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財網
戴老自己也是弄過潮的。他的威嚴和他的憂傷一樣大有來頭。即使他在「文革」之後完全投身翻譯和編書，他也不是一般所說的「與世無爭」者。
《騎兵軍》《敖德薩故事》（[蘇]伊薩克·巴別爾著）《蒲寧文集》 (5卷本，譯4卷)《狗心》 ([蘇]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文著)
《金玫瑰》 ([蘇]康·帕烏斯託夫斯基著)《哈扎爾辭典》 ([塞爾維亞]米洛拉德·帕維奇著）《貴族之家 羅亭》 ([俄]屠格涅夫著)《克萊採奏鳴曲》 ([俄]列夫·託爾斯泰著)
「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時代，就感到驚訝，我那時怎麼會那麼憂傷，那麼多愁善感……最美妙的青年時代竟塗上了黑漆……我在童年時從來沒有這樣鬱鬱不樂過……可是剛一步入青年時代，一種無與倫比的莫名的愁思就如陰雲一般籠罩著我……我想生活會給予我歡樂的……然而我並沒有在其中找到絲毫慰藉，一切到了我的手裡就黯然失色……」
信手抓來憂傷，讓它平地膨脹，這真是俄國作家的本領。這段話出自米哈伊爾·左琴科的《日出之前》，一本又像小說、又像散文、又像回憶錄的難以歸類的書。雖然他是追憶個人的事情，但你讀左琴科，頓時也和自己的青春拉近了距離，以憂傷的名義。這是俄語文學裡的一大景觀，另一位俄國作家蒲寧的《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裡，上來也是這麼一番表達：
「我懷著悲傷的感情回憶自己的幼年。幼年每一時刻都是悲傷的，因為這個靜靜的世界貧瘠窮乏，而在這個世界中，卻有一顆在生活上還沒有完全覺醒的、對一切事物還感陌生的、膽怯的和柔弱的心靈在幻想著生活。」
你或許一時不明緣由，卻已被一種巨大的情感、一種厚實的氛圍包裹住了。
左琴科和蒲寧，他們的譯者都是戴驄，俄語翻譯界一位很有聲譽的老先生，生於蘇州，定居上海。十四五年前的一天，一位年長朋友要找他談事，順便把我也邀去了。我那時已經看過一些《日出之前》，和幾篇蒲寧的小說，在見到戴老先生時，我一眼就認出了那種憂傷。
他是不怎麼笑的，說話慢、少，然而極有威嚴。他的眼裡流動著警惕的神採，像是一個隨時需要決定說什麼和不說什麼的人。我說我讀了一點左琴科，他就說，左琴科很可憐，因為《日出之前》在1943年被斷定是極為私人的寫作，違反了人民利益，甚至破壞了當時為戰爭服務的大局，蘇聯文壇興起了一股強力來鬥他。
我記得清楚，戴老就左琴科所說的只限於當時的「現象」：他被整得很慘，是極左年代的一個犧牲品。我本來是期待他的「評說」的，因為我覺得，他在1980年代「文化熱」的浪潮中譯左琴科，應該是憑著一種公義之心，想要讓大眾熱愛文學，而憎惡那些壓迫文學的力量。但他並沒有。
我是有些失望，而這點失望也是那個下午唯一的收穫。但當我漸漸走出少年人的意氣，我開始明白戴老之所以如此了。
通俗點講，他是一個「過來人」，他知道在左琴科所處的那個極端的政治環境裡，總要有作家被樹起來當靶子，不鬥他，也要鬥其他人。寫作本來就該是私人的，出自個人視角，傳世傑作很少有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寫出來的，但這一點賦予不了作家以不受傷害的特權。戴老是明白左琴科命運的必然性的：他只不過是一個個案，再度證實了個體難以與命運相爭這一定律。以為譯者會隨時為作家出頭，是我天真了。
我後來略知了一些戴老的事情，我把他的威嚴和謹慎，把他對言語表達的主動約束，都溯源到他1950年代當兵的經歷上；然後，我又把他在50多歲後逐漸完全浸入到翻譯和編書之中的事實，看作一種對過去的覆蓋。他曾是極為早慧的、有大才華的人，20歲便發表作品，可後半生（據我所知）卻漸漸不寫東西，只潛心翻譯了；讀過他的譯本的人無不贊「華麗」「優美」，而我卻越來越傾向一個更準確的提法：老辣。我猜測，無論一個作家寫了什麼奇崛的場面、事物或心情，他遇到的時候都不會多麼驚訝的，他的譯文的收放自如不只是靠長久的操練，更是靠了見識和消化各種生命的風浪；他把作品轉譯得如此完美，卻對作家的命運（當然一般都是厄運，如巴別爾、布爾加科夫、左琴科，包括蒲寧也是）持有一種較世故的立場，他譯他們，卻不替他們埋怨時局，更不為他們報仇雪恨。
