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瓶梅》與運河文化
《金瓶梅》的內容從《水滸傳》中潘金蓮與西門慶的故事生發而來，其故事發生地本來在陽穀縣，但《金瓶梅》卻將故事發生地移到了清河縣。
小說表面上寫宋朝時事，實際上描寫的是明中葉的社會現實。
清河縣在明代與東平府並不相屬，但小說又讓清河縣隸屬於東平府，並將臨清放在一條線上。
所有這一切，都是出於一個目的，那就是讓故事儘量靠近運河，因為故事只有在運河一帶展開，才能使其內容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富有時代氣息，更便於展現當地的社會風貌，也更符合刻畫人物的需要。
小說中的西門慶是一個亦官亦商之人，他應當生活在一個商業氣息相對濃厚的環境之中，靠近運河便是最好的選擇。
小說第六十九回文嫂對林太太說道：西門慶「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臘。」[1]
《金瓶梅》1991年版
以店鋪形式進行商業活動，是運河岸邊臨清商界的一大特色。
《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七六對當時的臨清商鋪有粗略的統計，其中布店73家、緞店32家、雜貨店65家。
所經營的貨物，除棉花外，多販自外地。
第六十回便有西門慶店鋪開張的描寫: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裡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緞禮物謝主事……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
……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柜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
西門慶到南方採辦貨物，都是沿運河船運。
第六十七回寫西門慶吩咐韓道國與來保拿四千兩銀子去松江販布，給崔本兩千兩銀子去湖州買綢子，「過年趕頭水船來」。
第八十一回接著寫韓道國與來保拿著西門慶的四千兩銀子到了揚州，「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婦」。
直到初冬天氣方才往各處購買布匹，然後打包上船,沿運河來到臨清閘上。
由於當時河南、山東大旱,不收棉花，布價昂貴，每匹布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在臨清一帶碼頭迎著客貨而買。
韓道國見有利可圖，便自作主張先賣了一千兩布貨。
臨清鈔關是明代七大鈔關之一，據《大明會典》卷三五記載，萬曆初年，臨清鈔關收稅八萬餘兩，名列各鈔關之首。
小說第五十八回寫道:韓道國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的緞絹貨物，直抵臨清鈔關,但因缺少稅鈔銀兩,不能裝載進城。
西門慶於是給鈔關上的錢老爺寫了一封信,又送了五十兩銀子,結果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
那位錢老爺「也沒差巡欄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
西門慶非常高興，說道:「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份禮謝他。」
從此以後，臨清鈔關的錢老爺成了西門慶的好友。第七十七回寫崔本購置了二千兩銀子的湖州綢緞貨物,來到臨清碼頭，西門慶又寫信給錢老爺，煩他青目。
第八十一回，雖然西門慶已死，但其夥計不知，還希望西門慶給錢老爺寫信，以便少納稅錢。
除了西門慶之外，小說還寫到了南方商人在運河一帶的的經商活動，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三十三回中的湖州客人何官兒，他有五百兩絲線因故急著脫手。
西門慶用四百五十兩銀子買了下來，在獅子街的空房裡開了個絨線鋪。明代中後期南方商人到臨清經商者非常之多，這是因為當時的臨清是最為活躍的商貿基地。
謝肇浙(1567—1624)26歲中進士後，先後作過湖州推官、東昌知府，他對臨清商人的情況比較熟悉。
在其《五雜組》卷十四中有這樣一段話:「州縣有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將空其國矣。」[2]
然後舉臨清為例:「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佔籍，商亦籍也。」可見當時的臨清聚集了大量的南方商人。
