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列強從中國掠走了數目難以統計的文物，現主要收藏於歐洲、北美、日本的各大博物館、美術館中。據不完全統計，流散到世界各國的中國文物總數多達200萬件以上，其中不乏國寶級文物。
大英博物館，又名「不列顛博物館」，位於英國倫敦市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羅素廣場，成立於1753年，在1759年正式對公眾開放，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偉的綜合性博物館，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收藏了世界各地許多文物珍品和許多偉大科學家的手稿，藏品之豐富、種類之繁多，是全世界所罕見。大英博物館擁有藏品800多萬件，99%的藏品未能公開展出。以下就為大家介紹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我國古代書畫精品。
《女史箴圖》。長348.2釐米，寬24.8釐米，是東晉顧愷之創作的絹本設色繪畫。原作已經佚失，現存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遠，僅剩9段。顧愷之（348年—409年），字長康，晉陵縣（今江蘇無錫）人，東晉時期傑出的畫家，博學多才，作品意在傳神，奠定了我國傳統繪畫的基礎。《女史箴圖》是顧愷之為宰相張華的《女史箴》所畫的一卷插圖性畫卷，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不同身份的宮廷婦女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晉時期婦女的生活情景。作品雖然蘊涵了婦女應當遵守的道德信條，帶有一定的說教性質，但是對於上層婦女的梳妝裝扮等日常生活的描繪，真實而生動地再現了貴族婦女的嬌柔、矜持，無論身姿、儀態、服飾都合乎她們的身份和個性。顧愷之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筆法如春蠶吐絲，形神兼備，以遊絲線描的筆法，使得畫面典雅寧靜又不失明麗活潑，線條循環婉轉，均勻優美，設色典雅，不追求華麗藻飾。人物衣帶飄灑，形象生動，下擺寬大的衣裙修長飄逸，再配以形態各異、顏色豔麗的飄帶，顯現出飄飄欲仙、雍容華貴的氣派，達到「神氣完足」的意境，充分顯示出東晉時期人物畫的審美情趣。《女史箴圖》共描繪了19位女性，人物的姿態各不相同，顧愷之嚴格按照人體正常比例來刻畫女性的容貌，描繪細緻入微，通過不同的體態特徵來表現出人物各自的神態，畫卷中的人物儀態宛然，細節描繪精微，神情生動傳神，筆法細勁連綿，設色典麗秀潤，不追求華麗藻飾，「以濃色微加點綴」，襯託出女性的嬌媚，充分展現出當時的審美情趣。這幅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是在神韻上最接近顧愷之的原畫，因而被後世奉為經典，曾被許多文人墨客收藏，是乾隆皇帝的心愛之物，一直珍藏於清宮內府，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此畫被英國侵略軍掠奪到英國，以25英鎊的價格賣給了大英博物館，由於大英博物館保管不善，此畫有部分損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為感謝中國遠徵軍出徵緬甸，解救被日軍包圍的英軍，曾有意將此畫歸還以表感謝，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選擇了一艘潛水艇作為謝禮，此畫從此留在了英國。這幅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絹本設色繪畫，在我國美術史上具有裡程碑的意義，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另一幅宋代摹本，但與這幅唐代摹本不可同日而語。
《洛神賦圖》。長572.8釐米，寬27.1釐米，是東晉顧愷之創作的絹本設色繪畫。原作已經佚失，現存宋代摹本。在我國的古代繪畫中《洛神賦圖》被認為是第一幅改編自文學作品的畫作，全卷分為三個部分，曲折細緻而又層次分明地描繪著曹植與洛神真摯純潔的愛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時空中自然地交替、重疊、交換，而在山川景物描繪上，無不展現出空間美。畫卷從右端開始，第一段描繪了黃昏，曹植率領眾隨從由京城返回封地，經過洛水之濱時停駐休息；第二段描繪了人神殊途，不得不含恨別離時的情景，這是故事情節的高潮；第三段表現洛神離去後，曹植對她的深切追憶與思念，曹植的無限悵惘之情生動地呈現在畫卷上，使觀者被洛神與曹植間的真摯感情所感染。《洛神賦圖》是顧愷之在某一天偶然讀到友人送來的曹植《洛神賦》有感而作，曹植的原文借對夢幻之境中人神戀愛的追求，抒發了愛情失意的自我感傷。顧愷之以其豐富的想像力和藝術才能對曹植《洛神賦》進行再創造，傳達出無限惆悵的情意和哀傷的情調。