伊薩克·巴別爾在1926年前後發表的《騎兵軍》，一組來自蘇波戰爭前線見聞的短小的戰地故事，成了戴老一個人的陣地。巴別爾就有著那種「不驚訝」的能力，他能凝視一樣東西噁心地爛掉，凝視一個人被殺死，能在一個人垂死的時刻欣賞他制服上發亮的扣子，他秉著獨有的天賦描寫出死、殺戮和掙扎的美。戴老的譯本像是以另一種語言複寫了一遍巴別爾的原作，戰場的煙塵將自然景觀變得超現實了，人間的地獄遍布斑斕的顏色。然而，對於《騎兵軍》的「社會意義」，比如展示了戰爭的殘酷、人性的扭曲，等等，戴老是沒興致的；巴別爾遭迫害一事，也不屬於正邪之間永恆交戰的一部分。
他在譯後記裡這樣寫：
「巴別爾是個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愛靜，竭力迴避過於糾纏他的崇拜者，『閉戶不出，過著鼴鼠般的生活』（愛倫堡語），然而這個『離群索居』的人還是陷入了三十年代後期蘇聯政治生活中出現的肅反擴大化的噩夢。這顆明星就此隕落。但是他的作品卻有巨大的生命力。」
這又是一個個體爭不過命運的案例。我特別喜歡「春潮般旺盛活力」和「生性愛靜」這些描述，它們真的很節制、很老辣，道出了巴別爾遭遇的戲劇性，他既生逢其時又生不逢時，既幸運又不幸。他在達到火熾的巔峰後遇上了冰冷的死，隨後又被他的作品逾越——《騎兵軍》登上了一份份「偉大作品」的書單，但戴驄先生甚至沒說這是巴別爾的「再生」。
我想他譯巴別爾必是出於主動的選擇；巴別爾似乎一方面承負了他個人的創作夢想，另一方面，巴別爾的悲劇下場又為他放棄這一夢想提供了某種依據。熱愛文學的人，常常覺得文學的不朽就是對作家最好的安慰，可是戴驄從不這麼認為，在他眼裡，文學的生命力是獨立於作家之外的另一件事情，受偶然因素左右，正如作家遇上怎樣的環境，也全屬偶然。
他給《日出之前》寫的後記，標題就叫「文學創作的生命力」，其中，他較為詳細地敘述了左琴科極為坎坷的一生，說到他兩次（分別在1943年和1954年）被群攻時如何為自己辯解、求援，如何驚慌、憤怒和落魄。末了，他這樣寫道：
「左琴科曾說『在我心中不存在對任何人的憎恨，這就是我的正確的意識形態』。這個善良、厚道，甚至有點木訥的人萬萬沒料到他一生中會遭到這樣的憎恨，於是他身心俱毀，再也寫不出一個字了。」
似乎聽到了一聲嘆息。但該不該同情左琴科？該不該為他感到義憤？戴老把決定權完全交給了讀者。命運本身是談不上是與非、該與不該的，作品本身的價值不會因為作者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提升。之後，戴老繼續寫《日出之前》的梗概，再往後則寫此書「在俄羅斯語系諸國，在美國，在歐洲，還有不少的人在研究它，還有更多的人在閱讀它。」
這篇文章的結尾很是有意思。戴老說，1990年初他曾訪問蘇聯，向莫斯科作協外事處提出可否有機會去左琴科墳前一吊，卻被拒絕，理由是天冷路遠，而且下雪後的村道泥濘難行。於是沒去成，「所以我只能用這個譯本寄託我的哀思」。拒絕他的那位蘇聯人很有禮貌，但也很堅定無情。我不由地想，他若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一路順利地去了墓地，恐怕這文章就不會以蘇聯之行來結尾了。
我記得，在說到蒲寧，這位他用情最專的作家（獨自譯出了蒲寧的眾多主要作品，包括唯一的長篇、各個有名的中短篇，以及散文、詩歌、書信）時，戴老也是滿心的憐憫。他說到了蒲寧在移民法國後的清貧，即便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個人狀態也沒什麼提升，因為畢竟是客居，跟他在舊俄的故鄉完全不一樣了。《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是我後來才讀完的，讀的時候會想起戴老的一些話，他似乎對蒲寧的憂傷十分有體會，除了窮，更多的是「往事如煙」的心境帶來的這種憂傷。
見人如我，見我如人。人這種生物的特質之一，就是同類之間能互相為鏡，於是互通心地。完整地看到了他人的命運並接受了它的樣子，自己也會悲從中來。然而這樣做的人也一定是世故的，他將很難再真性情地流露喜怒。戴驄的老辣會脅迫你緊跟他的世故。1987年他譯的《金玫瑰》出版，在譯後記裡，戴驄按其習慣介紹了作者帕烏斯託夫斯基的生平和他獲得的諸多評價，全文末尾，戴驄注道：
「《金玫瑰》在《鑽石般的語言》與《辭書》兩章中，各有一段文字，共約百餘字，專談俄語語音學，實在難以譯出，即便硬譯出來，對我國讀者似亦無參考價值，我便從略了。」
