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華專欄
實際上，我們腦中都潛藏著城市人的優越感，這表現在許多方面，如喜歡在村裡招搖、喧譁、打鬧，毫無顧忌……
多數知青題材文學作品寫的都是插隊的「苦難」，作家也多是較早插隊的那一批。1975年，知青插隊運動已是輕弩之末，適逢輪到我插隊了，我與那些作家的感受絕對天上地下，感覺那簡直就是兩年的鄉村遊。
我插隊到棗莊市北莊公社東莊大隊。此前信息已很明朗：若做工須先下鄉插隊鍛鍊，招工則以插隊早晚順序選拔。如今想想，插隊這辦法還真不錯，讓城市孩子尤其是「官二代」、「官三代」們體驗農村的貧窮，有利於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對最終消除城鄉差別功莫大焉。
下鄉時國家補助我們每人月生活費11元錢。我概算一下，11元按生活物價，頂眼下至少500元。我們組三十幾名知青，大隊把緊鄰河邊的兩畝多沃地給我們當菜地，由專門的農民替種；由專人為我們做飯；住房免費，先是分住小學教室和農民閒房，後為我們蓋了兩人一間的磚瓦房；當時農民幹活男女並不同酬，男壯勞力一天掙10個工分，女人最多才掙6個工分，但我們男女知青每人都給記10個工分。
農民為何那麼寵我們？竊以為是20多年森嚴的城鄉劃分，已固化了農民的等級觀念：自己天生是下等農村人，知青天生是上等城市人，農村人就該崇拜、敬仰城市人。當時，農民這種意識多是真誠而無怨的。
雖然當時並未思考到，也從未談到這些，但實際上，我們腦中都潛藏著城市人的優越感，這表現在許多方面，如喜歡在村裡招搖、喧譁、打鬧，毫無顧忌；除幹活，很少與農民相處，總是知青結幫玩耍……尤其是偷———當然，多是偷集體的，有一段時間偷得最多的是土豆，是村集體菜地留的土豆種，藏一深窖裡，晚間玩餓了，就常潛入窖內偷一些，借農民鍋灶煮著吃，村幹部從未找過我們一回。
附近有一部隊駐所，或許是幾位首長的孩子落戶我們知青組，部隊所有官兵也對我們特別厚愛：允許進營區看電影、玩耍，甚至搭軍車，這也助長了我們的優越感。
下面就說說這種潛在優越心理唆起的一起撒野事件———
1976年春節前，市裡搞農村基層文藝會演，程序是：以行政村為單位組成宣傳隊，自編、自導、自演，然後經公社、區層層評比，確定一村級宣傳隊代表區參加市裡的會演。東莊大隊是全市的「大寨隊」，自然很重視，考慮到城市學生文娛天賦高，就將具體組織任務交給了作為知青組長又恰是原學校宣傳隊骨幹的我。
知青組各人年齡、學歷、愛好與專長參差不齊，不計簡單會點樂器的，公開演過節目的也就七八人。但一聽說大冬天不用去填灘造田，逗樂似的在室內練節目一天記10分，20多人報名參加了宣傳隊。
一個近2000人的大村肯定不少農民也是有文藝細胞的，但我也沒打聽，沒招賢，就組成了一支純知青宣傳隊，最終由我編、導同時擔任主演，弄出了一臺兩小時的節目。
那晚輪到我們在公社露天舞臺演出，臺下是幾千名農民觀眾。輪到柳琴表演唱《六個老漢學愚公》，我們6位男演員頭扎白毛巾，一副黃土高原農民裝扮，揮舞著道具钁頭上了臺，演到半截，忽聽一知青在臺側喊：「小K挨揍了！小K挨揍了！」
小K是東莊知青，時任公社民兵小分隊成員，當晚維護觀眾秩序，與公社駐地村的地痞青年發生糾紛被打了。6個「老漢」正舞著，聽到喊聲，都立即跳下臺去幫小K打架。當然，我肯定是最後一個———但畢竟也跳下了臺子。此前，公社駐地痞子並不知小K是知青，此時得知小K身份，都嚇跑了。
觀眾亂了，公社領導急忙跑過來好言哄我們，說別生氣，別計較，趕緊上臺繼續演出。
對方畢竟被我們嚇跑了，我們儼然一勝利者，自鳴得意地叨叨罵著，重新上了臺，樂隊重新奏樂，「6個老漢」重新舞起钁頭……
如今，原知青組人聚會偶爾有人會說起此事，說：「真好玩。」真好玩———如此理解？僅僅是當初年輕人的調皮嗎？不，那是我等一出典型的城市人等級優越感作祟的撒野。
如今，農民可進城打工，可創業當老闆，可考學改變身份……當初森嚴的城鄉等級觀念在萎縮，城市人的優越感在萎縮，這都是進步。但新的等級意識卻在社會上悄然形成，而且更複雜、層次更細膩，在百姓尤其弱勢階層的人心中烙印更深，負面作用更大，「我爸是李剛」等一系列事件及連鎖反應皆緣於此，原因令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