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出行限制令全球航空業面臨空前挑戰，不少航空公司被逼入絕境。德國漢莎航空稱，目前的客運量還不到疫情發生前的1%，日運送旅客人數從平均35萬人減至3000人左右。雖然企業在4月底時尚有43億歐元的流動資金，但以每小時100萬歐元的「燒錢」速度恐怕無法挺過這場疫情。
近日，德國聯邦政府對漢莎航空的救助方案浮出水面。方案總金額將近100億歐元，包括三個部分：其一是聯邦政府拿出55億歐元以靜默參股的形式注入，要求保證9%的股息作為回報；其二是聯邦政府出資近10億歐元，在漢莎航空佔有25.1%的股份，對於這部分入股，聯邦政府要求在監事會獲得兩個席位，並享有相應的企業經營共決權和否決權；其三是國有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向漢莎提供35億歐元的政府擔保貸款。
但這個規模龐大的救助方案卻引發巨大爭議，而爭議的背後是政治、經濟各方的多重矛盾和博弈。
猶豫不決的漢莎航空首先，漢莎對政府注資心存顧慮，因為這部分資金可能帶有高昂的附加條件，尤其是其中的非靜默入股部分，更將使聯邦政府得以直接插手企業的經營決策。
此前，漢莎的同行法國航空已經獲得了70億歐元的國家援助貸款（其中40億歐元是國家擔保的銀行貸款，30億歐元是國家直接發放的貸款），附加條件為：「法航必須成為最注重環保的公司」。在2030年以前，法航要降低遠程和中程航線的碳排放，平均每名乘客每公裡下降50%。法國國內的航線更要在2024年以前就達成這一目標。此外，在2025年以前，至少2%的燃料要來自氣候中性的能源。這些要求將對法航的航班安排產生非常具體的影響。法國經濟與財政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說：如果搭乘火車在2.5小時之內可以抵達，相應的國內航線將被取消，因為飛行這樣的路線是「不合理的」。此外，勒梅爾還表示，法航將購入新的空客飛機A220和A350來降低碳排放，他希望法航"會繼續成為空客的好買家"，以幫助這家陷入危機的飛機製造商繼續存活下去。
兔死狐悲，法航的先例使漢莎管理層對國家的有條件救助猶豫不決。而且漢莎的企業結構較法航更為複雜，奧地利航空、布魯塞爾航空和瑞士航空等都是漢莎的子公司。雖然瑞士政府已經向漢莎旗下的瑞士航空和雪絨花航空提供了12億歐元的貸款擔保，並且沒有附帶硬性的環保指標，也沒有要求幹預企業經營，但漢莎仍然擔心，如果母公司開了先例，將來奧地利、比利時和瑞士政府都比照德國政府要求參與企業經營決策，以此作為國家援助的回報，這將給漢莎的經營帶來非常複雜的局面。
因此雖然可能有損企業聲譽，但漢莎總裁施珀爾（Carsten Spohr）始終還在考慮申請進入德國破產法所特有的「保護傘程序」。如果進入這個程序，漢莎將在三個月的「保護期限」內繼續擁有對財產的支配權，並在一名法院指定的管理人的監督下、在現今管理層的帶領下進行重組。這樣，漢莎將有機會擺脫對供應商和其他債權人的許多義務。漢莎股東及經營團隊表示，目前雖然處境艱難，但主要是流動資金方面的危機。漢莎包括飛機在內的固定資產都還在，還有一些資產可以進行抵押，比如「常旅客計劃」，僅其採集的大量數據資源就價值數十億歐元。外界則普遍認為漢莎只不過是在垂死掙扎，沒有政府救助根本不可能生存。
疫情大考逼問「萊茵模式」一邊是漢莎的顧慮和猶豫，另一邊，德國政府和政界在是否應當涉足企業經營這個問題上也存在不同意見。
聯邦政府對企業的救助注資主要依靠新成立的經濟穩定基金（WSF），而該基金決策委員會由分別來自聯邦財政部、經濟部、總理府、勞動部、司法部和交通部的6名成員組成，黨派分布上社民黨略有優勢（1名基民盟、2名無黨派親基民盟、3名社民黨），另有2名諮詢人。委員會內部迄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見。
聯邦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基民盟）認為國家不應參與航空公司的運營。他在接受德國電視一臺採訪時說：「在我看來，我們不對企業的經營決策施加影響，這一點很重要。」
大聯盟政府中的另一執政黨——社民黨對此卻持完全不同的看法。社民黨主席瓦爾特-博爾揚斯（Norbert Walter-Borjans）稱：「漢莎必須保證國家享有共決權」，此外還應保證勞動崗位、削減派發股息。如果國家向企業注資卻不參與決策，「這無法向循規蹈矩的納稅人交待」。
目前德國政壇上升勢頭正猛的環保政黨——綠黨的立場更為極端：聯邦政府援助漢莎時應當比照法國，附帶嚴格的環境和氣候保護要求，並且靜默入股是不可接受的，政府必須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
漢莎救助之爭的背後，是「國家幹預與市場經濟」這個永恆主題。被稱為「萊茵模式」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在戰後實施七十多年，被認為是德國經濟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聯邦經濟部最輝煌的大廳便是以「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名字命名。
政府只當裁判員，維護市場經濟的競爭秩序，絕不自己下場比賽，這是「萊茵模式」的基本原則。這意味著，德國需要一個強大而自律的政府，它既要嚴密關注經濟運行、主動維護經濟秩序，又要嚴格自我約束，限制自己的權力範圍。要在政治實踐中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對政府的權能邊界也始終存在爭議。面對挑戰和危機，政府直接插手，動用權力和資源迅速解決問題，這究竟是提高效率，還是擾亂秩序、揠苗助長？
回想就在疫情暴發之前的去年11月底，德國經濟部正式發布《國家工業戰略2030》，也引發巨大爭議。這份戰略稱，德國政府今後可以通過動用國家資金收購本地企業股份的方式，阻止來自非歐盟國家和地區的企業收購一些特定領域的德企。顯然，德國政府面對日益白熱化的國際競爭，已經耐不住只當裁判員，準備好隨時擼起袖子下場比賽。
而就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危機來看，德國政府的救助資金總額高達1.2萬億歐元，在其經濟總量中的佔比遠高於歐盟平均水平以及美國。隨著大量公共資金流入私人企業，政府一方面需要避免企業的「道德風險」，保障納稅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有機會直接推動諸如氣候保護、綠色經濟轉型等外部性大於企業經濟效益的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是否應當重新定位國家的權能邊界？
畢竟，在「國家幹預與市場經濟」這個問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從而形成自己的具體經濟制度，因此只有是否適合自己國情、是否適應時代發展的相對優劣，並無絕對的高低對錯。或許在新冠肺炎疫情這場極限大考的逼問下，德國也不得不對經典的「萊茵模式」進行新的思考。
（朱宇方，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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