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駱以軍的長篇小說《西夏旅館》（下稱「西夏」）於2008年10月在臺灣出版，去年10月，獲得華語文學獎金最高的「紅樓夢獎」。日前，大陸簡體版由北京「理想國」正式出版。
在這部47萬字的長篇裡，駱以軍試圖把「西夏的滅亡」、「父親的故事」和「旅館的故事」，交錯性地並峙在一個「作為我們所在整個島嶼的意向隱喻；四面八方而來的肉身流浪、心靈流亡者的聚集所；西夏王國本身的歷史想像敘述與模擬」的多重敘事時空中，以一種近似復調的形式，敘述歷史、記憶、現實等錯綜複雜的經驗。
5月中旬，到訪北京的駱以軍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採訪在一個樓群密布的街區進行，城市的玻璃幕牆樓群，像是駱以軍試圖建立的小說的結構模型——垂直、密集、深淵似的陰影。他說，「這是在香港和臺灣生活的大致經驗」，與此不同的是，北京讓他感到新鮮，「不管這個城市多憤怒，但它大到就像你可以獨自擁有一個小的區域，這時候聽到樹的聲音，看見光線的變化，會感覺這個城市非常美，跟文學沒有關係，你只是作為一個自然人就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
快速調動歷史的、當下的經驗，以極感性的方式描述此時此刻的感官與心理現實，是駱以軍極鮮明的敘述特徵。無論是平常地講一個故事或正式地書寫，這一方式，經由他漫長地抄寫、閱讀和寫作訓練已經成為一種敘述習慣。
而與人們慣常看到的通過對家族歷史的線性描述，表達人類遷移、離散、「如雲煙消散」的歷史經驗的寫法不同，也有別於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等作家開創的「外省二代」敘事寫法，駱以軍的「外省二代」經驗更彌散、複雜，他說：「天心在《古都》裡處理的記憶是真的，而我的記憶已經開始出現幻術。」
幾乎可以認為，駱以軍之前20多年的寫作經驗，便是為寫作「西夏」做準備。這部小說大陸簡體版的出版，於他歷經飄零的家族、他幻夢般追念故土的父親的意義，實在難以付諸文字，他只是說：「這套書拿回臺北，會給父親敬上，上一炷香。這個感覺外人也許無法理解。」
每個創作者都有一個自身經驗的光譜
第一財經日報：為什麼選擇寫一個關於「西夏的故事」？
駱以軍：寫之前我兩次去寧夏，最後一次走的是騎兵軍逃亡的路線，對西北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覺得我就是胡人的後代。我去過京都，京都好美，可是我不會著迷。去寧夏穿過沙漠，半路停下來抽菸的時候，四周寂靜無聲，我聽見「咔嚓咔嚓」上百隻犛牛在山谷裡吃草的聲音，這時候我就知道我不是一個海島文明的承續者。
這47萬字，是漢字，但也許這個閱讀的感覺是錯的。我本來設想用西夏文字來讀，想創造一種更散闊的狀態，如果我是最後一個西夏人在講這個故事，我使用的漢字未必是原本的傳統的意義，時至今日，這一切時間、空間感、品相都被改變了。包括死亡的古典定義，各種信息穿透進來，根本無法用純正的語言來描述一個古典的定義。我們使用語言講述故事，就像「巴比塔」的隱喻，張嘴就炸了，所有話語都塞滿了不同時空、不同夢境的訊息。講故事的人總是悲哀地想保存祖先的話語，所以，我期望這本書是一本活字，所有的字一直在翻動。
日報：現在的很多小說樂於用工業化的量身定製的方式來打動讀者，而你啟動這麼龐大的敘事，動力來自哪裡？
