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話語體系中，仁與義總是相伴出現。今天語言文字中，「義」的出現頻率也較高：「義不容辭」、「見義勇為」、「有情有義」等等。稍有文化基礎者都知道：義者宜也，就是應當去做的事。其實，仁與義是兩個高度相關的概念：仁是愛人之心，義就是愛的分配原則。
通則：由近及遠
仁是對生命的愛，單從邏輯上說也應當首先愛自己的生命。羊覓草、狼覓羊都是出於對自己生命的熱愛。如果狼和羊相互愛的對方的生命，豈不荒唐。
除了邏輯，要知道愛是需要能量（熱情）的，特別是要付諸行動時更是如此。人不是太陽，沒有無限的光和熱可以普照萬物，人只是一個渺小的蠟燭頭，他的愛只能照到身邊一小片。所以，愛心只能「限量供給」。因此，就存在愛心的分配問題。
量力而行、由近及遠。
孟子已經說得很清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特別注意「以——及」這兩個字。就是說要首先照顧好自家的老人、兒童，然後（根據自己的能力）將關愛推廣到其它的老人、兒童。 假設一個貧寒人家的母不幸重病需要一筆巨額醫療費，這家的兒子東拼西湊了十萬元。兒子拿著錢到醫院一看，那裡還有九十九位與母親罹患同樣病症的老大娘。他應當用這筆錢給自己的母親治病！如果他將這筆錢均分，每位老大娘一千元，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生身之母。如果這個兒子日後發跡了，大可成立慈善基金專門醫治那曾經折磨自己母親的病症。再比如，一位母親只有一塊餅，自己捨不得吃給了孩子。看著孩子狼吞虎咽，多麼欣慰，她不會將這塊餅均分給身邊所有飢餓的小孩。用自己母親治病的錢資助陌生人，將自己孩子口中的食物奪下分給別的孩子，也許會被奉為道德楷模，但代價是扭曲了人的天性。儒家從不扭曲人性，儒家的規則是「過猶不及」，並不推崇過度寬泛的仁愛。
本村與外村發生糾紛，向著本村或許被視為狹隘。但中國與日本發生糾紛時呢？地球人與外星人發生糾紛時呢？不狹隘，向著外星人嗎？ 說來說去仁愛之心的分配原則就是以個體為中心劃一個個的圈子。越往外，愛心越稀薄，直至蕩然無存。
總之，愛心的分配通則就是由近及遠、量力而行。一個普通人，能自食其力就算得上仁了；一個農民能照顧好自己和妻兒老小，還為社會貢獻少許「餘糧」就是可敬的仁愛之士；一個企業家，帶領一幹員工以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和服務為謀生路途，足以無愧於天地。
用「蛋殼理論」解決「斯密問題」
被人們稱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其實是一個理論通才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對人性之的複雜有著深刻的認識。 他的《國富論》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由此引出「經濟人」理論。稍有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肯求別人時喚對方的利他心不如起對方的利己心。與其對肯求對象說你多麼需要幫助，不如說幫助你對他有多大好處。 但在另一名著《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描述了人性的另外一面：有同情心、有正義感、具有利他傾向，由引出「道德人」理論。斯密的人性論被歸結為「倫理學上的利他主義者和經濟學上的利己主義者」，進而產生了所謂「斯密問題」。 其實，中國古代對人性善還是人性惡的爭論已有最少兩千年。「蛋殼理論」可以解決這個困擾西方人兩百年、困擾中國人兩千年的問題。