簡單的一句附註，卻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強硬。很多老譯家加類似的附註，會寫「書中某些涉及XXXX的文字，我國讀者不易理解，故略去不譯」，或「與我國讀者無關，我們省略不譯」云云，這種話往往會引起腹誹：「你怎麼知道與我無關？你就那麼肯定我不能理解嗎？」但在戴驄筆下，一句「我便從略了」，連上前面的解釋，說得那麼不容反駁：你必須相信我是權威，信我就是了。在這篇後記結尾還有「譾陋如我，定有譯得不確切乃至錯誤的地方，望讀者指正」。這種譯者常見的謙詞套語，在戴驄寫來，就跟格式合同裡的一個條款一樣。
知名老譯家大多都謙虛成性，他們譯筆精湛、準確，不少也能寫出很好的譯序或後記，但大多也都姿態極低。你會覺得他們是侷促的，他們生恐不能傳達出作家的優秀，讓讀者不得其門，或是有所誤解。但戴驄卻不然。他慣用客觀的筆觸勾勒作家和作品的背景，穿插歷代留下的各種評語，這些評語給人的感覺並不是「作家偉大」或「文學不朽」，毋寧說，是「文學的生命在延續」這一客觀事實。當2003年為重版《金薔薇》補寫後記時，「望讀者指正」的話便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戴驄對《金薔薇》一書曾影響廣大中國人的現象（該書曾在1950年代由李時譯出，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當時是「內部讀物」）所做的一番解釋：
「其時中國文壇的境況與蘇聯頗為相似。文學作品的功能已超越文學，而進入政治領域，且被無限擴大，成了階級鬥爭的晴雨表，成了若不能興邦必將導致亡國的令人股慄的大事……文學創作所應遵循的已不再是文學創作的準則，而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所以《金薔薇》中譯本的面世，對於尚未忘卻文學，對文學仍有愛心的人來說，不啻滿天烏雲中的一線陽光，自然趨之若鶩。」
「自然趨之若鶩」，他說得是如此淡定，仿佛在說，一本書曾在異國走紅，這種命運也如一個作家有巔峰有落魄一樣，同樣不值得我們一驚一乍。至於過去那幾十年裡文學的厄運，也應該放在歷史長時段的視野下，作平靜的敘說。
曾有太多的事情讓我們趨之若鶩過，但每一次都退散了，其後便是東鱗西爪的追憶，到處點一點，就能聽到訕訕的語音。戴老自己也是弄過潮的。他的威嚴和他的憂傷一樣大有來頭。即使他在「文革」之後完全投身翻譯和編書，他也不是一般所說的「與世無爭」者。他那圓潤老辣的譯文中有自己的權力感；他不會因為原文的情真意切、動人心魄，而失去對中文語言的控制。
《日出之前》本是他在1980年代後半期就譯好的，但因故未能出版，他拿回了譯稿，但為那份譯稿寫的一篇長文卻丟失了。文章有一萬多字，當時的戴老是動了性情的，因為文章標題叫《不廢江河萬古流》，意味著他站在左琴科的一邊，譴責了殘害他的體制力量。然而十年之後的1997年，《日出之前》終於出版時，戴老重寫後記，這股義憤感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番感嘆：
「時過境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已分崩離析，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各道拜拜，自闖天下去了。洶湧澎湃的伏爾加母親河仍像七八十年前那樣流經俄羅斯的土地，可是原來的共和國已改稱『俄羅斯聯邦』，國旗已復舊為沙皇俄國的三色旗；美麗恬靜的涅瓦河仍像七八十年前那樣緩緩流淌，可是『列寧格勒』這個城市名已徹底復舊，連彼得格勒都不叫，而採用最早的名稱：聖彼得堡。吾等夫復何言？」
如果他真有義憤，又為何對「列寧格勒」抱有如此深的情結？難道不該為那曾傷害過作家的力量的潰散而欣慰嗎？事實是，「時過境遷」所代表的命運輪迴的感懷，讓針對一時一地的不公正的憤怒變得無甚必要了。趁著他少有的抒發胸臆的機會，我看到了他和他那代俄語文學工作者共有的蘇維埃情愫。
我始終覺得戴驄先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外人看他低調、無爭，連個訪談都沒有，可他在他自己的每一段時光裡都得到了所期求的東西。他被他的世故保護著，更被他的專注保佑著：專注的力量，就在於讓一個人不受他專注對象之外的東西所擾亂，哪怕外界已是反覆顛倒的乾坤。他主編的蒲寧文集，從最早的蠟黃紙張的鉛印版本，到後來的平裝、精裝，都顯得低調，不聲不響，可是自有人發現它們，那是一個寧靜的憂傷之所，卻寬敞無邊，足以暫避。
謹以此文紀念剛去世的戴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