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萬松書院）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書院，是開放社會的標誌，是思想者的家園。統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書院，從書院裡可以聽到思想的述說。
在《中國書院史》裡，作者鄧洪波描述了有宋一代書院分布的情況，宋有書院720所，分布在今日中國19個省區，南到海南、香港，北到河北。其時，書院可以分作三個人文地理帶，一是黃河流域書院帶，約有30餘所，以河南為中心，著名者有嵩陽書院、應天書院；二是長江流域書院帶，約有500餘所，尤以江南為盛，以廬山為中心，形成東西向與南北向相交的書院十字架地帶。往東，從廬山到會稽山，形成了陸王心學的思想山川。往西，地接衡廬，由程朱理學一貫三，把廬山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衡山石鼓書院連接起來，開闢出內聖外王的思想路線。向南，從廬山往廬陵，從白鹿洞書院到白鷺洲書院，這一線造就了隱士與烈士的精神家園；三是嶺南及沿海書院帶，約有100多所，以閩、粵為重點，為近代化的到來預留了發展空間。
由此可見，中國書院主要在江南，以江西為中心，向全國發展。
滾滾財源入贛鄱
但凡書院中心，必有三多：錢多，書多，讀書人多。而此三多處，除為當時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亦必為一人文地理樞紐。唐代王勃言江西水利，「襟三江而帶五湖」，意其位於江南，襟帶長江，連東吳出東海，西涉湘鄂，可入川滇。尚未言其內有贛江，從嶺南到江南，溝通珠江和長江，順勢而北，可直抵中原。由此而南，則出河源下南海；而下一句「控蠻荊而引甌越」，則言江西之地利。其北控荊楚，南引甌越，東南向出武夷而入閩境，南向過梅關而臨粵海，於閩粵兩地，皆有通道入海。
更何況宋代基本國策，是向北防禦往南發展，從河北到河南，從河南到江南，從江南到嶺南，從嶺南下海，開拓海疆。由打通西域絲路，轉向開發西洋瓷路，在這個戰略轉型中，江西，以其江南樞紐之地位，連接河南和嶺南，溝通江河與湖海。
當時的通商口岸，有廣州和泉州。海貨上岸，多走江西，由贛江北上，通過鄱陽湖，進入長江轉入運河，北上至汴河，就到了汴梁。產品外銷，也是走運河-長江-贛江一線，過嶺南後出口，太湖流域的絲，鄱陽湖流域的瓷，行銷世界各地。尤其瓷，後來居上取代絲，成為了「中國」代名詞——China。
試以景德鎮瓷業為例。景德鎮被廬山、黃山和三清山環抱，以道教說法，那便是個洞天福地。對於外來者有一定的區隔與屏蔽作用，歷代戰火，無及於此。
可由內而外也很通暢，不僅內地走江湖，能「財源茂盛達三江」，其於國際貿易亦能「生意興隆通四海」。有人統計了景德鎮的瓷器出海線路，計有六條。這六條都從昌江出海，其中，四條出南海，兩條出東海。出南海的，一條走贛江出海，另有三條走撫河出海。出東海的，一條從長江下遊出海，另一條從新安江出發，往錢塘江出海。
巨額貿易順差，使贛江、撫河成為黃金水道，滾滾財源順著江河，流入贛鄱大地。王安石就在貿易順差裡長大，還在11世紀，他就從中嗅到了重商主義，書院也跟著貿易順差，一個接著一個興起。不說別的，就一個產品——瓷，養了江西多少進士？
當然還有書院，朱熹從廬山到武夷山，走的應該就是撫河一線。他走下山來，走向海邊，走到福州、漳州、泉州，走出一條連山通海的書院路線，把書院從山林湖畔，辦到沿海岸邊。朱熹一生開辦、修復、主講了70所書院，最重要的書院有兩所，那就是嶽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雖然早在他以前兩書院就已存在，但直到他出現，才成為了中國文化的標杆。嶽麓書院的朱張會講和白鹿洞書院的朱陸會講，開啟了思想共和的新紀元，尤其在白鹿洞書院，朱熹立學規，明宗旨，定製度，形成了思想共和綱領和學術開放原則。
北土中國書院花
朱子至死，有一心願未了，他多想率領一支書院新軍，以學術開放為矛，思想共和為盾，代表文化中國出徵，以書院的形式北伐，從江南到江北，從淮南到河南，從河南到河北，從大河上下到長城內外，像嶽飛「還我河山」那樣，「還我文化的江山」。
這一天終於等來了，等到宋理宗為他「平反」時，北方的蒙元亦已認同了朱熹。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第一個響應他辦書院的，竟然是大漠天驕窩闊臺。
大汗有一名漢人養子，名叫楊惟中，是蒙人滅金時窩闊臺收養的孤兒，長大後，被窩闊臺重用，史載他「知讀書，有謀略」，大概也受到了王子般的教育。大漠裡竟然出了一個讀書人，那人必定是一粒天生的讀書種子。
讀書的種子既已問世，就要有文化的江山供他生根、發芽、開花。