人類是自然之子。作為獨立的有機生命體，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道物理邊界將自己與外界分隔開來。邊界內是有限的原子、分子組成的生命世界，邊界外是無限的大千世界。透過邊界，兩個世界進行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這個物理邊界就是我們的皮膚，正是它讓我們從大自然中「突現」出來。廣義地說，任何生命體都必然有物理邊界，沒有它連最低級的生微物都不會存在。人類在意識上也存在一種邊界，它是我們對外界認識和感受的總和，它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意識邊界可以被喻為蛋殼。
水面上一枚的硬幣是因為水面趨向於保持「連續」而被託起的。就如水面要保持連續不讓硬幣切入一樣，人類意識的邊界也有這種保持連續的特性。意識的邊界是連續的，象蛋殼，給了我們精神保護，讓我們感到安全。 人類意識的形成象是給大理石染色，顏色從外層逐漸向內滲透。剖開石塊研究核其核心部分可以把握它的本質屬性，研究外層可以了解它的「經歷」。弗洛依德認為精神世界重要的東西都埋藏在深處，因而著意從意識的外層向深處挖掘。
換個角度從意識內部向外觀看邊界層（蛋殼）的形成過程也許更有意義。襁褓中，我們感知到母親、搖籃和育嬰室，意識到的東西少但足以形成連續的邊界層，它給了我們安全感。當「蛋殼」上出現了「破洞」，比如不見了母親或出現陌生人我們就會不安地哭泣。走出了嬰兒間，父母告訴我們周圍的一切，從日月星辰到車馬牛羊，我們還會好奇地主動提問。答案的有無遠比其正確性重要，只要有權威的解釋就可以令我們放心，比如雷公電母解釋了電閃雷鳴，讓我們的祖先在風雨之夜也能安然睡去……中國人更重視「維護」蛋殼的連續性，佛、道、儒，只要能讓人們意識的邊界層沒有破洞（女媧補天的神話喻意在此）、讓人們安心繁衍就行了，所以中國社會是超穩的。西方人摯著於「答案」的正確性，霸道的精神統制者只給出了一個答案，不容一點懷疑。對「答案」實在難在滿足的聰明人只好另尋解答，於是有了日心說、進化論等等。
每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蛋殼」，但大家各自的蛋殼的「半徑」不同、組成「材料也」不盡相同。一個極端狹隘、自私的人，蛋殼會很小，只有自已的衣、食、住、行、健康、安全等，他不關心任何其它的人和事，因為這些都在他的在「蛋殼」之外。一個現代都市打工族，他的「蛋殼」由自己的至愛親朋、工作、社會保障、健康、房產等構成，他多半會很「顧家」、在親友眼裡是無私的「道德人」。但在在外人看來他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徹頭徹尾的「經濟人」。 「人皆可以為堯舜」說明人都有仁的天性，但其「仁」止於「蛋殼」，也就是說一個人表現為善還是惡要看他面對的人和事與「蛋殼」的相對位置。這與上文所說，愛心由近及遠的分配原則完全吻合。
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青年不看好萊塢大片（為國家節省外匯），民眾向國家捐獻黃金表現的是利他主義、集體主義。但不看「大片」、不在乎好萊塢的興衰是豈不是利已的、本位主義嗎？。用蛋殼理論可以很容易地解釋這個問題：好萊塢在韓國民眾的「蛋殼」之外。
中國古代關於人性善與人性惡的爭論以及斯密難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任何一個治理良好的社會組織必然要使其成員將集體利益成為各自的蛋殼的組成部分。比如，員工公司對自己供職的公司有了感情，企業成為他精神世界中不能割捨的一部分，他就會在必要時犧牲個人利益成全集體。據說日本公司不景氣時許多員工主動要求「下崗」以減企業負擔。中國的根本問題人在於：多數人的蛋殼就是自家的防盜門！
義隨時代而變遷
仁是對生命之愛，是所有生命體都具有的本能。義是愛的分配原則，是隨時代而變遷的。在古代，不單食國君傣祿者要「賣命」，「義僕」也要為主人犧牲。因為古時生產力不發達，大多數人在生死線掙扎，國君或主人對臣下或僕從有活命之恩，說白了命是人家給的必要是就得為人家拼命。
今天老闆與員工的關係與古代君臣大已經大不相同，如果哪個老闆要求員工為他犧牲生命，這個老闆會被視為「黑道」或「邪教」，是「不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