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國學趣談欄目又跟大家見面了。
關于波詭雲譎又大開大闔的戰國時代,除了英雄美人、王侯將相的故事之外,還有一些人一些事,是無法忽略也不該迴避的。
那便是奠定了中華文化體系的諸子百家。這其中,墨、儒、道三家又是構成中國古代三大基本哲學體系的基礎。
只是,相比起成為官學的儒家和被宗教融合的道家,墨家自戰國時期以後,整體卻是神秘地人間蒸發,匿跡兩千多年。
本期,我們就來說說神秘的墨家。
/棄儒成墨的祖師爺
似乎古往今來,但凡是身世存疑的歷史名人,就容易惹來各種爭議。
墨子這位墨家的祖師爺也不例外。
現在比較廣泛的說法是墨子的遠祖是殷商王室,近祖是宋國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馬,後人因故從貴族降為平民,簡略為墨姓。
不過即便真是貴族的血脈,墨子出生時(約公元前480年),他的家門也已早敗落,淪為平民。
作為一個平民,墨子在少年時代做過牧童,學過木工。到了青年時期,襟懷天下的他開始到各地遊學。
他曾從師於儒者,學習孔子的儒學,稱道堯舜大禹,將《詩》、《書》、《春秋》等儒家典籍奉為經典。
但學到中途,墨子發現儒者對待天帝、鬼神和命運的不正確態度實在令他難以接受,加上大搞形式主義的厚葬久喪和奢靡禮樂,就更是華而不實。
《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於是墨子最終舍掉了儒學,另立新說,在各地聚眾講學,以激烈的言辭抨擊儒家和各諸侯國的暴政。
他自詡「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是一個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故自稱是「鄙人」,又被人稱為「布衣之士」。
自此,大批的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開始追隨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
/豪俠與兼士的興起
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有兩大顯學在諸子百家中傳播最廣,就是儒墨二者。
《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但墨家的瞬間爆紅也是有歷史原因和群眾基礎的。
戰國時期,貴族社會開始大面積鬆動解體,世襲宗法貴族的統治地位已被軍功新貴族取代。因此,本就脆弱的周朝禮樂體制仿佛在孔子逝世,春秋結束的那一刻正式宣告崩盤。
天下局勢開始迅速從諸國林立共尊周天子轉變成大國吞併,無人宗周的地步。
新的統治者忙於富國強兵事務,對儒家倡導的禮文化毫無興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戰爭,期待早日過上安寧的生活。
所以這一階段,孔子和儒家提倡的「仁愛」思想和「復禮」制度明顯落後,這就給了墨家崛起的機會。
加上許多大夫、士從原有垂直統治的系統中分離出來,為謀食、謀事而輾轉奔走於諸國,因而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集團——「俠」。
《史記·遊俠列傳》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
此時崛起的墨家學派,作為社會小生產者的代表,按理說是不能夠與「以武犯禁」、「廢敬上畏法之民,養遊俠私劍之屬」的落寞貴族相比。
然自墨子始,墨家子弟親自生產勞作,上說下教,犧牲自我,兼愛天下,其社會行為頗得社會底層的擁戴,反倒衍生出「墨俠」這麼一個俠中的另類。
而「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又決定了墨家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兼士」或「賢人」,然後通過他們去實現仁政德治,批判、整治腐敗政治和社會不合理現象。
什麼樣的人算是「兼士」?
