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鳳生
豐子愷先生有一幅漫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因其意境深遠，蘊涵一種淡泊寧靜之美而膾炙人口。後來有一位瘦谷先生看了豐先生的畫認為畫上畫的並不是新月，而是殘月，因為他記得幼時老師說過的話：新月是呈「鐮刀」形狀，而殘月的凹面正好與之相反，呈『C』之形狀(『C』是『殘』字拼音的字頭)，他還稱豐先生就這樣犯了一個「美麗錯誤」。瘦谷的說法，當時贏得了許多人的讚賞，嘆服他的讀畫用心。
但後來又出現了另一種不同的聲音：華中師範大學黃濟華教授認為豐子愷畫中的月正是「新月」無疑。而一月之中，只有初三、初四、初五之月才是新月；新月只有傍晚時才能看到它斜掛在西天，不一會兒就下山了。此畫畫的是下午人們在茶館喝茶，傍晚時散去，正好看到一彎新月斜掛在西天。
對上述兩種說法，筆者並不認同，因為筆者曾學過多年國畫，也得到過豐先生的指點，依我的理解，豐先生畫中所指，並非是天象意義上的新月，而是先生心中所見到的新月也。
原來豐先生家鄉那裡的人素來喜歡孵茶館，有時還要喝幾口酒 （飲酒只需花生、茴香頭即可，無須菜餚，故畫中不見菜碟）。逢三五知己相聚，席間談笑風生興致正濃，對已經悄然升起的明月渾然不知。待曲終人散熄燈之後，只見彎彎的月亮早已掛在天穹，淡淡的月光如水一般，照得室內一片亮白，此時酒酣耳熱的豐先生頓時覺得心中澄清如水， 宋代詩人謝無逸《詠夏境》裡的詩句「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的意境便映現在眼前。如此詩情畫意，實在是令人陶醉。故畫中之新月，乃先生心裡突然感悟到的清澈之明月也。至於此時懸在天上的究竟是新月，還是殘月，我想先生也未必在意。因為中國畫的傳統也就如此，魯迅先生說：「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鄭板橋畫竹，畫的也是胸有成竹,而非窗外之竹也。楊振寧說：「中華傳統繪畫所追求的意境，與西方傳統繪畫完全不同，是『觀物取像』的像，不是照相的像；是精神的像，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像，不是歌頌自然的像。」此畫便是一個絕妙的例子。
楊振寧的話讓我想起了另一幅名畫《月亮升起》，乃是印象派大師凡·高去世前不久的傑作。畫面上扭動升騰的絲柏，呈渦旋狀翻滾的天幕流動於星星之間，山巒如海浪般的起伏，似乎要將那一片寧靜的村莊吞噬！這與我們平時所見的星空大相逕庭，顯然是大師幻想中的自然景象，映現出他難以平靜的內心世界。（當時的凡·高正住在聖雷米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狀態很不好。）
然而，令筆者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幅宣洩焦慮的激情之作，畫中的景物和天象都是真實世界的逼真寫生，這也許是西方繪畫幾百年來形成的寫實傳統吧！不信則有科學的考察報告為準。
且說，本世紀初，西方出了一位專門探索世界名畫裡的科技密碼的達人，名叫唐·奧爾森，原來是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主攻相對論和天體物理學，對人文學科和繪畫亦有興趣。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對名畫的考察，縝密而周到。他們先查閱了凡·高的信件，獲悉這幅畫是他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小鎮聖雷米創作的。凡·高到達這裡的時間是1889年5月8日，而後在同年9月底將該畫寄給了他的兄弟提奧。由此不難算出，在那段時間的晚上，月亮以滿月或接近滿月的形態升起共15次。為調查該畫中的其他情節，小組一行3人來到法國。在聖雷米，他們發現峽谷和農舍果然在那裡，正像凡·高描繪的那樣！如今，麥田已是一個大花園。
他們先以田野中的一個點作為參照點，確定峽谷的坐標。然後測量峽谷的仰角及方位，結果測得仰角為4度，方位是東南36度。奧爾森又查閱了1889年5月到同年9月間的天象記錄，以確定那時每日月亮的圓缺。他們還比較了地球赤道、月球和其他天體位置的偏差，因為正是這種偏差導致月球在天空升落方位的變化。最後，他們查看了同一時間有關聖雷米城天氣的歷史記載。上述信息均輸入於一臺計算機，計算機把凡·高能在此間看見月亮從峽谷升起的可能日期，確定為1889年5月16日或7月13日。
奧爾森推測，作畫日期不可能是5月16日，因為凡·高在5月給其弟寫的一封信中提到，麥田非常綠。由此，奧爾森斷定，凡·高看到月亮從麥田旁的峽谷上升起，是1889年7月13日晚上9點08分。如此精確的研究報告，實在讓我輩長了見識。看來凡·高的這幅畫面應該定格在這一時刻的景色上。
通過對兩幅畫的比較，不難看出東西文化的差異，但對於優秀的畫作來說它們也有共性，即無論是中國畫還是西洋畫，寫實還是寫意，它們都是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達到一種「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齊白石語）的藝術境界。
《科學時報》 (2011-09-08 B4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