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極度反對用現代的眼光去讀經典，那意味著我們只是在經典裡面去找我們想要的、對現代有意義的東西。其實，經典很大一部分的作用是在提醒我們，在不一樣的情境、環境當中，有人用與我們今天不一樣的方式來看待生命看待事情。」 9月16日，臺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楊照與媒體人梁文道同臺，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經典裡的中國——今天我們如何閱讀先人經典」的對談。楊照回憶了1985年臺大歷史系大四那個寒假寫電影腳本《孔子傳》的「糗事」——這部未刊稿迄今還藏在母親家的衣櫥裡，但他多年來的雄心是，以一種「有效的態度」去認真爬梳和理解中國的傳統經典，這樣「孔子就從那裡活生生地跳出來了」。
楊照。就在今年10月底，楊照主講和撰寫的一套十本的口袋書《經典裡的中國》散發著油墨香並陸續上架，他結合「歷史式讀法」和「文學式讀法」，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詩經》《論語》《孟子》《老子》《墨子》《莊子》《戰國策》《左傳》《荀子》《尚書》等進行了細緻選讀和導讀。這位曾經的《明日報》總主筆、《新新聞》周刊總編輯，如今的「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多年來也是「敏隆講堂」的經典課程講師。自2004年起，他持續開設「現代經典細讀」課程，去年6月出版的《以平等之名：託克維爾與〈論美國的民主〉》，以及一年後面世的《打造新世界：費城會議與〈美國憲法〉》，都隸屬於「楊照公民課」系列的講座結晶。
《經典裡的中國》系列叢書。十餘年來，楊照堅持以臺灣地區的書店和其他公共文化空間為平臺，面向公眾進行現代經典的細讀與古代經典的選讀。不僅如此，他還在臺中的歌劇院向公眾普及古典音樂的賞析常識，這方面結集了3年前出版的《想樂：聆聽音符背後的美麗心靈》和今年10月上市的《呼吸：音樂就在我們的身體裡》。曾任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的楊照更習慣於「有時間感」的紙質閱讀，但還是被裹挾進新媒體的時代潮流中，他受大陸出版機構「理想國」之邀，和遠在德國漢諾瓦音樂戲劇及媒體學院（那也是李雲迪的母校）留學的女兒李其叡合作，8月底開始在文化類視頻節目《看理想》中推出一檔古典音樂賞析節目《呼吸》。
《故事照亮未來：通往開放社會的100個觀念》。「理想國」是楊照在大陸作品的主要出版方，最近5年來，相繼引進和推出了他的《故事照亮未來：通往開放社會的100個觀念》、《我想遇見你的人生：給女兒愛的書寫》、《尋路青春》等多部作品，其他大陸出版機構也引進了楊照的《故事效應：創意與創價》、《馬爾克斯與他的百年孤獨：活著是為了說故事》、《推理之門由此進：推理的四門必修課》以及部分譯著——這些著述，仍然只是楊照諸多創作成果中的一部分。
「著作等身」的讚譽在楊照那裡具有了寫實意味，這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許錫謙先生的外孫（白先勇2013年曾就許的事跡訪問楊照），本名「李明駿」，1963年出生於花蓮縣一個外省人家庭，幼年在臺北有著日本街區風格的「晴光市場」裡長大。儘管1978年考上了知名的「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980年代初又求學於一度名家雲集的臺大歷史系，1987年至1993年在哈佛大學師從著名學者杜維明先生、張光直先生等，但是，回顧20餘年來致力於公眾普及的成就，追溯這種多元寫作的知識結構的源頭時，楊照更多提及的是青少年時期養成的自由閱讀習慣的恩惠——包括高中時一街之隔的「美國駐臺北新聞處」圖書館的影響，而不是從高中到博士候選人階段的3所名校的學術訓練。在博士候選人階段，楊照一度將博士論文選題從「兩漢經學今古文轉變的外緣因素研究」換成「臺灣戰後政治經濟」，1993年沒有完成博士論文就回到已經「解嚴」6年的臺灣地區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1998年被杜維明先生「逼著」再赴哈佛續寫博士論文，最終還是沒有完成，楊照此時已經徹底斷了進入學院體制發展的念想，堅定地專注於吸收來自學術界的一手研究成果，深入轉化之後再普及給公眾。