根據這些描寫，可以說《金瓶梅》的作者或寫定者對運河臨清一帶非常熟悉,這也是考定作者或寫定者的一條重要線索。
《五雜俎》書影
二、《金瓶梅》與飲食文化
《金瓶梅》中有關飲食的描寫觸目皆是,相當真實地反映了明代中後期運河一帶的飲食習俗。
首先，《金瓶梅》中的飲食體現著南北交融的特點，儘管故事發生在北方，但南方食品卻常常出現。
菜蔬類如酸筍、魚酢、糟魚、醉蟹、鰣魚等等,尤其是鰣魚，第五十二回寫黃四給西門慶送禮,其中有「四尾冰湃的大鰣魚」。
西門慶不知道它的珍貴,應伯爵說道:
「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
應伯爵並非誇張，因為鰣魚產於春夏之交的南方各大江河，所以必須冰藏冷運,耗費巨大。除朝廷之外,北方一般人很難吃到新鮮鰣魚。
當時的臨清碼頭是貢船的換冰之地，因而才有可能品嘗到這一美味。至於鰣魚的烹製方法，南北方亦有所不同。
南方以清蒸為主，北方則以油煎為主。所以同一回寫西門慶家的廚師做了「兩盤新煎鮮鰣魚」。
《金瓶梅》中菜點的原料和製作技法也體現著運河文化的特點，從原料來看，既有北方較普遍的葷素原料，又有南方地區的特色原料。
但仔細鑑別就會發現，鮮活及無法遠途運輸的都產於北方，而南方的原料大部分是可以貯藏的或製成品。
如雞、鴨、鵝、豬、牛、羊等肉食品,豆芽、芹菜、鮮藕、山藥等蔬菜,石榴、雪梨、葡萄等水果，皆北方所產,在小說中出現時都是鮮活的。
而糟鰣魚、糟筍、酸筍、橘醬等都是用南方所產原料加工而成。製作技法也南北兼有而以北方為主，據李曉東、趙建民《<金瓶梅〉菜點烹飪之特色》[3]統計,小說中出現的烹飪方法有40餘種之多,
其中屬於魯菜特點的約佔60%,如煎、炒、拌、爆、氽、炸、白煮、烹、熘等。具有蘇菜烹飪方法特點的約佔40%，如水晶、蒸糟、燒、臘、燉、鯡、醃、釀、扒、白切、火燻等。
第二十三回寫宋蕙蓮紅燒豬頭肉是典型的北方做法：
「舀了一鍋水，把那豬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灶內，用一大碗油醬，並茴香大料，拌的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
紅燒豬頭肉沾著姜蒜食用也是北方才有的吃法。
同時， 由於故事發生地在運河臨清一帶,北方的麵食和南方的點心經常同時出現。
北方的麵食如炊餅、卷餅、白面蒸餅、玉米面鵝油蒸餅、燒餅、烙餅、溫面等是主食。
南方運河一帶的許多菜點也不可缺少，如白糖萬壽糕、雪花糕、定勝糕、玫瑰花餅、玫瑰元宵等點心，就是流傳至今的蘇州名點，大飯燒賣是準揚名點。
還有豐富的粥類，如軟糯粳米粥、梅桂白糖粥、梗慄米粥等也是江南的食物。
《金瓶梅》中寫到的各類酒品有 31種之多[4],這形形色色的酒品也體現著南北交匯的特點。
其中產於北方的酒如火酒、白酒、竹葉青酒、羊羔酒、黃米酒、窩兒酒、魯酒、葡萄酒等等；
產於南方的如金華酒、壇酒、河清酒、荷花酒、麻姑酒等等;還有南北兼產的如雄黃酒、菊花酒、黃酒、豆酒、老酒、頭腦酒、艾酒等等。
總之，京杭大運河為南北兩大風味的飲食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只有運河中段一帶才有可能出現這種飲食文化南北交匯的景象。
《金瓶梅菜傳說》
三、《金瓶梅》與民間信仰
巫術之外,還有祭祀、婚喪嫁娶等種種信仰風俗描寫,《金瓶梅》可稱得上是一部民間信仰的百科，《金瓶梅》中有許多民間信仰描寫,對於刻畫人物性格、推動情節進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鞏聿信在《論<金瓶梅>中的數術文化描寫》[5]一文中對《金瓶梅》中的佔卜術和方術曾作了一個統計，
其中佔卜術包括相面術三處、算命術五處、龜卜術二處、相思卦一處、祭本命星壇一處、演禽星一處、圓夢一處、看風水多處、查歷忌多處、讖語多處。方術包括麗發術、回背術、求子術、收驚、燒紙獻神、天心五雷等等。
大量的民間信仰描寫與明代中葉城市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的壯大密切相關，與運河一帶的民間習俗相關。
因為這些信仰活動都發生在市民百姓的個人日常生活中，直接關係到個人的命運吉兇。
如關於西門慶的命運,先是由吳神仙為其推八字，得出結論:「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
接著又為其相面，認為他「頭圓項短,定為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
