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對北宋名相王安石青睞有加，研究頗深。
熟讀中國古籍，通曉中國歷史，一直是毛澤東進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源泉之一。毛澤東晚年囑印 「大字本 」古籍 ，包括史傳、政論、賦、詩詞、散曲等體裁。這些古代文獻，是根據他當時關心和考慮的問題，專門布置校點注釋，用小初號（36磅）長宋字體印製。
在86篇古代文獻中，只有一個人的政論和詞作同時入選，這個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名相王安石。
1974年7月，毛澤東布置印製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提倡「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
1975年4月4日，毛澤東囑咐印製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並多次圈閱，表達了「烈士暮年，志在千裡」、「故國憂思，壯志未酬」的心情。
毛澤東對這首詞作一直青睞有加。1957年3月，毛澤東乘專機飛往南京，在機艙裡，手書了王安石的這首名作：「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這首詞是懷古題材中的名篇，不僅在藝術性上值得稱道，在整個詞史上也具有裡程碑意義。它一改五代以來 「詞為豔科」的傳統 ，借詞言志抒懷，風格豪放。清人劉熙載在《藝概》中稱讚其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
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對王安石有過獨具慧眼的評價。
1915年9 月6 日，毛澤東寫給友人蕭子升的一封書信，就提到了王安石。蕭子升（1894~1976)，字旭東 ，湖南湘鄉人 ，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的好友 。
毛澤東在信中評價：「錯此則必敗。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託於古，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
信中，毛澤東分別從經學 、文學 、變法三個角度對王安石進行了評價。他首先肯定了王安石在經學、文學上有 「專門之學」，成就斐然。同時也指出了王安石的缺點 ：「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因而 「行不適之策」，導致變法失敗。
青年毛澤東為何作此評價呢？
首先，毛澤東肯定了王安石在經學方面的成就。
王安石一度潛心研究經學，創立「荊公新學」，被稱為一代「通儒」。
「新學」對漢學拘泥於細枝末節考證的批評，對經學義理的重視和闡發，都為後世從整體上闡釋儒家經典提供了借鑑；同時，「新學「容納了佛老思想，汲取諸家之長，為儒家學說建構出一套新的體系。
其次，毛澤東肯定王安石在文學方面，是無可爭議的一代大家，其 「文章亦傲睨漢唐」。
王安石最為人稱道的是其散文創作 。王安石的散文，往往著眼當下，抨擊時弊，分析綿密，說理透徹，奇崛峭拔，意蘊豐厚。梁啓超曾讚譽為 「秦漢以後第一大文」。
第三，毛澤東獨闢蹊徑，指出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令人耳目一新。
王安石所處的時代，北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不斷。宋神宗 「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企圖挽狂瀾於既倒，起用王安石，於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變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以失敗告終，王安石辭官歸隱，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後世對變法失敗原因，進行過諸多探討。在傳統評論中，認為王安石變法，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為「急政」或「苛政」，引起激烈的「黨爭」，導致北宋的滅亡。在近代，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國人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出現轉機，多數認為其出發點是好的，但存在激進超前、與民爭利、急於求成、執行不力、用人不當等問題。
毛澤東的評價，指出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關鍵是「不周知社會」。「無通識」也是指王安石身為經、文大家，不了解社會實際，因而「行不適之策」。
以王安石民怨最大的青苗法為例。政策出臺初衷，是在青黃不接時，農民原來向地主豪強借高利貸，現在改為向官府借，利息低一些。這樣既降低了農民負擔，官府也增加了歲入，還抑制了土地兼併。
實行不久，有的地方官將自願貸款變成了強制攤派，有的層層加碼將低息貸款變成了高利貸，反而加重了農民負擔。士大夫和地主豪強也失去了生財之道，怨聲載道。舊黨認為其「動搖了國之根基」，導致該法被廢止。
從青苗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確反應了王安石「無通識，不周知社會」 。居廟堂之高，坐而論道，紙上談兵，閉門造車，對國情、民情、吏情缺乏深入的洞察。按當今的術語，官府作為監督者和管理者，同時又是市場的參與者，怎麼搞得好呢？不出么蛾子才怪！此舉也削弱了封建制的統治基礎，說他動搖國本，並不為過。
「有通識」離不開社會實踐，只有進行充分的社會調查研究，才能「周知社會」，作出符合實際的決策。
商鞅在變法之前，歷時3個月，跋山涉水，徒步走遍秦國的二十多個縣，了解山川地理、風土人情；他深入窮鄉僻壤，田間地頭，與鄉民村婦促膝談心，了解農民疾苦。走街過巷，和商人聊天，聽他們發牢騷、嘆苦經。深入行伍，和士卒討論軍功和封賞。三個月之後，商鞅變得又黑又瘦，連好友都認不出來他。但他通過實地走訪，聽到了民眾的心聲，找到了秦國積弱之根本，開出了變革的方子。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時代，就十分注重社會調查。他常說：「我們不僅要讀『有字之書』，更要去讀社會這本『無字之書』」。
暑假期間，他有意不帶分文，穿上草鞋，和蕭子升結伴，雨傘、布包、筆和紙、幾件換洗衣物，就是全部行頭。兩人跋山涉水，走鄉串戶，走遍半個湖南。查閱縣誌，了解當地民情、地理、社會、政治。走訪學士、名流、農民、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地方官吏、古寺方丈等。
「一路上飢腸轆轆，外加暴曬，兩條腿就像火燙的一樣，每邁一步，都變得十分艱難。」餓了，就摘樹上野果充飢；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露宿曠野，有時借宿寺院。
一次在益陽縣城，兩人提出想見縣長，被門房轟了出來。蕭子升倍感屈辱；但是，「無論敲大門，拜小戶，潤之都言語謙和，心態放鬆，容易讓人親近。就算給點臉色，他也能坦然面對。「
「遊歷結束後，潤之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還將他所寫的調查筆記，寄給了《湖南通俗教育報》，經該報選摘發表後，立即在全省引起了巨大轟動。人們對此議論紛紛，稱潤之這位後生，難能可貴，真可謂現代版的玄奘取真經！」
毛澤東在社會調查中，「查其曲而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意，守其中而得其大，施於內而遍於外「，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社會的獨特認知。在此基礎上，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等不朽篇章。
那年，毛澤東2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