臺灣戰後「最後的『貧窮一代』」受到美國強烈的影響燕舞：您青少年時期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楊照：我是在臺北的集貿市場——「晴光市場」裡面長大的，這在《迷路的世界》和新版《尋路青春》裡面有寫到一些。現在有很多日本觀光客會去看臺灣的集貿市場，大陸朋友去得比較少，「晴光市場」即使在臺北也是很特別的地方，它處於老市區，有非常深厚的日本街區的那種感覺。「晴光市場」很靠近圓山，圓山一度是美軍顧問團所在地，我家那條街叫「雙城街」，我們住在那裡時，它是附近最重要的一條酒吧街，服務的都是美軍。我是在一個相對複雜、多元的環境中長大的。
我家裡人是做生意的，媽媽開服裝店，她有手藝，做的那種針織禮服基本上不是賣給一般人家的，太昂貴了，基本上付得起錢買的都是吧女，她們大多會勾著一個來臺灣度假的美軍來我家的店裡，美軍都是掏美金付錢的。在我上小學時，我們家在附近是很有名的。
我父母都是花蓮人，其實，我後來走的路跟家世背景是有一定距離的。上臺大以後，有同學或朋友因為我從小讀了那麼多書，以為我們家是書香門第，那都是誤會，我後來這條路完全是自己個人摸索出來的。
我們集市旁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本省幫派「牛埔幫」，學校裡有不少小流氓，經常打架。我初一初二時其實不太念書，有一段時間幾乎被放棄，被認為到了初三就成了「放牛班」——不會繼續升學。快要升初三時，由於真的受不了因為成績不好而在學校裡被人家瞧不起的那種感覺，從初二最後幾個月開始，我就決定拼命讀書。好在我養成了大量看書的習慣，看書很快。我最幸運的地方，一是我父親在那個我最糟糕的時候，從來沒有驚慌過，從來沒有罵我——以我的個性，如果他當時逼我，我一定走到相反的路上去；有時候，我媽很急，她就會說，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想清楚你將來要什麼，大人怎麼強迫你都沒有用。後來，我是完全自己想通了，覺得考試也沒有那麼難，我為什麼要因為考不好而被人家瞧不起？就這樣，一上初三，我的成績很快就跟上了。
燕舞：隨筆集《迷路的詩》中《一九八零備忘錄》這一篇很吸引我，除了一個青澀少年對「救國團」大姐姐「M」的暗戀外，您和這位老師交流特呂弗導演《綠屋》的觀後感，還和女同學「Z」談論薩特的逝世……閱讀（視聽）範圍如此之廣，著實讓我震驚，這即使在「建國高級中學」和「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北一女」）這樣的重點高中，恐怕也屬於博覽群書的特例吧？2013年春，我採訪彼時剛剛出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的張鐵志時，這位您當年《新新聞》周報的同事、「建國高級中學」的學弟也說，錢永祥和您這樣的校刊社《建中青年》的前輩學長「高中都讀了很多書」、「是重度文藝青年」。
楊照：錢永祥大我14歲，他是1965年入建中、1968年到臺大，比我早很多。我們當時在建中的校刊叫《建中青年》，「建青社」一直到今天都在，不過不是我們當年的樣子了。
鐵志跟我差了9歲，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確變得不太一樣了。我算是我這個時代的最後一批親歷者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特色有兩點：一是，我們是臺灣戰後「最後的『貧窮一代』」，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個人家境如何是一回事。整體上，我們從很小就感覺到，自己活在一個貧乏的社會裡，於是，有一種強烈的饑渴。有時候去看電影，進電影院時我總有一種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的心情，總擔心這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機會。我們這代人會一直有一種匱乏感，就是我們不是那麼豐富、不是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我們會想辦法，一直不斷地去找資源。我們還算是幸運的，你們大陸也有跟我同輩的朋友，也有那種饑渴的感覺，你們是到了1980年代才有了這種「大補課」的感覺。
