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為何要遷都洛陽?一說為享樂,二說為避鬼,原來如此

隋末唐高祖李淵拿下長安後，立國號為唐，建都長安。但唐高宗李治即位後， 對洛陽的有點偏愛。顯慶二年，李治把東都立為洛陽，李治就經常在洛陽和長安之間來往，唐朝的雙城記在高宗時上演，李治最終也死在洛陽。

光宅元年，武則天把洛陽稱之為神都並搬遷至此。 武則天掌權的二十餘年間，除了有兩年（長安元年、三年）短期住在長安外，一直住在洛陽。為了定都洛陽，武則天可以說是煞費苦心，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在洛陽城內大興土木。垂拱四年，武則天委派白馬寺主持面首薛懷義負責，以《禮記》中的記載為藍本，在洛陽興建了一座明堂。

此外，武則天稱帝後，在洛陽建立武氏七廟，四時八節祭祀；又於天授二年將關內雍州、同州等九個州的數十萬百姓遷至洛陽。凡此種種都是古代帝王建都的慣用手法。武則天對洛陽情有獨鍾，武周一朝的政治中心就是洛陽。以至反武人士都看到了這一點。 光宅元年，徐敬業等人在揚州起兵時，有人勸徐敬業首先要拿下洛陽，「則天下之公志在秦王，四面響應矣」。可惜徐敬業並未聽從這一建議，最終兵敗身死。

為什麼武則天把洛陽作為新都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有個說法。由於王皇后和蕭淑妃都慘死在武則天手裡，冤魂不散，時常作祟。據說武則天「數見王、蕭為祟，被發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對此《舊唐書》中也有相同的記載。鬼神之事姑且不論，王皇后和蕭淑妃死於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兩人死了十九年後才遷都洛陽。因此，這一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隋唐史大家陳寅恪認為，武則天遷都洛陽有政治、經濟和娛樂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以經濟原因為重。但另一位唐史專家岑仲勉卻不同意陳寅恪的意見，他認為 武則天本意就是為了方便「縱情荒淫享樂」。從今人的角度看來，結合武則天的政績，岑先生的話未免有失公平。倒是陳寅恪先生的看法，頗有些道理。應該說，武則天遷都洛陽，乃是由於初唐時的政治經濟情況和洛陽得天獨厚的地理形勢決定的，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歷史上，關中盆地雖然號稱易守難攻，但隨著唐代建國後，太宗、 高宗兩朝的不斷擴張，唐帝國的疆土不斷擴大。根據史料記載，公元668年， 唐朝的疆域東到沿海，西至蔥嶺以西，南包越南，北至貝加爾湖一帶。在如此大的範圍內考察，長安與江南尚有一定距離，更遑論遙遠的嶺南了，這並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宇宙觀。

與長安相比，洛陽地理位置更適合做都城。通過運河可北通幽燕，南抵江淮，西接隴蜀，東達海岱， 其距離基本相等，有著「居中而攝天下」的優越條件。而且，洛陽的軍事條件也並不次於長安，洛陽北有黃河，對岸的太行、王屋二山可為屏障，南有伊闕之險，還有熊耳山與少室山。西有崎函之險，東戰虎牢關，而伊洛平原土壤豐饒，物產豐富，為重要的糧食產地，因此古人稱其「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從政治上考慮，武則天另立皇統的考慮。武則天雖然通過政治鬥爭，一步步地登上了最高權力的寶座，但這只是她的個人行為，並不能說明整個傳統社會中男權主義的格局被扭轉過來。對於大多數的唐朝舊臣來說，武則天的繼位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由於她是李唐皇室的媳婦兒。這一點，從武周后期立儲風波中看得很清楚。

顯然，這並不是武則天的本意。武則天實際想要的乃是改朝換代式的變革，也就是以武氏取代李氏，另立天下的嶄新王朝，使武氏家族成為新的皇族。出於這種打算，武則天掌握實際權力後，一方面極力提升武氏家族的地位和勢力，又為武氏列祖列宗創設太廟；另一方面也極力打壓李唐皇族的地位和影響力。另起爐灶，遷都洛陽就是一個一舉兩得的手段。

隋唐時的統治者，曾為振興關中地區的農業經濟想過不少辦法，但都收效甚微。首先， 關中地區地處黃土高原，其生態結構較為脆弱，極易遭到破壞，經過漢末以來的戰亂，植被破壞嚴重，水土流失，黃土沙化，河流含沙量日益增高，逐漸失去了灌溉能力。

其次， 初唐時期人口增長極其迅速，根據史料記載，從貞觀十三年到神龍元年的短短六十多年間， 全國戶數和人口數居然分別增長了一倍和三倍，而關中地區作為北方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 人口爆炸的情形更為嚴重，糧食的增長速度早就被人口增長的速度所抵消。

再次，長安地區的富商大賈、王侯權貴為了經濟利益，在水道邊建設大量碾硝，對水利灌溉也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響。這樣一來，隋唐統治者就不得不考慮將糧食運入關中地區，以緩解緊張的局面，但此亦非易事。

三門峽一帶黃河水文情況惡劣，河道狹窄，水勢湍急，水底暗礁極多，運輸量十分有限，漕運成本卻極大，有「用鬥錢運鬥米」的說法。為了克服這一困難， 隋唐政府或是繞路而行，或是開鑿棧道，但都效果極差。

反觀洛陽所在的關東地區的經濟情況則非常發達。它東部緊鄰華北平原，西部則是伊、洛、河、濟四水交匯之處，土壤豐沃；河南、河內、河東地區都是全國最發達的農業地區，「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在洛陽建都，既能夠解決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又能夠節省一大筆漕運開支，可謂是一個相當務實的選擇。

由此看來，武則天遷都洛陽，就並不僅僅是出於享樂或者避鬼之類的原因。從宏觀的歷史來看，這一決定體現了中國經濟中心不斷向東南移動的歷史必然性；而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它也符合武則天改朝換代另立皇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