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學良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
在「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及其少帥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定義說：是蔣介石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張學良也被人們罵做「不抵抗將軍」。現在，中國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
1931年9月18日當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之時，張學良尚在北京協和醫院養病，因招待宋哲元等將領，正攜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在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先生的《宇宙鋒》。而代理東北邊防軍司令職務的張作相又正在錦州私邸為父大辦喪事，時任駐瀋陽的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亦不在營內，東北軍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況，惟一主事的東北邊防公署參謀長榮臻卻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這樣，次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很快佔領了瀋陽市，並不斷擴大著戰果。東北軍撤向錦州。東北軍損失10萬之眾，130萬平方公裡的國土淪陷，3000萬同胞成了亡國奴。據統計，僅9月18日一夜之間，瀋陽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張學良個人財產也損失慘重，僅邊業銀行一處，就有1000萬元以上，寄存的黃金4萬兩，同時大帥府的6個金庫全被日軍打開。
從此，張學良遂被國人視為「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備受唾罵，作為「東北王」雄踞一方的少帥已不復存在。
郭維城曾在1946年8月15日發表廣播演說時稱：「『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九·一八」事變史》還說，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電文，至今還保存著。
郭維城這段話言之鑿鑿，說得十分明白，加上郭又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因此許多人對此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著作中加以引用，影響甚至波及海外，並由此得出結論：蔣是不抵抗主義的始作俑者，而張學良不過是執行者，這幾乎成為國內現代史學界的一致看法。
東北的迅速淪喪，使全國群情激憤，輿論對其的指責極為尖銳。
《中國周報》在致張學良的信中極盡諷刺，提名張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因為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和平主義者和救世主耶穌的追隨者」。林語堂則挖苦說：「張學良你幹得真漂亮，你為我們丟失了大片國土，但為我們保護了大批國寶。」——諷刺張學良收集古董字畫的癖好。
國民黨元老、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於11月20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以《馬君武感時近作》為題發表了打油詩《哀瀋陽》二首，其中一首尤為出名：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
哪管東師入瀋陽。
當然，與這種辛辣的諷刺相比，更多的則是咒罵和充溢於字裡行間的憤懣。就在人們罵聲四起之時，熱鬧一時的熱河抗戰旬日之內又草草收場。張學良自覺重責難逃，於1933年3月7日發出通電，稱自己自東北淪陷後，原想戴罪圖功，勉求自勵，誰知熱河之戰，未逾旬日，失地千裡，故此引罪辭職。3月9日，蔣介石從江西「剿共」前線趕至保定，對張學良說：「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個人，我與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一人以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張學良當即表示自己辭職。
3月12日，國民政府正式下令免除張學良本兼各職。
至此，人們往往把輿論的譴責、張學良的下野尤其是蔣介石的此番談話，看做是張學良代蔣受過、成為蔣介石替罪羊的有力證據。
要弄清史實真相，首先要搞明白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誰下的。
2006年3月底，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室公開了蔣介石的日記（部分）。
9月18日：「早起批閱。與妻竭陵告辭。九時半登永綏艦，下關街中水深三尺，甚為憂慮。艦中無侶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圖，看中山全集，籌劃對粵對匪策略。……」
9月19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莊消息，是其欲乘粵逆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
「判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通而來之時乎？」
「餘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9月20日：「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因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於勉之。」
「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注意，臥薪嘗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從上述日記可以看出：從9月18日起蔣介石就離開了南京到達南昌，20日才離開南昌，於21日下午返回南京；9月19日蔣介石是從上海和南京方面獲悉「九·一八」事變發生。事實上，上海、南京的報紙，也只是在19日才報導了日軍攻襲瀋陽的消息；蔣介石得知這一事變後，他在日記中記下的心情是：「雪恥」、「餘所恃者惟一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等等。儘管當時蔣介石也有軟弱的一面，如幻想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幫助中國；日記表白也大於實際實行，但也絕無虛偽造作之詞，顯然與所謂命令不準抵抗、任由日本為所欲為的說法大相逕庭。
日記一般無假，因為此為私密空間，所記者純系當日發生之事以及感想，而當初所記亦不為日後或死後發表。從上述引證蔣氏日記分析，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曾十幾次電令張學良不抵抗幾乎是不可能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坦言：「『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臺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的真實思想。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1981年，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十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學良夫人于鳳至讓其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柜中。
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其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女學者張之宇和張之丙姐妹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就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于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張學良說：是我的責任，不能諉過他人。
分析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928年10月，張學良對東北大學學生說，他曾到日本考察，看到群機狂飛、多艇躍水的浩大場面，認為日本的一切軍備都優於我們，要求學生們臥薪嘗膽，發奮圖強，以待將來。萬寶山事件發生後，經與蔣介石交換意見張學良於7月6日致電「東北政務委員會」，稱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可見，當時張學良的頭腦中籠罩著嚴重的恐日情緒。
張學良畢竟是脫胎於舊軍閥的地方實力派，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在他心中佔有相當分量。而對日軍日益猖獗的挑釁，張學良認為，東北軍守土有責，本應與日本拼死一搏。但日本之強，決非東北一隅所能抵擋的。何況蔣介石曾經三令五申，無論日軍如何尋釁，我方絕對不予抵抗。若東北軍違令作戰，勢必後援不繼，其結果不僅東北不保，而且將禍及全國，造成更大的災難。因此，為避免無謂的犧牲，不如暫率東北軍退入關內，發奮圖強以待將來復土雪恥。事變發生的頭兩天，張學良與其主要將領及平津名流們商討應變方略時就是這樣講的。由於東北軍的許多將領與張學良一樣恐日病嚴重，入關後又同他一樣貪圖安逸；而那些所謂社會名流有的依附於張，有的是親日派，有的乾脆就是漢奸，自然均以少帥的意見為尊，主張對日軍的進攻不予抵抗了。
張學良晚年曾坦誠對人說：「我年輕時什麼都來，最喜歡女人和賭博。」這樣的統帥，又怎能指望他的部下在侵略者面前用命奮起抵抗呢？
翻撿一下當時的史料，張學良的不抵抗言論簡直可以說是俯拾即是。他自己也說，事變發生時，自己曾嚴飭部下「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