我這一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另外一大特點是，我們的成長背景受到美國強烈的影響，那個年代整個臺灣的政治和外部環境畢竟受到美國的籠罩性影響，國民黨再怎麼想控制，也控制不了美國文化的進入。我們建國中學隔一條街，就是「美國駐臺北新聞處」，有一個圖書館在那兒，是開架閱覽的，只要辦一個很簡單的證件就可以進去，但它的書基本上不能借出來。那個圖書館有冷氣，而學校的圖書館沒有，所以後者我都沒有進去過。我們那個時代的臺灣還比較封閉，大部分同學不敢進「美新處」這個圖書館，覺得是個很可怕的機構，我從小就膽子大，發現進去也沒人趕我出來，於是就很喜歡去。「美新處」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有美國人，也有本地人，其實那裡的中文書不多，多的還是英文書，這些英文書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美國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的國家。圖書館一進門這邊是中文書，是整套的香港《今日世界》雜誌跟同名翻譯叢書，當年這份香港雜誌在臺灣的影響也很大，尤其是對比我年紀再大一點的人，它同時出版了一系列叢書，像張愛玲翻譯的《老人與海》，還有如霍桑、海明威等很多美國作家的經典小說；圖書館進門另一邊，就是關於美國立國精神的相關文獻。我最早接觸《美國憲法》和《聯邦論》就是在這裡，他們會擺出好幾種不同語種的版本。我最早看《聯邦論》，由於英文不夠好，看到不懂的地方還是去拿日文版對照閱讀。因為我爸我媽小的時候都學日文，我媽媽小時候是在非常富庶的家庭裡長大的，她的日語非常好，所以我到了高中時閱讀日文其實沒有太大的障礙。在我們那條街上或者「晴光市場」裡聽到日語，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像張大春他們這種外省人家庭的話，大概沒有什麼太多的與日語相關的記憶。
「美新處」還有一個展覽的地方。這對現在的很多人而言也是不可思議的，像林懷民1973年從紐約學成回到臺灣，他創立「雲門舞集」的第一次演出就是在「美新處」的一個展覽空間裡，臺灣現代美術的一些重要畫家如夏陽他們也都在那裡辦過展覽。
燕舞：其他臺灣作家、藝術家或學者關於「美新處」的回憶也不少吧？
楊照：基本上，幾乎所有1960年代、1970年代在臺灣長大的文化人大概都深受「美新處」影響。比如，你只要看舒國治講電影，講他1983年至1990年到美國遊學之前的經歷，就會講到「美新處」的影響。在1970年代末期，舒國治跟另外一個攝影家好像是阮義忠還是誰合作，出過一個周曆——一年52個禮拜，對應52張照片，每張照片的配圖文字全部是舒國治寫的，他寫到的人全部都是西方的創作者，有畫家、作家、電影創作者等，這些人就構成了我們那個時代的精神養分，那個時代的氣氛就是這樣。另外，像林懷民老師，現在大陸讀者知道他比較多的一個身份是舞蹈家，其實，他也是非常早熟的小說家，22歲時就出版過一本小說《蟬》，裡面就是講那個年代的臺灣年輕人怎麼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
我1978年到1981年上建國中學，1981年至1985年在臺大，臺大畢業後當兵兩年再去的美國，從高中一直到上臺大，「美新處」的圖書館我都去的。前面講到，進到「美新處」圖書館，最醒目的是，一整面牆都是香港《今日世界》叢書系列裡的翻譯作品，像張大春家裡迄今還有一大疊《今日世界》，現在到任何舊書攤，只要看到《今日世界》的過刊或叢書譯本，他一定想辦法買，因為這涉及的都是少年時代的重要回憶。我們那個年代，學英文這件事情太重要了，跟現在的孩子學英文的意義真的不一樣——那展現的就是我們的世界，英語讓我們能夠離開臺灣，或者是雖然人在臺灣，但可以感覺到我們跟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關聯是存在的。你看我這幾個重要的朋友，像張大春念中文系的，他沒有到美國留學過；唐諾念歷史系的，也沒有到美國留學過；再比如詹宏志，去紐約工作是加盟《中國時報》以後。但是，他們當年在臺灣都讀了很多英文書。
