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十九世紀末期的戊戌維新運動，實質上是中華民族在遭受列強瓜分的危機關頭，資產階級的早期代表為救國圖強而發起的場重大政治改革運動。儘管這場運動還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但對整個民族的覺醒，無疑有不可低估的進步作用。他被稱為戊戌維新運動的左翼和激進派，則這個時期第一流的思想家。他就是在我國近代史上以反封建的鬥士而著稱的譚嗣同，是一個為改革而獻身的仁人志士。他的思想、著述和行動，猶如劃破夜空的雷鳴閃電，在晚清思想界有重大的影響。
譚嗣同之所以稱為戊戌維新時期第一流的思想家，在於他能在當時的客觀歷史形勢下，以衝決網羅的勇猛戰鬥精神，對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進行尖銳的批判，敢於迎著改革過程中的矛盾，進行鬥爭，直到視死如歸。
譚嗣同進步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是他鬥爭的矛頭直指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他曾深刻地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對秦漢以來封建專制制度所作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
譚同還痛斥秦漢以來的專制君主是「獨夫民賊「，他們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他看到君主專制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這是對君主專制的大膽否定。
對於維護君主專制的封建綱常名教，譚嗣同也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三綱五倫慘禍烈毒，「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對於在綱常名教支配下的忠君、死節觀，譚嗣同也予以反對，他認為對專制君主「猶以忠事之」，實則「是輔桀也，是助紂也」，如再為之殉葬死節，更是大謬不然，純系「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針對封建專制統治下的種種倒行逆施往往都披著「君權神授」的外衣，譚嗣同論證了君的出現，以及君與民之間的關係。他指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日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就是說，君不過是民根據需要共同推舉的，民對君既可共舉，如果君不能為民辦事，亦可共廢，哪裡有什麼「君權神授」。這雖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卻剝掉了塗在君主腦門上的神光聖圈。
對於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社會經濟，譚嗣同也有所批判，他反對與世隔絕的「閉關絕市」政策;也反對那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同時，對於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官辦、官督商辦等封建衙門的辦企業方式，也深為不滿，「一聞官字即蹙額厭惡之總之，譚嗣同大聲疾呼，他要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衝決天(命)之網羅，……網羅重重，都要速其衝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大破封建專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
遠在譚嗣同之前，也有些進步思想家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過猛烈抨擊，如清代前期的黃宗羲、唐甄等，然而，由於時代和階級條件的限制，他們還不可能明確提出新的社會方案取代封建專制制度。譚嗣同與黃、唐等不同的是，他在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同時，還提出了鮮明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主張。譚嗣同從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中得出結論:「中國所以不可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他主張「廢君統，昌民主」。這些思想和主張，實質上是要求以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專制獨裁。
譚制同還讚美資本主義的大機器生產，認為機器、輪船、鐵路、電線等，「無一不規模宏遠，至精至當」，用這些新的機器生產，「合而計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數十世」。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譚嗣同建議「盡開所有之礦以裕富強之民」，廣開財源，奮興商務。不能象封建專制那樣，把民眾束縛得死死的，以民為圈苙中之牛豕，日奪其食，股其脂，絕其生命，而苟焉以自救」。很明顯，這些思想主張，都是要以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與生產方式，代替封建主義的落後技術和生產方式。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譚嗣同還不可能直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而是投身到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實踐之中，致力於當時的社會改革。不過，因為他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使得他的改革實踐，比之於同時的改良派思想家如康有為、梁啓超等，更賦有激進和徹底的特色。
這主要表現在，譚嗣同能隨著客觀歷史形勢的發展，棄舊從新，不斷前進。譚嗣同本來是一個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的貴公子，思想也趨向守舊，如他自己所說:「三十年前之精力，敝於所謂考據詞章，垂垂盡矣。勉於世，無一當焉。」但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清政府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使他感到殷鑑不遠，覆車在前，大大激發了愛國熱情，思想驟變，「三十之年，適在甲午，地球全勢忽變，嗣同學術更大變」，決心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依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他認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舊文所能挽回者」，因此他「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就是要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改變中國的落後面目。譚嗣同終於轉變成為中國近百年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識時務者為俊傑，譚嗣同正是如此。
譚嗣同變法改革的特點還表現在，他不畏艱險，勇往直前不惜為之最後獻身。當時的封建頑固派，根深蒂固、盤根錯節，而且他們聲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寧贈友邦，不予家奴」，要改革變法談何容易。但譚嗣同不為頑固派的氣勢洶洶所嚇倒。開始，他看到朝廷「無行法之人」，改革「固無望於當今之執政者也」，決定「先小試一縣」，從局部有條件的地方做起，團結志同道合的同志，在其家鄉瀏陽、長沙等地，興算學館、創南學會、辦《湘學報》，以銜石填海的精神，開風氣，育人才，倡言變法，擘劃新政。這些活動很快引起頑固派的仇視和反撲，致使一些維新活動的參與者，竟畏懼退縮，紛紛離去，譚嗣同則義無反顧地表示:「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可見譚嗣同是準備以殺身滅族之禍來從事改革的。
一八九八年光緒要他到北京參與維新變法，他覺得「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滿懷愛國熱忱，應詔前往，積極從事變法活動。最後因封建頑固派實力強大，瘋狂反對;再加之改良派只在上層活動，缺乏群眾基礎，他們對光緒抱有過高幻想，對頑固派的陰險毒辣又估計不足，終於導致變法失敗。當頑固派手舉屠刀對革新派殘酷鎮壓時，維新派紛紛隱匿出逃。譚嗣同本來也有條件可免於難，但他毅然抱定:「各國變法，無不匯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矢志為改革獻身。從容就義前，還在壁上題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是何等豪邁的氣概。因而，不能把譚嗣同的殉難，只輕蔑地看作是為「酬聖主」而死節，應看到他是在同頑固派的鬥爭中，為了改革事業而為國捐軀。他的死是仁人志士的高風亮節。
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許多人都受到了譚嗣同的思想行為的影響。那位二十一歲就死於獄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宣傳家鄒容，就曾題譚嗣同的遺像曰:「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無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