無外乎三個標準:其一,道德上要求「厚乎德行」;其二,思維論辯上要求「辯乎言談」;其三,知識技能要求「博乎道術」。
通俗地講,就是要培養一批勇於實踐,具有興利除害的實際本領,擅長演說雄辯宣揚自己的主張,更重要的是以解救天下蒼生為己任、全心全意為民眾服務的人。
可以說,這種兼士的務實精神,在科技貧乏的古代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學家實踐精神」的弟子,加上各種在現代看來嘖嘖稱奇的科學實驗,也難怪墨子被後世稱為「科聖」了。
只是這樣的精神境界和人格追求在戰國嚴酷的社會環境中,只能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斷難實現。
/顯學之間的較量
關於儒墨關係,民國時期的政治學家蕭公權先生講得最好,他說:「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二者之言行,盡有程度上之差異,而其根本精神每可相通。」
這種共通性,其實早在唐代,韓愈就注意到了。
韓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而很巧的是儒墨兩家最重要的三個人物,孔子、墨子、孟子都是宛如朝露曇花,交替著生死,從未碰面,於是,只有後者反駁前者的份,倒也有趣。
墨家批評儒家無非是有「四政足以喪天下」。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此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
墨子認為,儒學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眾,根源在於儒家「仁」說。
「仁」首先是血緣之愛,以「孝」為中心,然後在家庭宗族、鄰裡鄉黨、朋友君臣中次第展開。
戰爭爆發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各私其親,不能以對待自己親人的方式對待他人。鑑於此,墨子提出了「兼愛」的主張。
《墨子·兼愛》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而要擊退墨家的進攻,必須徹底揭露兼愛的危害。所以到了孟子的時代,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舉動暴露了墨家的理論缺陷。
墨家贊同薄葬,批評儒家的厚葬主張,而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做法正違反了自家學說。
孟子對夷之的論調予以堅決的反擊,他指出,喪禮的真正內涵不在於財產的多寡,而是源於子女發自內心對父母的真愛情感。
墨子津津樂道的的兼愛精神,實際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墨家把他人之父視為己之父,消弭了父親的特定內涵。
因此,孟子才尖銳地批判墨家的「兼愛」學說會使人成為無異於「禽獸」的「無父」之學。
不過,如果依此就認定孟子時期的儒家與墨家完全對立,那又大錯特錯。
仔細看墨子對儒家的批評以及孟子時期的儒家理論,不難發現,墨子對「天」與「善」的論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
墨子把至善之天與民連接以來,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從「農與工肆」選拔官吏的提議,均是墨子提升民眾地位的舉措。
經過墨家的宣傳及實踐,墨子的這些主張已經喚醒了民眾積極爭取自身利益的意識。
在風起雲湧的墨家「革命」之後,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儒學也早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貴族式的內聖修身之學,而是發展成為兼濟平民的外王之學。
這是奠定儒家從顯學成為官學的一大步。
反倒是墨家一堆老古董,在墨子之後的歷代巨子帶領下,漸漸走向消亡。
/可怕的巨子,沒落的組織
墨家走向消亡其實原因很多,但其中很明確的一點便是,墨家的巨子制度存在極大弊端。
墨家內部組織制度嚴格,首領稱為「巨子」,他對墨徒有絕對的領導權,墨徒凡事以巨子所言為準,就連君王也要排在巨子之後。
秦惠文王時期,墨家巨子叫腹黃復,他的兒子殺了人,按照秦法亦當判罪,但是秦王給了墨家巨子一個面子,饒了他的兒子。
但是腹黃復卻嚴格以墨家之法,將其親生兒子所處死。
對於墨家而言這是內部紀律嚴明的表現,但在君王眼中,這卻是一個有極大的危險組織,竟然可以視君王之言如同虛設。
所以在統治階級眼中,這種組織更像是一個具有宗教性的集團。
而一旦形成宗教的氛圍,就容易被人利用。
據《史記》記載,在楚國舊貴族陽城君等殺害從事變法改革的吳起時,墨者「矩子」孟勝就站在陽城君一邊。後來陽城君畏罪逃走,楚國要收回其封國。孟勝為陽城君守封國,忠於陽城君。
他傳「矩子」于田襄子,自己為陽城君死難,許多弟子也從其死。
這種可怕的盲從以及統一性是很危險的,所以在統治階級眼中,寧可讓墨家消失,也不願讓其在民眾心中紮根。
稍微設想一下,要是朝堂之上半數為墨家學子,那麼巨子的權利與君王何異?
更遑論百家爭鳴,爭的是止戰治國之道,墨家「兼愛」的烏託邦思想註定只能取悅底層百姓,絕無打動統治者的可能。
加上漏洞頗多,自相矛盾的核心思想,以及頑固不化、沉鬱守舊的教派作風,墨家在儒墨之爭中最終敗下陣來,也就很好理解了。
事關學術道統和教義,這是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
儒家此時可不會來講什麼「仁愛」,墨家初露疲態,儒家便蜂擁而上,等到「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等事件一一發生,墨家典籍失傳,後繼無人時,這一偉大的學派就只有慢慢消失於歷史長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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