他要將自己播種在哪裡？他是北人，所以首先想到中原，中原有伊洛之學。接著便想到了江南，因為文化的正統性已從中原轉移到了江南，伊洛之學在江南發展為朱子之學，代表伊洛之學的嵩陽書院，在江南發展為嶽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因此，他要在北土中國也開一朵書院之花，一朵像嶽麓和白鹿洞那樣的書院之花。在燕京，他相遇了另一位中原人士，那人名叫姚樞，兩人一見相知，遂共圖文化中國復興之大舉。
剛好皇子闊出用兵，南下中原，楊惟中受命，隨軍行中書省事。此次南下，他一身二任，一任在王朝，他要助北蒙統一中國；一任在文化，他要以書院的形式復興文化中國。他認為，書院傳道繼學，當如嶽麓白鹿，以為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
此行，姚樞於刀兵水火中救了宋儒趙復，據《宋元學案》，元師伐宋，屠德安今湖北安陸，姚樞奉詔求儒、道、釋、醫、卜者，適逢趙復被俘，「樞與之言，奇之。但復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沉。樞覺而追之，在積屍間，見復解發脫屨，呼天而泣，樞挽之出。」當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於北方，姚樞正協助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敦頤祠，選取二程、朱熹遺書八千餘卷，有請趙復講授。姚樞「首受其學」，從學者達百人，從此，理學復興於北蒙。
趙復又本照伏羲、神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回、孟子所以垂世立教，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且列書目於後，由此程、朱之學在北蒙廣為傳播。趙復曾被元世祖召見，世祖問「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答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也就不勉強他了。
黃百家說，北方久為異域，與中國聲教不通，自趙江漢（趙復），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黃百家是黃宗羲的兒子，父親的未竟之業和未了之志，由他來繼承，黃氏父子同處於明清之際，其際遇與宋元更替，何其相似！總之，要重啟書院，留住文化的根，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文明。
中國思想者，文明「未亡人」，以思想的傳播和書院的拓展，收復國土和國權。蒙元重武輕文，其於武力方面，對漢人管控甚嚴，連每家每戶的菜刀都要管。在文化方面，則放任自流，任其發展，最好讓漢人都入書院，在讀書中而非馬背上，度過一生。而這正中「未亡人」下懷，於是，大辦書院，開闢了一條新的思想戰線。
蒙元對此反而網開一面，欲使漢人盡入書院彀中，納入他們的文治安排，在文化中趨於文弱，蒙元貴族起於牧武，不解耕讀，因而認為文弱可以欺負。文何至於弱？此乃蒙元大錯覺。當《正氣歌》傳入北土，當程朱理學君臨北國，重新喚醒了北人的中國意識。自從南宋秦檜與金人定了個「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和約以來，斷了北人南歸的路，北人就不得不與南人分開而被「去中國化」了。
蒙元王朝謀正統
蒙元統一中國，都道是武力取勝，然而，都未深究其所以然。也沒問一聲：何以窩闊臺與蒙哥汗皆敗，而元世祖忽必烈能成？
個中緣由，在於忽必烈完成了轉型，將蒙宋兩國戰爭，轉變為中國內部的南北朝戰爭，而忽必烈本人，也從蒙古大汗向中國皇帝轉化了，使北蒙對南宋戰爭，具有了中國歷史的爭正統的性質，他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法寶，就是用北人打南人。
百年之後的北人，雖與南人同屬一個中國，但相去已久，分隔已深，且已奉蒙元為正統，故其欲以北朝自居，而與南宋爭天下之心常在，躍躍而欲試矣。他們參與到宋元戰爭中來，將戰爭納入了中國歷史傳統。
元朝在中國的出現，可以說是北人在政治上的一個成功，它使得戰爭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轉變。宋元之戰，不再是如漢與匈奴、唐與突厥那樣的戰爭，而是變成了中國內部的南北朝戰爭，蒙元與北人結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其勝利之本。
