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進行了百日後，慈禧發動了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被軟禁，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啓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開始亡命天涯。而堅持留在國內的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和康廣仁等人在北京慘遭殺害，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戊戌六君子」。
其實戊戌六君子並不是沒有生的希望，只不過在死神即將來臨時，他們並沒有懺悔，也沒有求饒，而是慷慨赴死。這種大義凜然的悲壯，視死如歸的氣概，令人敬佩不已。
然而就在戊戌六君子走向刑場，慷慨就義的時候，他們得到的並不是百姓的惋惜，而是百姓的叫好，甚至有圍觀的百姓往他們的身上扔白菜幫子，這種行為在電視劇裡我們會經常看到，一般是貪官汙吏，或者做了許多壞事的官員才會接受的待遇。
那麼戊戌六君子死的如此悲壯，為什麼在百姓們看來是罪有應得？
有人說這是因為老百姓愚昧，受到了大清幾百年的思想禁錮。清朝屬於少數民族統治，為了維護大清，清政府加強了思想以及文化的控制，尤其是文字獄，禁錮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
但有一點我們清楚，資產階級改革和農民起義絕對是兩種不同的革命。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大清，資產階級改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上的。
我們知道清朝其實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看天吃飯的。鼎盛時期的清朝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但也僅僅是萌芽而已。
鴉片戰爭以來，粉碎了清朝閉關鎖國的美夢，也打破了清朝的封建經濟，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近代工廠。列強侵略毫無疑問是屈辱的，但與此同時也促進了大清的開放及發展。
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腐朽的統治，也確實做出了一些改革，尤其是三十年洋務運動。這對中國的發展是有益的。但是清政府並未發生本質變化，仍保留著以封建制度、儒學思想治國的基本國策。
隨著資本主義思想在清朝開枝散葉，這種思想一度成為先進人士的主流思想。而民族資產階級的實力不斷增強，使得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
但是資產階級的這種力量，遠沒有達到推翻清政府或者與清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
雖然在當時，湧現出了無數的有識之士，他們也早已睜開眼睛看世界，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思想。但畢竟先覺者是少數，更多的人還是在接受舊思想的教育，甚至多數人根本不識字。
別說戊戌變法的時候了，其實就算到了民國時期，還有大部分人根本就不明白共和是什麼意思。
維新派其實也知道實力不足，根基太淺，所以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便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尤其是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紙以及學堂，一方面培養人才，更重要的是開化民眾。
但維新派爭取的本身就不是人數佔多數的農民，而是知識分子，試想一下，農民連飯都吃不飽，誰會沒事去大街上買報紙呢？
而戊戌變法時間太短，老百姓也並沒有受到切實的實惠，也不了解，更別提讓他們支持了。
所以在很多人的眼裡，這些人就成了以下犯上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