既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將壬午日衝破了，又有流星打攪,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濃之災,骨瘦形衰之病。」
這實際上是藉助佔卜對人物的命運提前作了暗示。
到第七十九回吳神仙再為西門慶推流年吉兇:「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這就意味著西門慶已經在劫難逃。
吳月娘希望奇蹟能夠出現，對天發願，如果丈夫病情好轉，「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
西門慶雖然死去,但已許之願還要兌現。
第八十四回吳月娘由吳大舅陪同，長途跋涉前往泰山朝拜碧霞宮的泰山娘娘，燒香還願。泰山娘娘又稱「碧霞元君」，傳說為東嶽大帝之女，自明代開始，民間對泰山娘娘的信仰大盛，山東尤甚。
成化年間(1465-1487)拓建碧霞元君祠為碧霞宮,小說中寫「娘娘金殿上朱紅牌匾，金書『碧霞宮'三字」,顯然是成化年間之後的事。
月娘之所以選定泰山娘娘還願,有其用意。民間認為泰山娘娘是送子、保護兒童之神,《歷代神仙通鑑》卷一五便稱泰山娘娘為「衛房聖姥」。
《金瓶梅》第三十九回也提到了「監生衛房聖母元君」。
月娘先是希望生個兒子，有了孝哥後,又希望兒子能夠平平安安，所以她才會去虔誠地朝拜泰山娘娘。
然而事與願違,正是這次泰山之行,將兒子送入了佛門。
《歷代神仙通鑑》
四、《金瓶梅》方言之爭
關於《金瓶梅》所使用的方言是研究者們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
最早提及這一問題的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沈德符，他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原本缺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由一位陋儒補寫，不僅「膚淺鄙俚，時作吳語」，而且「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6]
他雖然沒有正面說除了這五回之外所用的方言，但言外之意顯然是說全書用的不是「吳語」。
後來張竹坡在第六十七回評點中首次提到了「山東聲口」。
這處原文是:「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得著,他娘子鎮日著皮子纏著哩。』」
張竹坡為什麼說這句話是「山東聲口」?
有的研究者認為張竹坡是彭城(今徐州)人，蘭陵笑笑生視徐州為魯地，張竹坡也將笑笑生視為同鄉,所以說是『山東聲口」。但若認真思考，恐怕問題不在於此。
西門慶在小說中是清河縣人,理應使用山東方言,這句話中的「鎮日」、「著皮子纏著」便是地道的山東方言，與張竹坡生活的徐州一帶方言有所不同,所以張竹坡在評點中才會特別指出是「山東聲口」。
20世紀上半葉許多學者都一致認為《金瓶梅》使用的方言是山東方言。
1919年在《金瓶梅詞話》尚未發現之前，曾任南方大學教授的張燾在《古今小說評林》中就曾說道:「《金瓶梅》雖是白話體，但其中十九是明朝山東人俗話。」「統觀《金瓶梅》全部……至其措辭，則全是山東土話」。
《古今小說評林》
當《金瓶梅詞話》發現之後，先是鄭振鐸先生於1933年在《談<金瓶梅詞話>》[7]一文中說，「書中有許多山東土話，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禎本也都已易以淺顯的國語」。
「我們只要讀《金瓶梅》一過，便知其必出於山東人之手。那末許多的山東土白，決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於其間的」。
緊接著吳先生、魯迅先生以及胡適先生也都力主此說。
50 年代之後，大多數研究者依然主張山東方言說，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就說道:「作者十分熟練地運用山東方言。」
有趣的是，即使那些表示不同意見的也首先肯定用的是山東話。
如1940年姚靈犀在《瓶外卮言》中說，小說講述的是山東的事，當然應當用當地的土語。
由於京城是四方雜處之地，在京城做官的人都會說北方話，山東離京城非常之近,又是水陸必經之路，南方人擅長北方話的很多。
再者,《金瓶梅》中的方言,南方人也全懂，所以很難說作者是北方人還是南方人。
實際上姚靈犀並未否認《金瓶梅》的語言是山東話,只不過是說南方人也有可能是作者而已。
進入80年代後,開始出現了不同觀點。
1982年朱星在《<金瓶梅〉的詞彙、語彙札記》中指出，《金瓶梅》基本上是用北方官話寫的，因為故事發生在山東清河縣，所以對話中有些山東方言，但不全是。
