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北京最輝煌的建築出現在中軸線上。這是這座城市最重要也最顯赫的位置，然而百姓們幾乎感受不到它們的存在，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那裡是永遠不能涉足的禁地。一圈深紅的牆垣阻擋了他們的視線。
從大清門到地安門，從東安門到西安門，巨大的皇城把都城中心最優美的空間隔離成帝王的樂園。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普通百姓從東向西或者從南向北穿越城市所走的路徑——從東單到西單，最方便的路便是出崇文門，沿護城河到宣武門進城，再到西單；如果由鼓樓去前門，則需從地安門外向西，經西四、西單，出宣武門，沿護城河到前門，差不多要走上大半天。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師勸工陳列所」在前門廊房頭條開辦。也是在這一年，一名巡警開始終日遊走於京城街巷，然而，他關注的並非治安，而是城市布局，這個人就是時任京師巡警廳廳丞，後來對北京城市格局的變化起到關鍵作用的朱啟鈐。也許這位年輕的清廷官員還意識不到帝王制度只剩下不到五年的壽命，但他也許是最早對這座都城的未來走向進行思索的人。
七年以後的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袁世凱復闢帝制，朱啟鈐成為袁的支持者，並因此當上的中華民國的內務總長。這一段經歷，成為梁思成一度不願與其合作的重要原因。然而，正是這一要職，使改造京城的權力落到了朱啟鈐的手裡。
他把「洪憲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請入中南海，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在門內建起一座大影壁，遮擋內部景象，當在門外路南建起一長溜兒西式花牆，在美化街衢的同時，擋住路南的外國兵營；他拆除大清門內東、西千步廊，長安左門，長安右門漢白玉石檻以及兩側宮牆，在紅牆瓦解之後，尋常人的身影，終於出現在昔日的皇家廣場上；從東西交通上，他打通天街，使東、西城貫通；而在南北交通上，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長街和北長街、南池子和北池子，並在南街口設計了拱形街坊門，既在形色上與皇城紅牆統一，又使東西長安街一覽平直；他將社稷壇改為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使國人有了第一座公園。所有這些繁複的工作，基本上都在1914年完成。戰爭的硝煙正在歐洲蔓延，許多古老的城市遭受著滅頂之災，而這一年，一位民國官員悄然地推動著一座封閉的東方古城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即使在今天，朱啟鈐對舊京的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改造依舊被奉為經典。周恩來總理曾多次到東四八條寓所，聽取這位老人對北京建設的意見。
顯然，在政局動蕩、財力緊張的局面下，朱啟鈐主持的舊京改造，集中在城市最核心的部位上。如同一位手法高妙的中醫，打通了關鍵的穴道，賦予一座舊都嶄新的生命力。他的改建，又絕非一味破壞，而是將古都勝跡巧妙地容納於新的都市圖景中，使它們具有新的含義。
朱啟鈐在1915年主持改建正陽門城垣的開工典禮時使用的那把銀鎬，至今在朱家收藏。初夏的細雨中，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那把特製銀鎬，率先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銀鎬的紅木手柄上刻著如下字樣：「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在天安門廣場的改造完成以後，正陽門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
正陽門位於北京的城市中軸線上，內城九門南垣的正當中，取「聖主當陽，日至中天，萬國瞻仰」的意思，是「國門」，也稱「前門」。這組結構嚴謹、氣勢恢弘的城池建築，包括正陽門、箭樓、甕城、正陽關帝廟、正陽觀音廟、正陽橋和五牌樓諸多部分。在內城九門中，正陽門規模宏大，至高無上，門禁嚴格。正門終年不開，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壇、先農壇祭祀時才開啟。平時車馬行人只能從甕城兩側的「閘門」進出，而閘門是」向夕即閉」。閘門關閉後，無論多麼緊急的事，也要等到第二天開城才能出入。
明中葉以後，一個發達的城市商業區在正陽門外悄然形成。鮮魚口、肉市、糧食店、煤市街、珠寶市、布巷子、豬(珠)市口這些商業街道，出現在原本空曠的御道兩側。為進京應試舉子修建的會館僅正陽門外就達百餘家。清初朝廷下令，茶園、戲樓、妓院只準在外城開設，就連熱鬧的燈市也從東城搬到了前門外。城外成為鬧市，而城內一片肅然。正陽門處在這兩個迥異世界的銜接點上，它森嚴的門禁在湧動的人流中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比這更緊急的是，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和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漢和京奉兩條鐵路延伸到正陽門甕城東西月牆的跟前。來自遠方的熙嚷人群會在瞬間出現在前門樓子跟前，交通「愈形逼窄」。
城市改造必須謹慎進行。特別是這座規劃無比完美的古都，容不得半點疏忽。任何敗筆都將在歲月中永遠陳列。朱啟鈐正在進行的，是一場考驗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比賽，他的對手是他所看不見的古人。
朱啟鈐拿出的方案是：拆除環聯正陽門與箭樓甕城的東西月牆；搬遷月牆外的東西荷包巷兩個佔路小市場；在正陽門兩側打開兩個大門洞，是東進西出的單行線；修築了兩條寬20米的馬路，路邊開闢人行道，修排水暗溝，導入護城河，防止雨季積水。
從這兩幅拍攝於同一角度的照片中（圖35、36），我們可以看到正陽門改建之前和改建之後的景象。1915年之前的正陽門，城牆馬道清晰可見，而在1915年之後，馬道就從我們視野裡消失了——它實際上是被包在了城臺裡，兩側的門洞，使進出交通更為方便。
除正陽門外，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和德勝門的甕城也在1915年相繼消失。一條環城鐵路，從這些城樓和箭樓中間穿過。失去了甕城月牆的正陽門箭樓，在它的防禦功能消失以後，是否變成了一個多餘的存在呢？
一位法國工程師成為改建的設計者。京漢鐵路的工程師羅斯凱格爾將他的圖紙擺在朱啟鈐的面前，立刻引起了這位總長的驚嘆。90年後，當我們仰望這座中西合璧「大前門」，依然嘆服於這位法國專家的大膽設想和高超水準，不難體會到朱啟鈐興奮的心情。
在箭樓東西兩側，他增築弧狀月臺，並在外牆飾以三重垂幔式水泥浮雕。在箭樓94孔箭窗上楣均添加了白色半弧形遮陽華蓋，每扇窗戶都裝上了明亮的玻璃。登樓的階梯曲折別致，東西各82級，全用磨光的大條石砌成。護樓與護梯的漢白玉石欄杆，採用傳統造型，玲瓏剔透，不失皇城風韻。他還購置了三對大石獅，擺放在箭樓東西樓梯口和正陽門前。如今，舊城牆已遭到毀滅，箭樓已脫離了整體環境氛圍，但在中軸線建築群落中，「大前門」依舊是不可缺少的角色。1958年，在對天安門廣場進行綜合設計時，周恩來總理特別指示：正陽門和前門，不能拆除。
1919年，朱啟鈐受北方政府總統徐世昌的委託，赴上海出席南北議和會議。路過南京時，在江南圖書館意外發現一部建築史上的重要著作——宋代《營造法式》（抄本）。11年後，他把親手創建的研究和保護中國古代建築的民間學術團體定名為——「營造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