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15年6月，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歷史學教授弗·奧·佩恰特諾夫博士與伊·愛·馬加傑耶夫副博士合作完成的《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史達林與羅斯福和邱吉爾往來書信：文獻研究》一書，旨在從全新的角度詳細解讀1941年7月至1945年12月期間，蘇美英反法西斯聯盟領導人以書信為媒介互通軍政情報，協調對敵立場，統籌戰爭全局，開展聯合行動，以及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做出戰略決策的過程和心理活動。該書為首部從俄羅斯的視角全面梳理、介紹和點評「三巨頭」書信內容、成信背景和過程的學術專著，內容翔實可靠。本文嘗試從主要內容、主要特點和對處理當代大國關係的啟示三個方面對該書進行評介。
關鍵詞
第二次世界大戰 史達林
羅斯福 邱吉爾 書信
世界難見安寧，和平彌足珍貴。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過去75年，但親歷者和史學家對它的研究和反思卻從未停歇。關於二戰的各種著述汗牛充棟，史書卷帙浩繁，或展現戰爭的宏大景觀，或記述戰場的細節瑣事，或研討大國領導人之間複雜微妙的特殊關係，但將研究觸角直抵核心決策層的著述卻不多見，從歷史和領導人心理的角度對大國外交關係的分析更是鳳毛麟角。由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歷史學教授弗·奧·佩恰特諾夫（В. О. Печатнов）博士與伊·愛·馬加傑耶夫（И. Э. Магадеев）副博士合作撰寫的《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史達林與羅斯福和邱吉爾往來書信：文獻研究》一書，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它於2015年在莫斯科出版，該書的中譯本於2017年由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本文嘗試從主要內容、主要特點和對當代處理大國關係的啟示三個方面對該書進行評介。
一、主要內容
《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史達林與羅斯福和邱吉爾往來書信：文獻研究》一書收錄了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在二戰期間869封往來信件，以嚴格考證的時間為序，原貌再現了三國領導人往來信函的文本，並附有大量的注釋和珍貴檔案圖片。為便於讀者了解和掌握著作內容，作者按戰爭年代三大國關係的發展脈絡和戰爭進程的不同轉折點，依年代順序分九章將書信嵌入，並在書信的前後夾敘夾議，讀來引人入勝。書信往來的內容涉及許多議題，擇其要者概括為九大方面，這九個方面恰恰也是當時三國博弈的焦點，它們事關戰時聯盟的運行，並對戰後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那場決定人類前途和命運的世界大戰中，權力高度集中於各大國最高政治領導人手中，職業外交和傳統對外政策部門的空間被大大壓縮，大國領導人的私人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戰爭決策的基本模式，而書信則是領導人聯絡溝通和軍政決策的主要載體。大國領導人以書信為媒介，互通軍政情報，協調對敵立場，統籌戰爭全局，開展聯合行動，在危急時刻以此保持最直接的私人接觸，並對戰時聯盟協作積極獻計獻策。在軍事戰略籌劃能力和外交協作水平方面，三大國同盟遠超「軸心國」。不過，在戰爭接近尾聲時，因共同威脅的下降和各自國家利益的凸顯，三大國領導人之間的合作也伴隨有尖銳的分歧和激烈的博弈。讀者從書中援引的這些載入史冊的真實書信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歷史的回音和脈動。
（一）關於結盟的目標
就結盟問題，三方領導人共通信32封，時間跨度為1941年7月7日至12月5日。當時三方提出結盟的戰略目的是聯合起來共同抵禦法西斯的侵略，但各自的期望值卻有所差異。美英希望通過蘇聯在東方戰場浴血奮戰來牽制德軍主力，直到粉碎法西斯德國軍隊並解放歐洲，從而使美英能夠打一場「小打小鬧的」「沒有人員傷亡的輕鬆戰爭」；但蘇聯被迫要與德國正面交鋒，又兼為美英做出人員犧牲，因此要求美英必須對其作戰提供物資技術援助，並希望美英儘快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以使希特勒陷入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但這些問題未能得到迅速解決，最後的結果是，以美英為一方、以蘇聯為另一方的三邊兩方聯盟，邊戰邊談，不斷討價還價。建立聯盟初期遇到的問題在後續的書信中始終與後來新出現的議題相生相伴。
