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治世能臣，亂世良將"是王朝渴求的人才。
治世之下，需要能臣輔助，鞏固江山；亂世之下，需要良將攻守，打下江山。這兩者，是君主、帝王"打江山、守江山"必須依靠的能臣良將，不論東西方，都如此。
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人，西方的馬基雅維利、東方的諸葛亮，便是其中兩位。他們兩人都有著作流傳，通過《君主論》與《出師表》，我們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當時的歷史、二人的主張，並藉此了解東西方的文化異同。
01 不同歷史下的相似訴求——統一
馬基雅維利出生於1469年，他小時候就經歷了帕齊家族與美第奇家族的爭權。1494年，他又面對法國入侵後，義大利的動蕩。1512年美第奇家族回歸，政權又經歷了一番更迭。
可以說，馬基雅維利經歷了戰亂與動蕩的義大利時期。在《君主論》最後一章節，他寫到「在來自國外的洪水猛獸肆虐之下，義大利境內有如饑似渴的復仇情懷，有堅毅不拔的信念，有赤城，也有熱淚」，這些都為跟隨一位明主，實現義大利的統一與強大。
這位在美第奇家族亡命異鄉後的重臣，數度出使會晤法王路易十二、魯昂樞機主教、羅馬涅的切薩雷·博爾賈、教皇尤利烏斯二世以及神聖羅馬帝國的馬克西米利安皇帝，1502年還被任命為佛羅倫斯的終身執行官。
美第奇家族回歸後，馬基雅維利遭到罷黜，被捕入獄，甚至還遭受酷刑。後來被迫歸隱的他，沒有對新政權表達不滿，而是將自己的政治見解付諸筆端，希望美第奇家族能夠重整義大利破碎的山河。
渴求國家統一、強盛，這或許是每一個人的願望。政治家希望藉此完成自己的理想與抱負，軍事家藉此指點江山、揮斥方遒，而普通人希望在此安居樂業。
馬基雅維利是西方的政治家，他希望義大利能夠統一，故而寫出《君主論》。諸葛亮是東方的政治家，他希望光復漢室，故而在劉備託孤之後，留《出師表》而望北定中原。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是諸葛亮報答劉備、忠於劉禪的職責，所期所望皆是「討賊興復」。
三國時期的蜀漢，本就是最弱的一國。劉備逝世後，少數民族聯合叛變，諸葛亮把少數民族首領孟獲七擒七放，才有了穩定的後方，為北伐提供了充足的兵甲。
後來的五次北伐，直至諸葛亮身死，也沒有完成統一。「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是一個將自己理想付諸實踐，一個把忠君愛國做到極致的人。
02 對君主與臣子的不同主張
若要獻策，對君主帝王來說，用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提到，君主選任大臣不是小事：他們是否為良臣，取決於君主是否知人善任。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生性內向，不願諮詢別人的意見，也不願被別人發現自己的內心想法。政令往往朝令夕改，令人摸不著頭腦。
作為君主，不僅要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更要多聽多問。「君主應該時常徵詢意見，但是要掌握原則——是他要聽，而不是別人要說給他聽」。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同樣提到用人的問題——親賢臣，遠小人，並且還提到可用之人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宮中之事、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
也許是因為馬基雅維利是被迫隱居的人，已經遠離朝堂，而諸葛亮正值蜀漢丞相，對治下之人非常熟悉，才能有差別的推薦。
除了用人方面，兩人還都提到君主如何為君。
馬基雅維利的經典主張是，要如狐狸一般狡猾，如獅子一樣兇猛。"這是因為獅子無法躲避陷阱，狐狸無法保護自己抵禦豺狼"。他認為君主守信、正直不耍詐並不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
在他看到的歷史中，功成名就的君主，並不把守信當一回事，而且善於使用狡詐的手段愚弄世人，讓人們以為君主是站在他們一邊的即可。
而諸葛亮對劉禪的要求則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朝中、工作生活，獎懲標準都要一樣，不偏私。
一個是看透人性本質，追求利益的君主行為，一個是從一而終的標準行為，對帝王的要求，在東西方文化中有了差別。
03 不同的現實，造就不同的文化
都是在亂世中，都是對君主的獻策，相比之下《君主論》是更完整、更有針對性的獻策，而《出師表》僅是諸葛亮在北伐之前，對劉禪的一些忠告和自己忠心的表達。
但通過這兩部經典，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東西方文化的一些差異，這種差異也造就了東西方不同的處世哲學。
馬基雅維利生活的時代，義大利戰亂爭權，有教會與君主的鬥爭，有兩大家族的鬥爭，也有法國入侵義大利，種種鬥爭戰亂，促使他考慮「政體」這一現實而又進步的問題。
在《君主論》中，他認真的分析了世襲君主國、混合型君主國、教會君主國、公民君主國等，甚至考慮如何花費最小的代價獲取新的君主國，是殖民、還是建立新的國家。
這種現實思辨的能力，不僅給西方的科學提供了基礎，給西方的政治也提供了強大的後援。所以追求自由的民主革命，在歐洲最先爆發。
在我們的歷史上，柏楊說「曾經的中國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大大小小的部落、王朝衝突鬥爭，最後形成的政權成為正統，或多或少的修正統治管理方式。但自秦朝統一，至清朝戊戌變法之前，我們從沒有考慮過「政體」這一概念。
各朝帝王考慮的、面對的是怎樣建立王朝、鎮壓反動力量。在中國大歷史中，戰亂是少的，穩定是長的，所以治世哲學得到長足的發展。
在君主的教育上，我們強調仁愛、明君，用諸葛亮的話講就是「內外異同，不宜偏私」，因為這樣才能在取得政權後，有長久的穩定。
而西方的君主，追求的是馬基雅維利「獅子與狐狸」的統一，對大臣要用「君主的利益高於自己利益的人」，徵求大臣意見時，自己內心要有所判斷。這些要求，從君主為人，到用人，到徵求意見，馬基雅維利都給出了條理而清晰的回答。
所以，在中國成為有仁愛之心的君主會被稱頌，在西方政客會得到政權。而用人方面，馬基雅維利給出了標準，諸葛亮則告訴了具體的人，通用性方面西方要好一些。
通過兩部作品，我們能看到一個即將北伐的老臣諄諄叮囑，能看到一個失勢的權臣滴滴心血，他們所期所盼，是國家的統一與強大。
不論是有明確可執行標準的《君主論》，還是充滿情懷與忠心的《出師表》，都是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