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 臺灣中生代小說家，1967年生。作品以小說為主，包括《紅字團》《妻夢狗》《第三個舞者》等。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等。
《西夏旅館》可能是另一本書
駱以軍43歲前不會上網。他看書看紙質的，做筆記能拿著卡夫卡、福克納整本整本地抄書，沒聊過msn，沒在bbs上灌過水，沒玩過blog，註冊過一個郵箱基本不用，回郵件只會回個「好」字或者「ok」(因為不會打其它字)，搞得人家以為他是個冷淡的人。在這公元21世紀第二個十年，小說家駱以軍仍然保持著到哪兒都帶著一疊稿紙、用墨水筆(而不是電腦)寫長篇小說的古董習慣。印刻的編輯收到他40萬字的《西夏旅館》的書稿是奇厚的一捆，白紙黑字戳得密密麻麻，「鋪開來能蓋滿一個籃球場」。
寫《西夏旅館》耗掉了駱以軍四年。他最初的設想是製造一本像 《哈扎爾詞典》那樣的「偽書」，名字也想好了，叫《如煙消失的兩百年帝國》。這會是一部辭典式的小說，布滿了西夏人交織的夢境和虛構的歷史，就像漢人寫《東京夢華錄》一樣，它將是党項人的《興慶府夢華錄》。這項浩大工程要求小說家吃掉巨無霸般的史料，咀嚼消化，然後再吐出來，在腦內搭山築城，整個過程對寫作者心力腦力體力的挑戰可想而知。
駱以軍挑戰的結果是—他的身體首先垮了。寫了五個月，由於壓力過大，抑鬱症爆發，整個人如陷泥淖，心智「跌到了前所未有的壞損程度，還妄想靠意志力繼續」。之後他服了軟，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樣去醫院排隊，看病吃藥。藥倒是有效得很，只要服到足夠的量，「之前那種down到死的感覺馬上全消」。
但駱以軍還是為抑鬱症付出了代價：某些感覺的喪失，人變得「鈍鈍的」，敏感度、銳利感毫無疑問在下降。他喜歡提自己是白羊座，寫小說靠的是一蹴而就的爆發力，由尖銳感調動起來的加速度—轉速調到最高，小說才能瞬間衝到最深的地方。現在他的轉速降下來了，盯著鋪滿書桌的材料(包括西夏地圖)，之前建造的帝國卻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繼續。因為這樣的偶然，這樣的人生玩笑，「我只好把它寫成了另一本書。」
自稱最後一個西夏人的敘事者圖尼克，用不斷繁殖的謠言和廉價故事搭建起了一座左支右絀的宮殿。那個消失的歷史王朝倒影和現代旅館—無根之所—侷促空間裡的想像輪番上演，隱喻著駱以軍那從南京漂泊到臺灣的父輩—「外省人第一代」的命運、歷史和纏繞終生的身份認同。
而作為一個外省人的兒子，駱以軍說，他和他的後代將面對的是越來越徹底的被同化。沒有滅絕，繁衍還在繼續，但「外省人」這樣一個族群卻在繁衍中被消融，如同曾在中國歷史上驚鴻一瞥創建西夏文明的党項人。
在臉書上練習定標
駱以軍是在交完了《西夏旅館》這份「大作業」後開始玩臉書(即facebook)的。一開始是他大兒子在玩開心農場，他「監控」了幾眼，就迷上了，天天跑去便利店買農民幣，蓋了一座「非常帥的房子」。後來他老婆看不下去父子倆天天為了個遊戲廢寢忘食，強拆了農莊。駱以軍原本「每天晚上10點到凌晨3點蓋農莊的時間突然多出來了，無所事事，只好上網。」
沒有經過bbs、blog年代的洗禮而直接進入facebook，令駱以軍比沿循網際網路社交工具發展軌跡按部就班的網民更能直視臉書時代的悲傷。「所有人發布的所有東西，就像雨點打在車窗前一樣，一下覆蓋過一下，刷一下就淹沒掉了。就算你前一天寫了最嚴重的宣言，不管是我不想活了還是某某某我愛你，不是有人來否定你，而是它們都抵擋不了那個『刷』，刷新就像雨刷一樣，會有排山倒海的新信息覆蓋你，是這麼不見了的。」