西門慶與官場人來往,對話用文言，只有家中婦女,尤其在罵人時,用些山東話,但也不是太多。
因此所謂山東方言一說太籠統,山東有一百多個縣，方言很複雜，純山東方言詞彙並不多。
1984年黃霖先生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續》一文中也認為,《金瓶梅詞話》的語言相當駁雜,其方言俚語並不限於山東一方，幾乎遍及中原冀魯豫以及蘇皖之北，甚而晉陝等地都有相似的語言與音聲，中間又時夾吳越之語。
同年張惠英女士在《<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嗎?》一文中認為，《金瓶梅》的語言是在北方話的基礎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吳方言特別是浙江吳語顯得比較集中。
後來又發表文章指出,在用具、飲食及一般用語中比較集中反映有杭州一帶的方俗用語。
VOV的重疊式只有吳語中保存，因此作者應為南方人。
針對上述觀點,許多研究者撰文表示了不同意見。
著名學者吳曉鈴先生認為《金瓶梅》用的是黃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山東省以濟南為中心的方言即山東的標準語。
有的研究者將方言範圍進一步縮小，比如張遠芬先生認為運用了大量的山東嶧縣方言；張士魁先生認為有大量的徐州、棗莊間的方言，趙炯先生認為是蘭陵一帶的方言,許志強先生認為既有魯南方言,也有淄川方言,張清吉先生認為用的是山東東南的諸城方言等等。
看來，關於這一問題還會繼續爭論下去，不過種種跡象表明山東臨清一帶的方言說似乎顯得更有說服力，這可以從以下語音、詞彙及語法幾個方面說明。
《<金瓶梅>語言研究文集》
五、《金瓶梅》的語音系統
關於《金瓶梅》的語音問題，許多研究者都發表了很有價值的觀點，尤其是張鴻魁先生的《金瓶梅語音研究》一書成就更為突出。
該書語音特點分析一章詳細歸納了《金瓶梅》中入聲韻尾的消失、濁音聲母的清化、入聲字調的分派、兒音節和兒化前等等，最終得出了《金瓶梅》符合北方方言的結論。
由於張鴻魁先生的這部專著篇幅較長，這裡不可能全部引用，因此僅以馬靜的《從方言背景看<金瓶梅>的作者》一文所引例子作些說明。
首先看一下入聲字的歸類。在北方方言中，古入聲字分別歸人陰、陽、上、去四聲中，但各地出入較大。在膠遼官話中，全濁聲母歸陽平,次濁聲母歸去聲，清聲母歸上聲。
在冀魯官話中，全濁聲母歸陽平，次濁聲母歸去聲，清聲母歸陰平。在中原官話中，全濁聲母歸陽平,次濁聲母和清聲母全歸陰平。顯然，在三種北方官話中,全濁聲母都歸屬陽平，沒有什麼不同。
次濁聲母在膠遼官話和冀魯官話中相同，都歸屬去聲，而在中原官話中則歸屬陰平。
清聲母在冀魯官話和中原官話中相同，都歸屬陰平，而在膠遼官話中則歸屬上聲。
根據這一規律來分析《金瓶梅》中的入聲字就可以發現,全濁聲母字如學、鶴、席、伏、服全部都讀陽平；次濁聲母字如滅、肉、物、落等都讀去聲；清聲母字如八、潑、忒、乙等都讀陰平，只有一個「甲」字是例外，讀上聲。
由於次濁聲母字讀去聲，這就排除了中原官話的可能。又由於清聲母字大都讀陰平，這就排除了膠遼官話的可能。
於是,最大的可能就是冀魯官話，而這一官話所包括的地區是濟南、臨清一帶。
再看z、c、s與zh、ch、sh即捲舌與不捲舌的讀音。
在普通話中,聲母為捲舌音zh、 ch、sh的字,膠遼官話有兩種不同的讀法，一種是捲舌的，一種是舌叶音，但在《金瓶梅》中卻是同音的。
如從=重，「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
咂=扎,「五娘使你門首看著栓疲箕的,說你會咂的好舌頭」。搽=擦,「婦人用帕搽之」。
寺=事，「常言道，男僧寺對著女僧寺，沒事也有事」。
只=自，「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
穿=攛，「白駒過隙，明攛梭」。
死=使，「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這也說明，《金瓶梅》的語音不是膠遼官話。
其它值得注意的語音現象還有不少，如呵=哈=喝,「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幾句話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自來也不曾呵俺們一呵」。
第一句中的「呵」應為「喝」 ,第二句中的「呵」應為「哈」,第三句中的「呵」才是「呵斥」的「呵」，但在小說中卻可以通用。
再如造=做,「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武二叫過買,造兩份飯菜」。
