平等的「兩個世界」。
如何應對這一「兩個世界」結構下的不平等與衝突，是此次會議議題設置的核心主題。會議以薩米爾·阿明題為「復興萬隆精神的可能性」的錄音演講拉開帷幕，作為自戰後即投身於後發國家發展問題研究的老牌政治經濟學家，阿明認為，萬隆會議曾經創造出三種不同的社會發展模式：西方帝國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模式、蘇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以及其他南方國家的民族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這些多樣的社會體制給所有國家留出了探索各自發展道路並進行自行調整的空間。然而自裡根時代開始的、以毫無節制的開放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三四十年內曾經為全球帶來了一段長期和平和市場原則下的經濟發展，但目前其巨大的社會災難已初步展露：貧民窟、戰爭與恐怖主義。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名列《外交事務》「全球100名知識分子」第9位的穆罕穆德•馬姆達尼在圓桌會議環節發言稱：歐美國家對非洲國家的控制與懲戒，是奈及利亞等國政府治理失效，各利益團體爭奪國家統治權亂象的根源。此外，ISIS在南非也正在快速發展，其幕後推手多為具反美意識形態的大資產階級。「他們正在民眾中撒網，去尋找那些可利用的脆弱者。」與此相對應的悲慘狀況，則如聯合國糧農組織經濟和社會發展部總幹事喬莫·誇梅·桑德拉姆所言，索馬利亞等地出現的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大規模饑荒，完全不在公眾視野範圍內。那些外出打工者的匯款，也無法匯回。對此國際社會卻採取了靜觀心態，拒絕提供援助。這其中是否存在故意不作為，放之任之的因素？會議第二場的主題「飢餓、貧窮與社會庇護：後2015聯合國發展議程與發展中國家是否相關」「亞非團結與『資本』癥結：透視最後的邊境」，可說都圍繞著這些問題。
而於中國歷史而言，萬隆精神之所以被深刻銘記在普通中國人的共同記憶中，是因為其承載其一套深富共產主義理想的外交觀念。上海大學中文系講師周展安在此次會議的青年論壇上提出，從抗日戰爭中「統一戰線」理論的形成，再到1946年的「中間地帶」理論，以及萬隆會議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實驗，最終1974年與美國開展外交後「三個世界」理論的成熟，這一新中國外交思路的脈絡並不僅僅局限於對霸權的反抗，其中更蘊含著一種全新的建設性思路。
然而作為當前世界體系中重要角色中國，又是否做好了為當前世界性危機重啟這一建設性思路的知識準備？萬隆是一次國家首腦會議，那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政府，具有代表人民的正當性。它傳達出一些相對單純的聲音：反殖民、反壓迫，要求獨立和尊重。而在六十年後的今天，經由資本全球化的改組，國家是否代表人民這件事已不再單純；而人民所要求也已經更多：更實質的平等和發展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發言稱，雖然在改革開放後，「第三世界」的發展曾經一度不成為中國人心中重要的問題。但在中國人內心深處，亦一直存在著對於第三世界的認同。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不讓中國喪失第三世界的思想傳統，是我們應該有的課題。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第三世界」作為一種思想傳統就彰顯出其時代意義來。左翼獨立記者張翠容在會上發問，「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正在把中國和第三世界的利益聯結起來，但它們究竟是對原有世界體系的跟隨，還是能夠帶出另類的發展可能性？會議第三場主題「萬隆運動在加勒比地區的回聲，以及中國在此區域今日的風貌」、「思考今日中國在非洲的存在」，可說是對這些關切的回應。
印尼雅加達社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希爾瑪·法裡德認為，如今，「反對資本主義」已經是一個失效的口號。與當年的反殖相比，如今的反抗者們缺乏明確問題後衝在前面的精神。環境發生了變化，如何才能在反對種族隔離、關注移民問題這些問題上，讓年輕的學者接過老一代第三世界學者的接力棒？「南南合作」的連結與平臺，在今日是否還有實現的可能性？
致力於全球農業問題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系教授嚴海蓉的發言，或許是對此問題的一個回應。「亞洲思想」、「萬隆精神」這些跨越國家的知識討論，似乎是小圈子之內的問題；而在進行反轉基因、尋求另類農業發展道路等社會議題的討論時，就需要實實在在的跨區域知識。比如中國為何不能拒絕轉基因大豆？那麼就需要知道大豆在拉美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我們要提出另外一種知識建構，來對於當下的社會問題很快做出新的解釋。如果能做到這些工作，那麼對萬隆精神的討論，就能走出知識圈子，與具體的社會議題相結合。」
1996年，歷史學家羅友枝在美國亞洲研究年會上發表演講——《再觀清代：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由此算起，新清史已經過了近二十年。近年以來，「新清史」的成果，逐漸進入中國讀者眼中。其代表性人物，如路康樂、歐立德等人，著作紛紛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更有匯聚相關爭論的文集——《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早在2010年即已面世。
近日，歷史學者、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先生，接連在《上海書評》發表《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新清史」之爭背後的民族主義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 》兩篇文章。回顧和分析相關爭論。
姚大力教授認為，中國學術界對於「新清史」的評述，通常具有如下特點——「隱含著對於『政治不正確』的高度，甚至過度猜疑；評論中的學術取向越強，批評就越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即使是學術性很強的評論，也率多脫離西方知識界的共同認知背景去解讀『新清史』的研究成果。」
因而，姚教授在《「新清史」之爭背後的民族主義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一文中，著重從西方學術發展和風向轉變的脈絡中，理解「新清史」的種種言說。他認為，「新清史」論點中，認為清帝國帶有殖民帝國的性質，從西方學術界的角度出發，是受到後殖民研究的影響，「從薩義德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在後殖民批判諸領域內取得突破性進展至今的三十多年裡，這一思潮通過分析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易變屬性、現代性的多元可能、全球化機制中的非西方元素、性別與女權主義等基本話題，越來越廣泛地浸入西方學術主流之中」。在姚大力教授看來，這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學術界的整體轉向軌跡，作為西方學術界這一大領域之下分支的中國研究，流風所被，轉而關注漢化/中國化之外的敘事和領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結果。只有放置到西方學術界的整體脈絡之中，才能理解到「西方中國研究中不少孤立地看起來似乎十分獨特的見解，實際上往往是以比那裡的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專業更遲緩的節拍，受影響於作為整體的西方學術背景的產物」。
相比於以往對具體觀點的介紹和反駁，姚大力教授新近的文章，最重要的一點，大概在於把關注「新清史」和相關民族問題的中國讀者，重新拉回到一個常識之中，即「新清史」雖然是關於清代歷史的研究，但是置身於西方學術界的脈絡之中。當然要從這些研究根植的學術語境之中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相關論點和思潮的由來。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曾有「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口號，套用這個句式，姚大力教授的文章，則是「在西方發現新清史」。這當然並非是他一個人的意識。《清朝的國家認同》一書的編者，即曾在後記中寫道，在訪問美國的諸多「新清史」學者之後，「感受之一，『新清史』的史學觀念深深紮根於西方的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是西方史學理論發展的一種結果」。然而，真正讓讀者理解這一點的，還是仰賴於治中國史卻熟稔西方學術發展軌跡的姚大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