駱以軍用臉書來練習打字。抄書(繼續抄博爾赫斯·福克納，沒人理)，寫他兒子(受歡迎)、他家的狗(超級受歡迎)，還貼一些類似於「臺北即景」的單一場景寫作練習(有人點讚但閱讀量低)。他的書向來以難讀著稱，十幾年來在臺灣擁有少批量但死忠的粉絲，「多半是資深文青，很矜持，自己也寫東西那種」。
但玩臉書之後，駱以軍才開始體會在那種「走在大街上的知名度」。「大概是我貼過照片，臺灣地方又小，去便利店會突然冒出人跟你打招呼，說哇哇你小兒子現在怎樣，我好喜歡你家狗狗，然後說我是你臉友！」
駱以軍承認，「我去年在臺灣賣得最好的一本書就是直接從臉書上扒下來的東西出的，一本爛書，因為我不會用標點，打出來一句空一行，有讀者還當我改行開始寫散文詩。」但他依然停不下來，「還是像吸毒一樣」不停地刷臉書上陌生人的自白。
「有時候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也能讓人突然來了興趣把Ta好幾年裡一條條的記錄看完。你能知道什麼時候愛情在Ta那裡發生、什麼時候結束、什麼時候Ta懷疑人生。我知道這樣很腦殘，但另一方面講，每一個個體把他最內在、或者說最急切的表達展現出來，現實中最稀薄的存在感的輪廓在臉書上灑出來了，對我來講，這幾乎是全景般地看一個個心靈浮遊的唐卡。」
而那些貼在臉書上少人問津的場景練習們則被他命名為《臉之書》。在這個城市裡，駱以軍恢復了他「偷故事的人」的本性，身邊的故事，哥們的故事，按摩女的故事，的士司機的故事，咖啡館聽來的故事，讀者的故事，甚至臉書上的故事。
「我想我用這些材料很奢侈，很多故事都可以展開，中篇沒有問題，但我想做素描練習。它們聚集到一個量後才有漫天紛飛的景觀，就像卡爾維諾說過的，有個人和他的老師在觀看滿天的銀杏葉，每一片葉子看起來都沒有不同，但如果你盯住其中一片，練習觀察，凝視它的墜落、旋轉，其他就成了背景，就只能與這一片形成對位關係，而這一片本身就有了意義。而這樣一片一片地疊加，就構成了賦格，構成了有意義的景象。這本書對我而言就是這樣，寫作：在眼花繚亂的城市裡，甚至眼花繚亂的臉書上練習定標。」
南都周刊×駱以軍
這個時代，小說家得自尋出路
南都周刊：對《臉之書》這本書，唐諾很苛嚴地認為你就不該出版。在他看來以你的能耐、地位和大家對你的期待，應該「憋」出一本更好的小說來。
駱以軍：唐諾是我們的大教練，他對文本相當嚴厲。他很擔心我寫慣了這種專欄體例，在幾千字的框架裡面住慣了，會懶得動。其實不是的。我是那種寫完一本書就一定要把腦子徹底清空掉的人，寫專欄、玩臉書是我的清空方式。這不是他第一次這麼批評我了，十幾年前有段時間我寫得很快，當時自以為狀態很好，有越寫越順的感覺，那時候因為生計壓力大還給廣告公司寫文案、寫很爛的劇本，小說其實會沾上那種調調。
唐諾和(朱)天心就找到我，很語重心長地說他們很擔心我，怕我那樣下去會把自己廢掉。我很感動，然後開始立志要好好寫，不能辜負他們。他常說臺灣好筆沒幾支了，損失不起，所以對我們有話都要直說。之前他也說過 《西夏旅館》太過成熟，我知道這是批評，有點傷心。後來看到他在訪談裡講他太太天心的創作，說得更狠。其實現在我已經完成了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叫《女兒》，會和之前的東西很不一樣。臺灣八月就要出版，到時我會拿去向他交代。
南都周刊：傳統的創作觀念仍然認為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才是一個創作者的「立身之本」。但其實以後收錄一個21世紀作家的文集時，很可能必須把他曾經的博客、臉書或者微博、散見的訪談、書評導讀廣告詞甚至腰封都包含進去。
駱以軍：對，現代的寫作者早已化身在無量百千億的各類文體間了。駱以軍也不只是寫小說的，他同時是父親、兒子、專欄作家、腳底筋膜炎患者、大樂透賭徒、書評人和被採訪者。我在臉書上寫的笑話被文學界前輩修理，覺得我放任自己討好年輕人，但問題是我強烈地感受到了我們那個時代、臺灣文學市場的崩盤。