（二）關於戰時對蘇援助、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以及戰後邊界劃分
有關上述三個議題的討論三方領導人共通信53封，時間跨度為1941年12月14日至1942年7月22日。通過書信談判，三方在對蘇援助問題上達成共識，即美國國會通過的租借法案適用於蘇聯，英國負責北方海上物資運輸和為運輸船隊提供護航。但在開闢第二戰場問題上，美英出於利己考慮，採取了「拖延」戰術，致使史達林在領導和指揮反法西斯作戰過程中，不得不分散精力與西方兩位領導人據理力爭、不斷周旋。戰後邊界劃分是典型的邊打邊談的例子。事實上，大國對戰後安排和勢力範圍劃分在戰爭進程中就有所考慮。這也充分證明，必須把戰後安排視為戰爭過程的一個重要階段，如果只取得戰場上的勝利而不考慮戰後的政治利益，那將意味著戰爭並未真正獲勝。
（三）關於推遲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和暫停北方護航運輸隊
史達林對西方不斷推遲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和暫停北方護航運輸隊表示強烈不滿，這引發了反法西斯聯盟關係的危機。1942年7月23日至1943年1月9日期間，領導人信函往來主要在史達林和邱吉爾之間進行，兩位領導人重點就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和護航運輸隊問題進行討價還價。相較而言，史達林與羅斯福之間的信函比較少，原因是他們當時的關注點有所不同。美國更關注讓蘇聯向遠東滲透，企圖把蘇聯引入對日戰爭。總之，這一時期出現的問題使得聯盟三角關係中的蘇英邊和蘇美邊都出現了緊張關係和正面博弈。正是由於聯盟關係齟齬不斷，史達林拒絕參與羅斯福和邱吉爾倡議的「三巨頭」首次會晤。史學界有學者認為，史達林錯過了一次三方深化合作的良機。
（四）關於卡薩布蘭卡會議和「三叉戟」會議
就這兩次會議三方領導人共通信93封，通信時間始自卡薩布蘭卡會議之後的1943年1月26日至1943年7月15日。卡薩布蘭卡會議於1943年1月14日至24日在北非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舉行，與會者有羅斯福、邱吉爾和盟軍的最高指揮官，從北非和倫敦來的法國領導人也參加了會議，唯獨沒有史達林。事實上，史達林也接到了邀請，但他以史達林格勒戰役正處關鍵時刻為由拒絕參會，其更主要的理由是他認為這次會議不合時宜。但在戰爭中期召開的這次會議無疑非常重要，不僅討論了二戰後期非洲、地中海、太平洋戰局和爾後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問題，還就加強對德國的轟炸、土耳其在戰爭中的立場，以及亞洲殖民地的命運問題進行了磋商。在會議的最後一天，羅斯福和邱吉爾聯合宣布了三項決定：一是確定1943年英美盟軍的進攻方向為歐洲柔軟的下腹部——西西里島；二是美英兩國把各自支持的法國政治首腦吉羅和戴高樂硬拉到一起，強迫結成聯合政府；三是首次提出戰爭的最終目的是迫使軸心國無條件投降。事後羅斯福和邱吉爾聯名給史達林寫信通報了此次會議精神，史達林回信中對此次會議導致美英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日期再次推遲表示不滿。事實上，在三國聯盟的合作中，不僅蘇聯領導人與英美領導人之間存在分歧，圍繞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以及地中海地區和緬甸的軍事行動問題，經常站在同一邊的英美之間也有分歧。為了化解矛盾，羅斯福和邱吉爾率兩國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成員於1943年5月12日至25日在華盛頓召開了沒有蘇聯參加的代號為「三叉戟」的會議，雙方討論了「哈斯基」行動計劃和援華問題，並承諾在打敗德意後繼續與太平洋國家和蘇聯合作，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總之，在戰時聯盟中，美英通氣對表的情況時有發生，特別是在關乎蘇聯利益的問題上，英美經常私下先達成共識後再向蘇聯「攤牌」，這也是史達林在聯盟中對美英一直存有戒心的主要原因。
（五）關於制定最終戰勝法西斯德國的聯盟協同戰略和召開莫斯科外長會議及德黑蘭會議
