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許多史料中確定莊子所處的時代,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社會發生空前劇變的重要時期,中國歷史由春秋邁入戰國後,周天子的地位式微,禮崩樂壞,而莊子就是一位在此時期生活的思想家、文學家。
這樣重要的人物,竟只留下了《莊子》一部著作,是以,後人只能窺探此書來了解莊子。在《莊子》中最重要的,就是「寓言」的部分。司馬遷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裡明確地說:「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所以,從這些「寓言」中就能探知作者的智慧和思想。
關於這部偉大作品之完成,時代背景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環境及時代,造就了影響中國幾千年文化的思想?又催生了《莊子》這部流傳百代的文學作品?以下,玲瓏就此背景進行分析,意圖了解促使莊子思想形成和《莊子》一書完成的「驅動力」。
戰亂不斷
中國在夏商及西周時代,天下都屬於大一統形態,天子就是權力的象徵。但是到了東周以後,許多舊的制度到此時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春秋時代,許多方面正在快速地改變。這種改變背後,也突顯了當時社會的動蕩。一方面,時代不同以往,人民及社會的需求已經改變,不能再延續舊有的制度,因此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另一方面,新的統治局面也在誕生中,王室衰微,周天子權力下移,大國各據一方,如歷史上的「春秋五霸」,各霸主表面上尊敬周天子,實際上在明裡暗裡發展自己的國家和勢力,社會持續呈現變動的狀態。
到了戰國時代,戰爭更多了,情勢瞬息萬變。《戰國策》中提到:「仲尼既沒之後……道德大廢,上下失序。」由此可知,孔子之後的春秋晚期,田氏家族掌控齊國,晉國被瓜分,此是個戰雲瀰漫、你爭我奪的世界,這時各國無不以強大武力作為後盾,進行吞併、爭鬥,大國小國紛紛崛起,進入了所謂的「戰國」時期。
因為戰爭而「流血遍野」,到處都可以看到戰爭過後所遺留的殘破景象,人民的生活則是「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因為戰爭不斷,人民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生活的艱苦不言而喻,人倫道德在此時已蕩然無存。
此時的天下,君王臣子之禮已崩壞,變成有心之士爭權奪利的「修羅場」,他們以智力和武力相互較勁,爭相成為霸主。莊子所處的宋國由宋湣公至宋康王之世,陸續發生政權之攘奪,而宋國又處在著名的「四戰之地」上。眾所周知,宋國是被周徵服的殷商遺民所立,亡國的命運已經夠悲慘了,再加上其國地處多次戰亂的中心,因此更加重了宋人所受的飢餓、蹂躪和凌辱。
由此可見,莊子就生活在這麼一個多災多難的環境之中。在玲瓏看來,任何一種學說之興起,莫不與大時代的環境有密切之關聯,莊子學派之興起自然不例外。由上述觀之,戰國之世,上既無天子以統裁諸侯,下亦乏霸主以齊一號令,各國貪婪競爭,先利後義,闢土地、爭城池,殺人盈城盈野,所以莊子曾感慨地說:「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在混亂的大環境中,民生勢必凋敝,人生勢必悲苦。
生活困苦
此時,莊子的生活和一般百姓一樣,可用「貧苦」來形容。《山木》其中一篇寫莊子的生活:
「莊子衣大布而鋪之,正緳系履而過魏王。」
他穿著補過的粗布衣裳,以整齊的麻絲作為帶子,縛在鞋子上,拜訪魏王。魏王問莊子為何如此疲睏?莊子以為自己是貧困而不是疲睏,是因為自己處於一個昏庸愚昧的時代,只有謹慎處世始能防止禍患。在此,莊子認為自己只是物質生活上的貧乏,並不是精神生活上的空虛,而精神的苦悶是黑暗的現實造成的。另外在《外物篇》中也提到莊子向監河侯貸粟,他因為窮困而急需援助,雖然故事的重點在諷刺官府的無情及偽善,但由此可知,莊子在物質生活方面確實窮困及匱乏。
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讀書人要解決眼前的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出仕。在國君唯才是舉的戰國時代,讀書人的確可以因做官而改變自己的生活,享受富貴榮華。然而,莊子就是跟一般人不同,就史料中的記載來看,莊子只做過蒙漆園吏。
其實莊子曾有做官的機會,《史記》中記載:「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子卻笑著告訴使者,「千金」及「卿相」雖然可以讓人獲得名和利,但人猶如供桌上的牲品。可見,莊子寧願「遊」在窮困的環境中自得逍遙,也不願被世俗的名利羈絆;他視富貴如浮雲,將名利權勢看作累贅;他亦知道名利官祿可能帶來禍害,所以一生不仕。
司馬遷云:「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及生活中,莊子要如何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要如何在逆境中得到精神的超越?莊子不願因做官而改變自己,於是將心力放在著作上,他將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字言語當中,以荒誕浮誇的言辭娛樂自己、表達心志,使自己內心自在自適。
莊子生在紛亂之世,既無以扭轉寰宇,又不能遠離人群。他與「鳥獸」同群,內在之疲憊、痛苦、無奈及無助,蓋可想見。他在《齊物論》中有感而發:「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倫常喪絕、社會失序,進而使人們形成一股「成心」去看待人世。於是,真理泯滅者有之、是非紛爭者有之。芸芸眾生中,鮮少有人能超脫人生之苦難,只能想辦法保住性命,在亂世中找到生存的方式。
莊子所生存的人間世,是權力橫行作惡的時代,而處亂世之中,人與權力之間的界面乃被縮小、窄化為君臣之間的關係。在此,我們實難以入世與出世的二分法來看莊子的處世態度,不過,莊子自有其對二分法的看法:「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莊子真正關心的是聖人究竟該如何保全他自己的生命,在存活與死亡之間已經沒有太大差異的時代,莊子於是主張追求——逍遙自在的境界。而所謂「逍遙遊」的境界,就是在無限的痛苦及現實的悲苦中,要求自己能超拔而出,擁有自由快樂的心境,進而達到精神自然和諧的歡愉境界。
在《莊子》中,雖然有不同的論點和思想,但總歸而言,都是在追求生命痛苦的解脫及自在。至此,《莊子》在與環境的纏鬥掙扎中誕生了。
百家爭鳴
諸子百家爭鳴是我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期。面對戰國時期不同的社會問題及戰爭紛亂,孔子以來建立的儒家思想——仁義之說,已經完全不符合當世。各學派提出了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及人生哲理。
莊子以繼承老子的姿態出現,屬楚文化的陳、宋為中心的老莊學派且為道家的右翼;齊國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則是道家的左翼;相容並包的稷下之學,使百家爭鳴發展到高潮。百家爭鳴的現象在《莊子》一書也曾出現:
「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
從這一段話,看出和莊子同時的學說有儒、墨、楊、名家等許多派別,莊子借著和惠施的對話,透露出當時各種學說充斥的情形,並詢問惠施彼此的高下。
各學派以文辭互相辯論,以發揚自己的學說。不同的學說存在於戰國時期,學術的花朵四處綻放,如孟子力倡仁政,韓非主張用法,莊周則強調生命價值,各有不同觀點,各自對當代及後世學術文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