(朱)天文、(朱)天心年輕時候的書，純文學可以當暢銷書來賣，能賣出個十幾二十萬本，到我三十幾歲時，也算賣得好的，但只能賣八千、一萬本了。而我們的下一輩就更困難。但同時呢，這個時代也提供了臉書這類東西作為你的個人副刊。
我們五年級(臺灣指上世紀60年代生人)有個名詞叫「內向世代」，寫的小說都是封閉的自我世界，沒有出路，我們這批創作者也都不太在一個媒體平臺上有話語權。在以前靠當職業小說家可以謀生的時代，我的名字「駱以軍」完全靠嚴肅的創作得以被辨認。但現在在臺灣已經不可能靠寫小說謀生了，這種嚴肅性和整體性也就被消解了。某種程度來說小說家也得「自尋出路」。
南都周刊：你覺得把市場如此近地推到小說家眼前，令創作者產生這種直面市場和讀者的焦慮是否屬於這個時代的獨特景觀？
駱以軍：可能是。馬爾克斯、福克納也曾為生計操心，但那單純是為「生計」。而非對文學出版一種整體性的焦慮。現在大家的悲觀在於，無數波的技術浪潮—從電影電視到網際網路，都在壓縮文學本來原先佔領的版圖。
我懷疑智慧型手機真的可能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了，它現在不再是一個工具，而是像外接於靈長類動物的一個新生器官一樣。現在的小孩寫報告不用再去圖書館而是用維基百科，你不得不相信有一個新世界已經在維基百科裡形成了。
南都周刊：但另一方面，所有這些變化對文學來說本身也構成了新的經驗。
駱以軍：我去年讀法國人維勒貝克的小說就有這個感覺。如果說我們正身處的「當代」是碎裂的、膚淺的，而你要把這種碎裂和膚淺精準地寫出來其實一點都不容易，也不膚淺。它的難度和精準地寫出一個時代的嚴肅或者荒誕性是一樣高的。小說家要面對、處理這個經驗，但不是說每天就微博、微信以及對一些看起來很時髦的符號化的東西沉溺其中——這樣很容易就會被「這個時代」掏空了，寫出來的東西可能不土，但其實就跟廣告一樣。而100年來的西方小說家面對他們「世紀的劇變」時，有一套清楚嚴格的哲學工具和文學技法，去支撐他們完成對這種變化的描繪。
像卡夫卡，像馬爾克斯，直到波拉尼奧，他們的技法可不僅僅是像電影裡的蒙太奇那樣，如果只是那樣，那能寫出的無非就是虛無頹廢性的放縱這些可以一筆帶過的東西了，而不可能像他們最後做到的這樣：完成了對我們被身困其中的這個時代的描摹。
南都周刊：所以什麼經驗是真的，又可以是一個持續書寫的過程？
駱以軍：我們回想21世紀以來流行的小說，《達文西密碼》、《追風箏的人》、《哈利·波特》，這些文學能大範圍被閱讀，其實後面社會細節更細微的差異性背景已經被取消了，它們建立的是一個虛擬的國度，就算有也是簡化的國族衝突，只有這樣才能被傳遞，創造一個瘋狂閱讀的紀錄。這些可以歸結為某種想像力的勝利，但不是文學的經驗。現代的西方小說本身提出的就是一個觀看方式的問題。
小說對我來講從20歲到現在，寫了快30年。我現在快要50歲了，掌握的技術比起三十出頭肯定要豐富和職業化一點，但是每一次讓我對這個瘋狂及複雜的世界進行敘述的時候，每一次都還是一種搏鬥。怎麼和它去翻扭，形成重力和反重力之間的交織和排斥？
這樣來說，我們怎麼能說「說故事」這事只是虛構，或只是經驗呢。所謂經驗，也是要在虛空中以持續的虛擬，以不斷創造的形式，去搭橋建站。而我搭橋建站的這套工學，就是從馬爾克斯和卡夫卡那些人那裡學習到的。在這個辯證過程裡，經驗會在虛構中出現。經驗和虛構是這樣交織的，依靠虛構你最後得出的是一種維度更高的經驗。
本文選自第812期《南都周刊》文學版，逢星期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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