南宋之所以失敗，就因為失去了北人。當宋元聯手滅金時，宋本已趁機收復中原，但似乎並未得到中原民眾的響應，蒙元一反攻，宋師就退回了南方，從此，開啟了宋元四十年戰爭。戰爭進行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窩闊臺時期；第二階段，是蒙哥時期；第三階段，是忽必烈時期。前兩個時期還是大汗制，到了第三階段，就開始了從大汗向皇帝轉移。
大汗與皇帝不一樣，主要是權力的來源不一樣，雖然都是家天下，但大汗產生是通過部落式的家族民主制議會——忽裡勒臺大會選舉產生，帝國則採取兄弟共和的聯邦形式，成吉思汗、窩闊臺汗、蒙哥汗都是這麼產生的。到忽必烈時，他因常在漠南漢地經營，受了儒術影響，便自稱大汗，由於未經忽裡勒臺大會選舉，乾脆改稱皇帝。
而皇帝與大漢不同，大汗由選舉產生，皇帝則以世襲制。大汗制採取聯邦共和，皇帝則以君主專制。忽裡勒臺大會因而解體，忽必烈在統一中國和統一大漠之間作了取捨，他選擇了做皇帝統一中國，故其生前和死後，都未能在整個大漠行使最高的統治權力，亦不被四大汗國認可為「大蒙古國大汗」。直到元成宗時，經過鐵堅古山一戰，元朝得勝，乘勢與四大汗國達成和議，四大汗國從此承認元朝皇帝世襲「大蒙古國大汗」稱號。
為統一中國，忽必烈改制，把大汗改成皇帝。大汗要選舉產生，皇帝則可以世襲，哪個帝王經得起這樣的誘惑？所以，他把政治中心從大漠向中國轉移，寧可不做蒙古大汗，也要做中國皇帝。為了當皇帝，他可以改國號，接受中國儒士建議，改國號為「元」。
胡人對「元」字有獨鍾，還在隋唐以前的中國南北朝時期，就有北魏孝文帝漢化改制，讓鮮卑人改用漢家姓氏，皇族拓跋氏就改姓為元，而蒙人則以國號為元。
歷朝歷代，本來都是以自己在王朝中國裡的出身為本朝國號的。漢朝是以漢王出身，唐朝以唐國公出身，宋朝在宋州起家，唯有元朝，在王朝中國裡沒有來歷，但它卻有著文化中國的依據，它出自《周易》「大哉乾元」之元，對文化中國的認同，使它進入了中國歷史傳統，又從歷史傳統中，獲得了王朝中國的北朝身份。
有了北朝身份，它就能爭取北人支持。宋元對峙，勢均力敵，誰能得到北人支持，誰就能取得最後勝利。窩闊臺和蒙哥時期，元朝未立，故宋元之戰難有結局，蒙哥合州一戰，甚至命喪漢地。到了忽必烈時期，元朝興起，才從國力上對南宋形成壓倒優勢——蒙人加北人大於南人，而且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才有的奇觀：文化中國北上與王朝中國南下。
蒙元沒有王朝中國出身，故亟需文化中國確認。還在南宋滅亡之前，朱子就被北方士人擁戴，朱子之學就被蒙元王朝定於一尊，連朱子在南宋的悲慘遭遇，也成了蒙元聲討南宋並南下徵伐的理由。於是，書院北上，蒙元南下，如此南來北往，中國就統一了，當蒙元恢復科舉時，便詔以朱子《四書集注》為準試取士子，把朱子之學定為科場程式。
朱熹勝利了，不僅在於王朝中國對他的認同，更在於他的弟子們衍生了一支文化中國的思想大軍，用他的思想——理學、以他的書院，北定中原。
蒙元王朝，以理學和書院，確認了它在文化中國的正統性。
今古都輸夢一場
北人早已斷了南望王師的念想，但他們卻看到了王道南來，重現文化中國的景象，而這一切卻是蒙元帶給他們的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和文化。
南下滅宋的張弘範，就是北人。他死後，有人罵他「不是胡兒是漢兒」，就是站在了籠統的宋人立場來看他。其實，自秦檜提出「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主張，宋人的範圍就縮小到南方去了，北人已不在宋人之列，河北的人歸金，河南的人歸齊，齊是由金人冊封的劉豫政權。所以，把張弘範當作宋人，是文化上的一廂情願，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說「宋張弘範滅宋於此」，那樣的反諷毫無意義。
張弘範非宋人，但他卻是文化中國人，他對宋朝沒有感覺，但對於江南卻不能無動於衷，他在《過江》詩中，宛如國殤般吟曰：「磨劍劍石石鼎裂，飲馬長江江水竭，我軍百萬戰紅袍，儘是江南兒女血」，好個「江南兒女血」，都是王朝造的孽！
南下之初，他有《木蘭花慢·徵南》詞一首，曰：「混魚龍人海，快一夕，起鯤鵬。駕萬裡長風，高掀北海，直入南溟。生平許身報國，等人閒、生死一毫輕。落日旌旗萬馬，秋風鼓角連營。炎方灰冷已如冰。餘燼淡孤星。愛銅柱新功，玉蘭奇節，特請高纓。胸中凜然冰雪，任蠻煙瘴霧不須驚。整頓乾坤事了，歸來虎拜龍庭。」戰後，他對戰爭進行了反思，詩句「十年鞍馬是非場，虛名半紙多幾張」，已透露出人生的無奈與無聊，他嘆曰：「世事莫論量，今古都輸夢一場，笑煞名利途上客，幹忙！千丈紅塵兩鬢霜」。北歸後，他被身病與心病夾擊，殉了王朝中國。被他帶到燕京的文天祥，也以一死殉了文化中國。此二人者，可為當時兩個中國的代表。他們的死，也都死得其所，張弘範以一死，統一了王朝中國，而文天祥的死，則預告了文化中國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