「則」=「做」，「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題那淫婦兒則甚?」
對=得，「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對叫過畫童兒送到他往韓道國家去」。
第一句中的「對了」是「得到」的意思，第二句中的「對」應是「得」，即「必須」的意思。
這些語音現象也可以說明《金瓶梅》中的語音更接近於冀魯官話。
《<金瓶梅>語音研究》
六、《金瓶梅》的詞彙系統
前面已經說到，《金瓶梅》的詞彙系統非常龐雜，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去尋找。
從主觀方面來說，作者可能是一位走南闖北、熟悉各地方言詞彙的作家。但這種可能性極小，因為一位作家在寫作過程中，除非出於小說創作的需要,才有可能夾雜各種方言詞彙。
不然的話,儘管他掌握了各地許多的方言詞，也沒有必要忽而北方,忽而南方。
從客觀方面來說，這與小說作者或寫定者生活的地域有著密切關係。
一般來講,只有交通便利之處，才有可能出現這種詞彙交融現象，而運河山東臨清一帶正好符合這一要求。
明代臨清一帶的語言特點尤其是詞彙特點正是南北方言、官話、俗語、行業語融會貫通的運河語言詞彙特點。
元末明初之際的連年戰爭給臨清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洪武年間的幾次移民及衛所制度,使當地居民的籍貫相當複雜。
明代永樂年間大運河全線貫通，南北物產交流，商賈旅客往來不絕，臨清迅速成為運河中段重要城市。
當時臨清的衙門既有中央派出機關如鈔關、皇莊、衛所等，又有地方衙署如州署、學館、遞鋪等,還有宦官設立的各種機構如磚場等。
而來自山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賈更是雲集於此,還有運河上的船戶、寺廟中的僧侶及茶樓酒肆中的賣藝者,這一切造成了臨清居民成分的複雜,他們所使用的語言詞彙當然也就會複雜起來。
馬永勝、姚力芸在《<金瓶梅詞話>方言新證》一文中曾經指出,《金瓶梅》中有雁北方言土語出現,並舉了三個例子。
其中兩個例子見於第三十二回：李桂姐說「真是硝子石望著南兒丁口心」，李桂姐說完，大家「都一起笑了」。
同一回應伯爵說「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眾人都笑了」。大家「都一起笑了」，「 眾人都笑了」,說明當時大家都明白這兩句話的含義，但是今天許多地區的人卻很難理解。
馬、姚兩位指出，講雁北方言的人感到並不難理解，因為這是在雁北方言基礎上用了藏頭法和諧音法。
第一句話的含義是「笑死俺的」，第二句話的含義是「含咽過去，就是挺倒摸」,指的是兩個調情動作。
第三個例子見於第七十六回，應伯爵罵李桂姐和鄭愛月:「我把你兩個女又十撇，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了口噁心。」
馬、姚兩位認為，這是用拆字法、諧音法和藏頭法湊成的一句話，「女又十撇」是「奴才」的拆字,「鴉胡」是「夜壺」的諧音，「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了口噁心」藏頭「石朵了」，諧音是「拾掇了」。
整句話的意思是「我把你這兩個奴才夜壺拾掇了」。而這也只有用雁北方言才能解釋通。
馬、姚兩位對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作了分析，認為各地的方言會發生相互吸收、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的變化。
如明代永樂年間就曾從山西大量向外移民，這些移民不可避免地會將自己的方言帶向各地，最終與各地方言融合。
另一方面，方言土語在某一地區又有著特別旺盛的生命力，某一地區的方言土語，其他地區的人有可能聽不懂。
這一分析非常中肯，但也正好說明，《金瓶梅》的作者或寫定者必定生活在一個各地方言融會貫通的地區，而臨清正是這樣的一個地區。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詞話>的作者》一文中指出，不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有吳語,其它各回中也有不少，如「物事」、「廼郎」等。
黃霖先生又進而補充了許多，如「小頑」、「家火」、「呆登登」、「饞癆痞」、「陰山背後」、「合穿扶」、「做夜作」等等。
有人還曾指出,小說中經常出現的「達達」一詞並非純山東話，吳語中也有。以上這些例詞實際也正說明了《金瓶梅》詞彙的兼容性，而這種兼容性只有交通比較發達、居民成分比較複雜的地區才可能具備。