《洛神賦圖》將曹植《洛神賦》的主題思想表達得完整而和諧，巧妙地運用各種藝術技巧將辭賦中曹植與洛神之間的愛情故事表達得純潔感人，浪漫悲哀，畫面奇幻而絢麗，情節真切而感人，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充滿了飄逸浪漫、詩意濃鬱的氣氛。顧愷之充分發揮了藝術想像力，將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形象表現為畫面上具體的形象，隨著畫卷的展開，觀者在畫家的引導下，情緒不由自主地隨著人物的心情或驚喜或悲痛，曹植與洛神飽含感情的對望是二者心靈深處的交流和情感表達，人物無言的眼神之中流露出兩者一往情深的真切愛情和相戀而不能相守的無奈悲痛，加劇了浪漫悲悽的氣氛。目前傳世的《洛神賦圖》的摹本共有7本，分別收藏於海內外的博物館，其中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和遼寧省博物館均有收藏。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這幅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文字近似於宋高宗趙構的筆法，可能是由南宋的宮廷畫師臨摹製作而成，風格比較接近於原貌。在清代被收錄於內府，一直珍藏於紫禁城的建福宮，慈禧太后主政時移入頤和園。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城，保存於頤和園內的珍寶遭到了侵略者的劫掠，此畫被搶到英國，後來被大英博物館收藏。這幅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畫面想像豐富，人物生動傳神，情感熾熱純潔，構圖虛實疏密相間，使人感受到飄逸浪漫、詩意盎然的意境美，達到詩歌與繪畫的相互交融統一，是我國古典繪畫中的瑰寶，是千百年來我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和最為世人所稱頌的名畫。
《龍保帖》。長25釐米，共2行12字。《龍保帖》是東晉書法家王羲之與朋友之間互敘親情的一封信札，紙本，草書。原作已經佚失，現存唐代摹本，因年代久遠，紙張已有破損。王羲之的真跡早已不存於世，唐代的摹本歷來被人們當作王羲之的真跡看待。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曾任秘書郞、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右將軍等官職，是東晉時期著名的書法家，有「書聖」之稱。
王羲之的書法兼有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廣採眾長，冶於一爐，用筆細膩，結構多變，擺脫了漢魏書風，風格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自成一家，影響深遠。這幅《龍保帖》是王羲之寫給朋友周撫的一封回信，周撫是東晉的世家子弟，剛強有毅力，參與平定了東晉初期的「王敦之亂」和「蘇峻之亂」，累官至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龍保」是王羲之的幼輩，全文的意思是「龍保等幾個晚輩都平安，很想見您，真是疏隔得太久了。」《龍保帖》的首字筆勢和字形均向右上傾側，而第二字則向右下，一上一下，變化豐富。王羲之曾經提出「夫書，不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即第一行的首字與末字小，中間變大，而第二行恰好與之相反，上下兩端大，中間小，避讓開合，錯落有致，從這幅《龍保帖》的書寫方式就可窺一斑。整幅作品的筆法以圓勢為主，遒勁圓活，間以方筆處理，頓顯骨健氣清。這幅東晉王羲之《龍保帖》唐代摹本，出自敦煌藏經洞。自從西漢「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千餘年來敦煌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直到北宋年間，敦煌被外來政權佔領，敦煌莫高窟的僧人被迫將重要的經卷和佛像集中起來，收藏在洞窟之中，將洞口封閉起來，並做了必要的掩飾。後來，隨著當事人和知情者逐漸離開人世，敦煌藏經洞的事情也就不再為世人所知。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無意中發現了敦煌藏經洞，發現了數以萬計的古代佛經、道經及世俗文書等。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原籍匈牙利）來到敦煌，以14塊馬蹄銀的代價從道士王圓籙手中騙走了24箱遺書﹑遺畫，以及5大箱其它文物，總數近萬件，其中就包括這幅東晉王羲之《龍保帖》唐代摹本。斯坦因所獲得的這些來自敦煌藏經洞的文物被帶到英國後，由大英博物館收藏。1973年大英圖書館從大英博物館內分離出來，帶走了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所有藏書和文獻古籍，此帖也改由大英圖書館收藏。