唐諾是我最早在建中時就認識的，那時他跟朱西寧老師和朱天心、朱天文姐妹她們開始辦《三三集刊》。我初中就開始看這本文學雜誌，它有一種很奇特的氣氛，他們編輯部一直鼓勵年輕人跟他們接觸，所以我念完初三快要升高中時就投稿給《三三集刊》，記得那時候朱天文回了一封信給我。上了高中之後，剛好那段時間他們有往高中「串聯」，有一個叫做「小三三」的非常鬆散的團體，剛好我在學校社團裡面碰到參加「小三三」的學長，他們就把我帶到朱老師家，所以我高一時就認識了大二的唐諾。認識張大春就比較晚了，要到我當兵的時候，因為當時張大春出版了《時間軸》，我最早寫了書評，才開始聯繫和認識。回頭一算，這也快30年了。
今天的寫作和論述比較明確的支撐和根源，其實還是小時候亂讀書養成了閱讀的習慣燕舞：張大春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在智識上很有自信，但長您6歲的他在推薦《我想遇見你的人生：給女兒愛的書寫》的序中，笑言「所知不太妙，每事問楊照」、「年過四十以後的楊照，幾乎在每一個他所接觸的領域上都能發表深入淺出而博覽覃思的意見」，您出道以來的創作也廣泛地涉及小說、散文、文學文化評論、現代經典細讀等多個門類（甚至在面對作為「少女鋼琴家」的女兒時，練過小提琴的您也可以談談「我們的共同興趣」）且成果豐碩，支撐您這種多元寫作的知識結構應該主要是在臺大歷史系和哈佛東亞史博士候選人兩個時期開始積累和養成的吧？
楊照：我真的還是覺得，如果說今天的寫作和論述有比較明確的支撐和根源，其實還是小時候亂讀書養成了閱讀的習慣，抓到什麼都想讀。那時，沒有說我一定要看什麼樣的書、不看什麼樣的書。因為比較小就開始養成這個閱讀的習慣，所以在這種累積下，書會越讀越快。到高中的時候，我開始去我們家附近一座寺廟「行天宮」新開的一個圖書館，它就在我放學回家的路上。這個圖書館規定你每一次只可以借兩本書，所以我每次放學時就去還兩本，再借兩本，我的習慣就是一天讀兩本書，我沒有太把時間花在上課上。那種大量而廣泛的閱讀經驗是「因禍得福」，「行建宮」圖書館不像「美新處」是開架式閱覽，前者是閉架式的，要查借書卡，你想借的書不一定借得到，會看到什麼書、看不到什麼書常常都是碰運氣。就是因為這樣，讀的範圍越來越廣。像我和唐諾等朋友，唯一比較特別的地方，可能就是書看得比較快，而且我們可能稍微比較能堅持閱讀。正常的話，一個小時，一般的書我大概可以讀個40到60頁，再輕鬆一點的也許可以讀80到100頁。我一般很少有例外，一天裡只要有時間就讀書，大概讀三到六個小時，我讀的書不過就是每天每天都在讀，然後累積下來。
當然，在臺大歷史系求學那段時間，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最好的時代我們沒趕上，我們記得的老師其實都是我們來不及去上他們課的老師，都是學長們告訴我們，「你們知道以前上課的老師多了不起嘛！你們知道楊雲萍老師當年怎麼上明史嗎？」如果撇開那種聽來的傳奇不說，我在臺大歷史系還是碰到了一些相當不錯的老師，但是我當時是一個很不愛上課的學生，大部分時間都混在圖書館裡。當然，有幾位老師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如黃進興、黃俊傑兩位黃老師，黃進興老師當時剛從哈佛回來，講授史學方法論而不是史學方法，那是臺大歷史系的重要傳統之一。黃進興老師是餘英時先生的弟子，他讀餘先生著作的眼神很吸引我，我們那時候那麼佩服餘先生，尤其是讀《論戴震與章學誠》，他從明代思想的內在理路一路講下來，講清代思想史的動向，原來思想史可以做出這種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翻案」文章。黃進興老師當時給我們帶來的真的是一場震撼，即怎麼看待或者怎麼理解西方近代思想與西方近代哲學。他有時候還會突然進入非常瑣細的討論，比如討論萊布尼茨和黑格爾，讓我們覺得原來這些都是那麼複雜。
另外一位我在臺大歷史系碰到的可以說是最聰明的教授是蔣孝瑀先生，他給我上了「英國史」和「外交史專題研究」兩門課，本來是研究生課程，但他特別通融讓我去上。這是討論課，他給我們原文資料，讓我們讀完之後去討論。我那時對自己的英文程度還蠻自信的，也比大部分研究生讀英文原文更容易一些，可是像蔣老師的討論課，每次不管我怎麼努力地準備，即使這些文章我讀熟了，可只要蔣老師讓我們講一講感想，隨便我們怎麼講，他就開始有一堆回應，那時候我真的佩服蔣老師——理論上，這些觀點應該都從這些文章裡面可以看得出來，但是我就沒有用他那種方式去整理和分析出來的能力。蔣老師對我來說還有一點影響，讓我心嚮往之，就是覺得最好的或者說最能夠啟發學生的老師，不是直接教給學生什麼，而是示範給學生看，告訴你讀書和一個角度的思考還不夠，同樣的材料還應該看到其他角度。