《<金瓶梅>文化研究》
七、《金瓶梅》的語法系統
從語法系統來看《金瓶梅》作者或寫定者的生活地域，也是研究者們運用的方法之一。
如張惠英女士1992年根據現有的北方方言資料中未見有「VOV」結構的報導，便認為北方話、閩語、粵語都沒有這種「看他看」、「管他一管」的說法，南京、徐州等蘇北地區也沒有這個說法。
因此，這種重疊式大概來自江淮話或吳語，現在只有吳語還保存與此相近的形式。這就是說，《金瓶梅》的作者或寫定者很可能是吳語方言區的人。
但這種觀點很快便受到了質疑,1998年羅福騰先生在方言調查的基礎上，證明「VOV」結構存在於魯中地區。
又與用山東方言寫成的《醒世姻緣傳》和《聊齋俚曲》作了比較，得出結論說，自明清時代至今,山東方言一直存在「VOV」結構。
這就是說，這一詞序結構並不僅僅局限於某一地區,當然也不能推翻作者或寫定者生活在山東的說法。
朱德熙先生1985年撰文討論了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覆問句，認為北方地區多使用「你去不去?」即「VP不VP?」結構。
南方方言多使用「你可去?」即「可VP?」結構。一種方言裡一般只有其中的一種說法。
用這兩種結構來驗證《金瓶梅詞話》中的情況，結果發現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中的反覆問句只用「可VP」結構，而其它各回基本只用「VP不VP」結構。
這就是說，這五回文字系由南方人寫成，除此之外系由北方人寫成。
《金瓶梅詞話》中還有許多語法現象，在山東話中經常出現。如「著」雖用來表示動作的進行或狀態的持續，但也可以用來結句：「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屋裡洗洗臉著。」意思是洗完臉再去見娘。
再如「來」可表示已經過去：「你那裡吃飯來沒有?」意思是你在那裡吃過飯沒有。
「來」還可以加強肯定語氣或疑問語氣：「我來叫畫童來。」意思是我來不為其他事，只是為叫畫童。
「你與他說些什麼來?」意思是你都和他說了些什麼。「來」還可以表示祈使語氣：「咱到後邊去來。」意思是請到後邊去。
再如比較句式：「一天熱起一天。」意思是一天比一天熱。使動句用「乞」或「吃」：「早晚乞那廝暗算。」意思是被那廝暗算。
「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出氣。」意思是被人殺了。
而「使」則表示花費、使用、用：「後來怕使錢，只挨著。」意思是怕花費錢，不去看病，只是挨一天算一天。
「昨日在哪裡使牛耕地來?」意思是在哪裡用牛耕地來?當然，上述這些語法現象也可能出現在山東之外的某些地區,或其它地區的人們也能夠明白。
這也正好說明《金瓶梅》中語言的包容性和兼容性。
《<金瓶梅>語法研究》
總之，研究《金瓶梅》所描寫的故事發生地，需要將各種因素綜合起來進行分析，而不應僅僅局限於某一方面的現象。
民俗與語言在各種因素中屬於比較重要的兩個方面，就這兩個因素來看，《金瓶梅》的故事發生地應在運河山東臨清一帶,其作者或寫定者也必然與這一帶有著種種關聯。
本文作者 王 平 教授
注:
[1]本文所引《金瓶梅》原文,均據齊魯書社1991年版《金瓶梅》。
[2][明]謝肇浙:《五雜俎》,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3]見李志剛等編《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山東文化音像出版社1998
年版。
[4]李萬鵬:《<金瓶梅詞話〉酒品資料》,載李志剛等編《金瓶梅酒食文
化研究》,山東文化音像出版社1998年版。
[5]見王平等編《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二輯,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6]見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彙編》,齊魯書社1990年版。
[7]本文所引論著出處,除註明者外，均見吳敢著《20世紀金瓶梅研究史
長編》,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
文章作者單位：山東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金瓶梅研究》第八輯，2005，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數據採集 黃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