這幅東晉王羲之《龍保帖》唐代摹本，筆法鋒芒畢現，行筆自如流暢，雖然紙張已經殘損，但仍舊保留了原作的神韻，為研究王羲之的書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圖》。長980釐米，寬30釐米，這是明代畫家仇英根據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創作的絹本設色畫。《清明上河圖》是我國的傳世名畫，也是北宋畫家張擇端僅存的繪畫作品，以長卷的形式生動地記錄了北宋都城東京汴梁（今開封）的城市面貌和當時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是北宋都城汴京繁榮的見證，也是北宋城市經濟情況的真實寫照，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千餘年來，此畫聲名顯赫，廣受青睞，仿摹者眾多。明代畫家仇英參照《清明上河圖》的構圖結構，以明代蘇州為背景，採用青綠重色技法，重新創作了一幅全新版本的《清明上河圖》，與張擇端的版本風格迥異。
仇英（1498年-1552年），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仇英早年曾是油漆工，後來改學繪畫，師從蘇州的著名畫家周臣。仇英善於摹古，不拘一家一派，人物、鳥獸、山水、樓觀、舟車之類，都是描繪的對象。仇英的作品題材廣泛，風格工整秀麗，深受人們的喜愛。仇英的人物畫最為精妙，擅長水墨白描，尤其是仕女圖設色工整，運用多種筆法來表現不同對象，或婉轉舒暢，或流麗纖巧，開創出全新的繪畫風格，與沈周、文徵明、唐寅並稱為「明四家」。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圖》，採用青綠重彩工筆，運筆細膩，設色考究，描繪了明代蘇州熱鬧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風情，畫中人物超過2000個，人物或動或靜、或聚或散，城郭樓臺與遠山近樹疏密相間，錯落有致，表現出蘇州地區熱鬧紛擾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風情，場面宏大，氣勢雄偉。明代蘇州地區的標誌性建築，如天平山、運河、古城牆等，均清晰可辨，整幅畫卷充滿山清水綠的明媚。仇英在創作時參考了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構圖方式，圖面中有高大的宮殿、繁華的商區、幽靜的村店，也有豪華的宮廷龍舟、高雅的馬車、古樸的牛車帆船，還有賞春踏青的官員、街頭賣藝的窮人、辛勤耕作的農夫等，但是茶肆酒樓、裝裱店、洗染坊等細微處，體現的則是江南水鄉特有的生活情致，這其中包含有畫家自身的風格。雖然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圖》與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藝術價值不能相媲美，卻也構築出一幅頗具聲勢的明代風俗畫，是歷代傳世的《清明上河圖》中製作最精美的摹本。在卷首有「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題記，文徵明對此畫的評價是「後之覽者，當即以真本視之可也」。
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圖》的傳世作品共有2卷，均藏於清宮內府，在清代乾隆年間編撰的《石渠寶笈》中有記載。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圖》，原藏於北京紫禁城內的重華宮，重華宮是乾隆皇帝在登基前的住所，本名「樂善堂」，後更名為「重華宮」，意為「肇祥之地」。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此畫遭到侵略者的掠奪，流落英國。另一卷則倖免於難，後被末代皇帝溥儀帶到東北長春偽滿皇宮，1945年蘇軍解放東北，此畫被蘇軍繳獲，新中國建立後蘇聯方面將此畫移交給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所以遼寧省博物館收藏有另一卷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圖》，兩卷各有千秋，留給後人的卻是無盡的遺憾。