當時我們還接觸到美國史華慈先生關於中國上古的說法，他講諸子百家講軸心時代時把世界史的角度放進去，這些都讓我們非常佩服。
要把這一百多年來對於中國史的新的研究與發現認認真真地寫進「中國通史」燕舞：您是「敏隆講堂」的長期「經典課程」講師，也在News98電臺、BRAVOFM91.3電臺主持廣播節目，看到新著《打造新世界：費城會議與〈美國憲法〉》的書名，我立馬聯想起旅美大陸作家林達夫婦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以及《百家講壇》鼎盛時期的講者、時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易中天先生。巧合的是，後述這位熱愛並擅長跨界的文藝學教授，也曾出版過與尊著同主題的《費城風雲——美國憲法的誕生及其啟示》（初版，《艱難的一躍：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8月；插圖增訂版，《費城風云：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4月；全新增訂版，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10月）——易中天教授在初版後記中，特別感謝了大量援引、由當時還健在的旅美歸國學者尹宣先生翻譯的「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所譯的《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
儘管易中天教授是《百家講壇》所有主講者中學術性和通俗性兼顧得最好的，但是，當他2013年宣布開始隱居並寫作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時，規模如此之大，我還是難免為他擔心——至少，我對《易中天中華史》的信任度會本能地降低，會低於對已故臺灣東吳大學教授姚大中先生1981年前後在三民書局出版的那套五卷本「中國史」的信任度（華夏出版社即將推出其簡體版）——雖然邢義田教授當年對其中《古代北西中國》一卷的史料處理有所商榷，但仍充分肯定其積極意義。
楊照：這恐怕就是你的偏見了。我印象中，姚大中先生的學術專長應該是遼金元史。但是，我注意到另外一個問題，即臺灣史學尤其是通史這塊長期以來有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傳統、保守——那種通史的講法也許比較紮實，但它用了很多傳統的說法，如果站在我的史學立場的話，就覺得很遺憾，少了一部講中國通史的好書，也就是把這一百多年來對於中國史的新的研究與新的發現認認真真地寫在裡面。像臺灣出過的一套「中國通史」的「上古史」，就出了很嚴重的問題，儼然中國考古史這幾十年來的成就跟環繞著它做的各種不同討論不存在一樣。我在哈佛大學時的另外一位導師是張光直先生，張先生對於商代文明那麼細膩的研究，他發展出的對於青銅器跟青銅器紋飾完全不一樣的解釋是多麼精彩，雖然在中國大陸有一些學者不同意，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都應該被寫進「中國通史」裡面——應該讓這一代讀者知道張先生和環繞張先生所產生的這一套知識和學問，你不能只用朝代的觀念看待夏商周，還要注意到商人的文明跟周人的文明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文明，一個是「鬼神」的文明，一個是「人文」的文明。發生在公元前11到12世紀的「周人代商」的那段歷史，是一個了不起的中國文化的大變遷，它結束了商人的世界觀，張光直先生解釋商人的世界觀時是依照考古學跟人類學的發現和研究成果，他認為人類文明的大部分是連續性的，或者用李維史陀（大陸多譯為「列維·史特勞斯」——採訪者注）的說法，就是活人一直在不斷地利用死人的文明。