駱以軍：「大冒險敘事時代」對我的影響很深，那個時代的敘事者就像騎著馬，所有變化打在你的臉上，冰雹、雨雪，這些變化都開啟了。一個來自閱讀的經驗是，在沒有讀過普魯斯特小說之前，我沒法把過去的某段時光某個瞬間高密度、高解析度地快速地穿過我，比如，以前可能有一個回憶，就是小學六年級某個我喜歡的女生，在擦黑板；但是讀過《追憶似水年華》之後，知道作者不是只把一個故事賣給我，有了這個經驗，我在回憶那個畫面的時候萬千滋味都回來了，那個時刻的光線、那個季節樹葉腐爛的味道、後來這個女生不見了，或者你忽然想起教室的某個角落坐著誰誰誰，空間的建構複雜極了，把你的經驗不斷撐開。
日報：你曾經說自己對人際周遭的信息非常敏感，這樣的天性放在生活中會很煩惱，但是對寫小說可能很可貴。
駱以軍：是的，年輕時候會很煩惱，我27歲時去出版社當一個小編輯，去了一段時間就不行了，比如說，我在辦公室裡很容易在一個瞬間就感覺到人跟人之間曖昧、糾結的信息。卡爾維諾在《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中寫過如何觀察漫天紛飛的銀杏樹葉，怎麼分辨一片掉落與兩片、三片、越來越多銀杏葉飄落，如何訓練自己在原本空洞的沒有感性的視覺的空間集中注意力去觀看去切割。其實就是訓練在亂樹中找到一個幾何構圖、一個韻律去認識這個世界。世間萬物都可以這樣來認識，它是人類的一個動態形狀。
像鳥一樣快速觀看這世界
日報：一個經驗匱乏的人如何尋找故事？
駱以軍：你問的問題就是我一直在問我自己的。寫長篇的人都會有低谷，我的幸運在於，因為要養家，需要寫專欄，我曾經為臺灣的《壹周刊》寫了七八年專欄，從一開始我就堅持一篇寫一個三千字的故事，重複地訓練自己講故事的能力，就像一個芭蕾舞者做重複的動作——劈腿、拉筋，不停地訓練。每個禮拜至少寫一篇三千字的故事，有時沒有故事就坐在一個咖啡屋，聽隔壁桌的一對男女在調情，可是仔細一聽，他們又不是夫妻。
這就是我的故事，不是一個王安憶式的故事，也不是莫言式的故事，我沒有那個福分像阿城、莫言他們，可以長時間去到一個有故事的地方、凝視一個有時間長度的故事，我生活在城市，只有碎片式的故事，但這也是現實之一種。就像我喜歡的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小說的主角是個「打包者」，城市裡的小說家，最典型的一個類型就是把所有人的夢境「打包」，好像一隻高速引動的鳥，有結構和功能優越的眼睛，能夠在飛行與俯衝過程中快速整合一個視覺空間，我一直在做一個訓練——像鳥一樣快速把空間訊息捕捉到，形成結構訊息的習慣。
在寫「西夏」之前，我發現自己非常會寫密室， 被切割、解構得非常精細、複雜的城市空間：地鐵裡的孤獨感、焦慮，塞車的經驗，在當時是非常焦躁的，可是如果你站在一個高層建築觀看城市公路，又非常漂亮，這些都是高速捕捉到的經驗。但，在寫「西夏」的時候，我發覺自己沒有在曠野裡行軍的經驗，就開始抄《紅色騎兵軍》，抄書能幫助我找到類似的空間氛圍，進入寫曠野的文字體系。
日報：你會怎樣描述自己語言的特質？
駱以軍：大概只能是「變態」了。我是白羊座的，我討厭重複，每一個長篇的文字系統、凝視的主題、敘事上的悲傷或耍寶都希望不要重複，我的小說有很搞笑的，也有很溼很悲傷的。對於句子，我希望每個字都有表情，像串珠一樣把他們串起一個，而不是為了給你看一個故事，好像你快速地把一朵花香味吸乾，就沒有了。
當然不是故意為了去為難讀者，好比花的花序，那是它特有的方式，你未必要趕在很短的時間把它讀完，可能是某個午後，安靜下來讀一個長句串。
日報：有故事的人，心理負擔會不會太重？如何卸脫故事之重？
駱以軍：我是沒有故事的人，我永遠迷戀那些古老的民族，我們這樣的小說家根本沒法快樂，可是也不可能被隨便摧毀，他已經被「穿過」了，他是瀆神的，他想偷看神諭又想去地獄偷盜人類的暗影。在沒有歷史的年代需要一個人背著故事去告訴另一群人，這些背負故事的人在不停地講述，他人的苦難不斷穿透我，所以我自己必須是寧靜、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