元代謝楚芳《乾坤生意圖》。長352.9釐米，寬27.8釐米，絹本設色。整幅畫卷共分6組，每組皆以數叢花草相互交錯為中心、多種小動物穿梭其中，看似生機勃勃、田園逸趣，實則描繪的是動物為生存而絞殺捕獵的場景，並藉此比擬世事。畫面中各類花草盛開，其間穿插多種昆蟲求生的景象，如蜻蜓捉蠅、螳螂捕蟬等，看似平靜美好，實則充滿殺機。畫家通過細緻入微的觀察，表現出植物花朵葉子的向背，體現出昆蟲對植物的蠶食及相互的獵殺，把最富戲劇性、最精彩的一幕表現出來，這種再現並非完全照搬，而是達到了以形寫神的境界，更是達到了以客觀物象傳達主觀想法的初衷。畫家對動植物的描繪細緻入微，用筆恰到好處。比如，描繪蜻蜓的足部，是用實起實收中間有轉折的線條來畫；描繪黃蜂的足部，是用實起虛收墨色較淡的線條來畫；蜻蜓和黃蜂的翅膀均有透明之處，但渲染勾勒不同，體現出不同的質感。謝楚芳，漢族，是元代常州地區「毗陵畫派」的畫家，擅長工筆畫，傳世作品僅此一幅，此畫創作於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謝楚芳生活的時代，正好是我國蒙古族建立的元代，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低下，並且陷於兩難境地，是為蒙古政權效力以求榮華富貴還是不向外族稱臣而窮困潦倒，所以畫家通過這幅繪畫，以自然界司空見慣的弱肉強食來展示出深層次的含義，自然界的美好光明，掩蓋了昆蟲求生引起的混亂無序。這幅元代謝楚芳《乾坤生意圖》以工筆設色畫法描繪景色，承襲了宋代的畫風，繪製精良，刻畫細緻，顏色豔麗，清新脫俗，借物喻人，暗喻世事，體現出外族政權統治下的漢族文人的複雜心情，並把自己的這種不滿情緒通過繪畫的方式含蓄地表達出來。這幅元代謝楚芳《乾坤生意圖》流傳有序，畫卷上有多位元明時期收藏家的題跋和印章，後在康熙年間被收入清宮內府，1792年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到北京覲見乾隆皇帝，此畫作為禮物由清朝政府贈送給英國外交使團，由馬嘎爾尼帶回英國，1998年正式入藏大英博物館。這幅元代謝楚芳《乾坤生意圖》是英國人最早收藏的我國古代繪畫作品，被大英博物館列為「最珍貴的10種館藏中國文物」之一。
明代張瑞圖書法立軸。長110釐米，寬45釐米，因年代久遠，紙色已發黃。這是張瑞圖為一位姓杜的詩人寫的詩，全文為「獨嘯層巖第一峰，松夢向晚若為容。遙看飛鳥林間度，正憶歸僧月下逢。隔樹天低三五尺，當軒雲抱百千重。蒲團坐種萬緣寂，列洞風傳幾處鍾。似夢日堵老先生詞宗」。張瑞圖（1570年-1644年），字長公，福建晉江人。萬曆年間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年間累遷為禮部尚書、內閣大學士。崇禎年間定為「閹黨」，獲罪罷歸，卒於家中。南明隆武年間，獲得平反，重新祭葬，賜諡號「文隱」。張瑞圖以擅書聞名，書法奇逸，峻峭勁利，筆勢生動，奇姿橫生，與董其昌、邢侗、米萬鍾齊名，是晚明時期的四大書法家之一，有「南張北董」之稱，傳世作品罕見。明代的書法師承魏晉時期的鐘繇、王羲之等人的帖學傳統，崇尚陰柔之美，佔據了書壇主流。張瑞圖勇於創新，重學養，棄舊學，在鍾繇、王羲之等人之外另闢蹊徑，獨創一格，追求奇倔狂逸的特點，筆法放縱，字體狂怪，布局交錯，氣勢凌厲，有著強烈的動感和縱橫奇逸的氣度，被人們讚譽為「如生龍動蛇，無點塵氣」。也正因為此，所以張瑞圖寫的字很多都是難以辨認，猶如畫符。這幅明代張瑞圖書法立軸，字跡完好，神完氣足，起筆以挫為主，頓挫結合，行筆以撐為主，起伏跳躍，筆畫伸展，斜傾出險，氣勢宏大逼人，空間的分布在飛揚的筆鋒中有著音樂般的律動，令人百看不厭。這幅明代張瑞圖書法立軸，一直珍藏於清宮內府，民國初期被太監偷出賣給琉璃廠的古玩店，後被英國的大維德爵士看中買走，成為大英博物館的藏品。
清代金農《棕櫚樹下老僧圖》。長69.2釐米，寬29.6釐米,水墨紙本。畫面中的老僧身著布衣，盤膝而坐，姿態篤定，神情超然。老僧頭部的畫法較為寫實，具有肖像畫的特徵，濃密的長髯，細細的髮辮，矍鑠的表情，真實傳神地描繪出老僧奇倔傲世的性格特徵。一旁的怪石和棕櫚樹，襯託出老僧與世無爭的境界。畫家以淺淡的線條勾勒出人物形象，線條簡樸古拙，這種繪畫技法來源於南宋宮廷畫家馬和之創立的「蘭葉描」，表現出生澀拙樸、奇絕脫俗的繪畫風格。金農（1687年—1763年），字壽門，號冬心，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終身，是清代的著名畫家，位列「揚州八怪」之首。金農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天性散淡，自封「三朝老民」的閒號，曾在乾隆年間入試「博學鴻詞科」，但應試未中。金農從小研習書文，文學造詣很高，博學多才，嗜奇好古，在詩、書、畫、印以及琴曲、鑑賞、收藏方面都稱得上是大家，是「揚州八怪」的核心人物。揚州自隋唐以來，即以經濟繁榮而著稱，特別是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呈現繁榮景象，富商大賈，四方雲集，各地文人名流，匯集揚州，其中尤以金農、鄭燮、黃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羅聘、高翔等八位畫家最為活躍，他們出身貧寒，生活清苦，清高狂放，以書畫抒發心胸志向，繪畫風格相近，被人們稱為「揚州八怪」或「揚州畫派」。「揚州八怪」以獨闢蹊徑的立意、不落窠臼的技法、揮灑自如的筆鋒、特立高標的品行而在我國的繪畫史上佔得一席之地。《棕櫚樹下老僧圖》，用筆率真，隨心所欲，點畫隨意而又筆墨醇厚，流露出稚拙之趣，令人嘆服。這幅清代金農《棕櫚樹下老僧圖》，大約是在清朝末年流落到英國，後為大英博物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