商朝的確就是這樣，為什麼會有甲骨文，當時活著的人之所以這樣行事，就是因為死去的祖先一直在告訴今人應該怎麼做。可是到了周朝，周人不再持這一套觀念。今天講「中國通史」，真的不能假裝這一百年的史學進步不存在。這一百年裡有很大的建樹來自海外特別是美國漢學界，相關學者中有很多都是因為在20世紀中國前半葉的動蕩而不得不流亡到美國去，他們的著述都是很了不起的貢獻。講中國通史，迄今沒有人把當年錢穆先生基於文獻整理出來的有價值的成果吸收進來，何炳棣先生1969年出版的專著《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有進一步的分析，在科學史上面已經有了定論的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的起源，即來自於漢地的中國農業一直要到春秋戰國之後才真正跟灌溉發生密切的關係。錢穆先生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寫了一部《中國古代山居考》，也都被考古發現證實了。再比如，餘英時先生整理宋明理學，我們怎麼看待理學？通常，臺灣本地的學者就沒有這種視野，會誤認為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存在，仍然把傳統史書的結論翻譯成白話文來講中國通史，這樣肯定講不好。
我曾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待過一年，史語所的成就的確非常高，講中國通史時，你如果把這幾年的史語所輯刊拿出來看，你會發現多少研究成果和講中國歷史的新角度從來沒有變成我們歷史知識的一部分。像剛才提到的張光直先生講商代的見解，都在史語所輯刊上發表過。再比如杜正勝先生早在二十幾歲做碩士論文時就做「中古的城邦社會」，儘管當時他還是深受日本學者如宮崎市定先生的影響，但是他後來很認真很努力地把「城邦」這個概念往前推，他吸收中國考古的成就，把對中國上古史的解釋變成一個社會史的建構。其實，杜先生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也都在史語所輯刊上發表過，他完整地梳理了從新石器時代後期開始的中國人跟城邦的關係，認為中國是一個築城的民族，後來部分中國大陸的考古學家也是同意這個結論的——我們今天認為夏朝很可能是第一個掌握了夯土技術和懂得怎麼築城的朝代，所以夏會變成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的那個新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杜先生後來在史語所另外一個發展重點，是推進中國醫療史、風俗史的研究，我覺得這些領域到現在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跟我同輩的一些史學界朋友，像比我長一點的邢義田等，或者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如林富士、李建民等，全部都是從史語所這個系統出來的，他們做的研究既新穎又紮實。
史學界已經有了很多共識，但是一般讀者並不知道。所以，我從2007年開始，花了五年在「敏隆講堂」（臺灣「洪建全基金會」資助「敏隆紀念講座」這一文化普及項目；1990年2月病逝的洪敏隆先生系「國際企業集團」創始人、儒商洪建全先生之子且子承父業——採訪者注）講了130講的「中國通史」，就是選擇這100年當中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進行分析。在講這個課程的同時，我也在看大陸這邊出的歷史類圖書，會非常驚訝於從1949年到1990年期間的唯物史觀的歷史怎麼好像突然之間全部消失了，又回到了「帝王將相」的歷史了。大陸這方面的史學成果我儘量吸收（不過我能夠看得到的資料畢竟有限），我儘量把中國臺灣、中國大陸，以及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漢學界的研究成果吸收進來。我這個課程的基本精神就是「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所以我會比較強調跟傳統說法不一樣的部分，而如果傳統說法在這一百年中沒有被挑戰或被推翻，我就不講了。我在講課時會用到新的方法，可能很多不是來自史學界，而是來自人類學界或社會學界。
我讓一些大陸朋友看到了他們自己身上不會有的東西這不是臺灣人選擇的。不管現在這些臺灣人從哪裡來、什麼時候來，但是在整個過程當中，他們被迫變成比中國大陸複雜得多的一個社會。中國大陸各個地方的差異，有時可以是簡單的或者很容易被容忍。比如，一個北京人聽到廣東人說普通話，你會想笑，但是這種差異是你容易理解跟容忍的，他不會冒犯你。可是，臺灣的整個歷史經驗使得臺灣人的複雜性不是在中國大陸的完整系統裡面可以被統統包納進來的，不管是歷史上還是今天，所碰到的大概都是這個問題，它其實非常難從他人的角度來解決。今天，中國大陸要能夠認知或者說願意包容，除了你們熟悉的這個「中國性」之外，臺灣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不見得臺灣所擁有的特質都是好的，臺灣是更複雜的。所以，為什麼說應該讓更多大陸的朋友去臺灣，因為你們到了臺灣那樣一個環境，就很容易體會為什麼臺灣人會有這樣的想法或者說法，或者各方面的不一樣。
這些年來，我在臺灣經常被問道：「你為什麼常到大陸去，你到大陸去幹什麼？」對我來說，這是從一個特殊角度來看問題，我珍惜這樣一種歷史所造成的機會，不是我個人有什麼了不起，而是作為一個臺灣人，我在臺灣成長的這個歷史的背景，讓我一些大陸朋友看到了他們自己身上不會有的東西，我有機會在這個劇烈變化的過程中向他們提供一個來自臺灣的可能的參考，或者說一種不同的想像，不是隨時都有這樣的機會。
燕舞：2011年開始，您和胡洪俠、馬家輝三位同為1963年出生的兩岸三地文化人輪流在深圳《晶報》撰寫專欄「對照記」，這些就華人社會50年來30個日常生活中常見詞彙展開的同題論述，2012年和2013年陸續結集為《對照記@1963》、《我們仨@1963》和《三生三世@1963》，我覺得這像一個有趣的「行為藝術」，毛尖在《我們仨@1963》的推薦序中也說「只有在一起，才能創造最好看的自己」。這次特殊的專欄寫作經歷，對您了解和理解中國大陸、進行「同代人」的批評有著怎樣的影響？
嚴格說來，雖然同齡人馬家輝與您所學專業不同，但你們是臺大校友且都有留美經歷；推崇「李敖大哥」的他也經常去臺灣。所以，可以認為你們的社會背景差異其實並沒有那麼顯著嗎？「對照記」專欄更大的作用，或許是幫助您了解和理解胡洪俠以及中國大陸？
楊照：「對照記」專欄對我的幫助太大了，尤其是洪俠有真正的農村經驗，但又徹底轉化了這種經驗，取得了一種文化的語言，我不太容易再碰到第二個這樣的人。我從洪俠身上才真正感受到了什麼叫中國的農村，才比較細緻地了解了中國農村。比如，關於中國農民受到的那種歧視或者說農民的自卑感，我是從洪俠的專欄文字裡才知道什麼叫作「商品糧」的，他當年最大的願望就是吃上商品糧。如果不是洪俠，而是其他有類似農村經驗的人，他們不一定有辦法用這種語言跟我講清這種經驗，我看了他的文章聽他這樣說才懂了。
左起：胡洪俠、楊照、馬家輝。那三年當中寫「對照記」專欄，其實有痛苦的一面，因為我很不會寫專欄這種命題作文，我太習慣於想寫什麼才寫。可再怎麼痛苦，我一定會寫下去，一部分動力是因為我想要知道洪俠、家輝他們兩個人寫了什麼，這個過程太有趣了。雖然你會覺得家輝的經歷跟我比較像，其實在那個專欄的寫作過程當中，我認識到了家輝非常不一樣的一面，我們雖然認識那麼久，但這個專欄會逼著家輝面對他成長過程當中那些我所沒有的黑暗的元素。比如，他講小時候的家庭背景，每一次只要覺得很順利，他就會有一種恐慌，就覺得一定會有一個可怕的災難要發生。因為他的舅舅是吸食毒品的古惑仔，所以當時他只要回家看到樓下停著警車，心就往下沉，就覺得一定是出事了。最可憐的經驗是有一次他回到家，警車停在那兒，竟然不是他們家出事，是樓上一個女孩跳樓自殺，他第一個感覺竟然是「高興」，覺得「終於今天不是我們家出事」。可是回頭看，才知道這裡面有多麼悲哀。家輝的內在有非常香港的那一面——必須要快、直接，你不能那麼迂迴——那一面決定了很多東西，他是一個很複雜、很豐富的人。相比較起來，臺灣在這方面會好很多。香港跟臺灣還是很不一樣的，香港沒有那麼大的文藝青年的力量，現在稍微多一點，其實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從大陸去的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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