該階段共通信93封，時間跨度為1943年8月5日至1944年1月4日。聯盟協同行動戰略確定三國首先必須對被解放國家制定統一政策。除此之外，三方通過往來信函還順利達成了對勢力範圍的劃分。美英堅持將義大利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而史達林則堅決捍衛蘇聯對義大利擁有平等發言權，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建立了有蘇聯參與的義大利問題軍事政策委員會。同時，史達林效仿西方在義大利問題上的做法，在東歐也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期間的一個重要事件是召開莫斯科外長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同盟國一致同意採取措施縮短戰爭進程，並在《中蘇美英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就戰後安排達成共識，同意成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該階段是西方與蘇聯關係最為融洽的時期。第二個重要事件是召開德黑蘭會議。這是「三巨頭」戰時的首次會晤，因此三方對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都非常重視，並試圖在選擇時間和地點的較量中，顯示自己在聯盟中的地位。最後在史達林的堅持下，會議地點選在德黑蘭。這次會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史達林在西方人眼中的負面形象。
（六）關於組建波蘭政府和蘇波按寇松線劃界問題
該時期共通信88封，時間跨度為1944年1月4日至6月5日。美英同蘇聯因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各自國家利益的考慮，在對待波蘭本土盧布林政府與駐英流亡政府的態度上截然相反。蘇聯支持盧布林政府，並堅持以寇松線劃界。寇松線是1919年巴黎和會的一個委員會劃定的俄國與波蘭之間的邊界，是以該委員會主席英國外交大臣寇松的名字命名的。該委員會的目的是要為剛剛爆發的俄國與波蘭的戰爭停火線提供劃定根據。不過，最終的界線由于波蘭軍隊在隨後的戰爭中取勝而有所改變。根據1921年3月籤署的《裡加條約》，蘇聯把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割讓給了波蘭，使兩國之間的領土爭端暫時擱置下來，但它始終是蘇聯的一塊心病。因此，蘇聯想借參與戰後安排之機奪回失去的領土。最後，美英出於仰仗蘇聯抗擊德國進攻的需要，被迫向蘇聯做出讓步，同意按寇松線劃界，也基本接受了史達林提出的改組波蘭流亡政府的建議，從而化解了盟友之間的不信任危機。此外，同盟國還討論了劃分巴爾幹勢力範圍和瓜分投降的義大利海軍的問題，戰後合作、正常履行對蘇租借法案、美英盟軍登陸法國實施「霸王行動」，以及迫使義大利退出戰爭等事宜。
（七）關於戰後世界秩序
通信時間跨度為1944年6月6日至1945年2月3日，三國領導人共通信192封。書信圍繞布雷頓森林會議和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以及讓德國附庸國退出戰爭並與之籤訂和約等問題展開。政治領導人對作戰問題也進行了幹預——如討論劃定盟國軍事行動區的隔離線、友軍之間如何建立熱線聯繫、組織考察被攻佔的德國軍事目標及最新武器裝備等。該階段盟國之間開始出現離心傾向，美英對蘇患得患失，常視蘇聯為其繼德國之後的潛在敵人。此外，該階段的往來書信還有一個主題，就是醞釀「三巨頭」的第二次會晤。在這一問題上，三方對會晤時間和地點的選擇爭論不休。
（八）關於雅爾達會議
為籌備雅爾達會議，三方領導人從1945年2月5日至4月11日共通信40封。由於戰爭接近尾聲，蘇聯因在二戰中作出的巨大貢獻和付出的人員犧牲完全「徵服」了西方，選擇在位於克裡米亞半島的雅爾達召開「三巨頭」會議完全是史達林的意思，儘管當時蘇聯因戰爭破壞慘重並不具備召開會議的條件，但蘇聯仍竭盡全力為這次會議做了最充分的準備。雅爾達會議對緩和反法西斯盟國之間的矛盾、加強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協調對德日法西斯的作戰行動、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進程，以及二戰後懲處戰爭罪犯、清除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影響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圍繞波蘭政府組成、協調美蘇對日軍事行動計劃、美軍司令部希望獲得在濱海地區駐紮空軍的權利，以及美國私下在伯爾尼與德國單獨接觸等事，三方互不相讓，並進行了激烈的交鋒。這次會議對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由此次會議而誕生的雅爾達體系一直運行至1991年蘇聯解體。
（九）關于波茨坦會議和第二次莫斯科外長會議
針對這兩次會議，三國領導人共通信91封，時間跨度為1945年4月13日到12月23日。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已經逝世，新總統杜魯門上臺，英國首相邱吉爾也被新首相艾德禮所取代。儘管戰爭結束後書信往來仍在持續，但三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已經開始出現鬆動甚至裂痕，如美單方面中止執行租借法案。這一時期的往來書信重點討論了波茨坦會議的時間，此外，還用較多篇幅討論了德國的投降問題。各方在這一問題上錙銖必較，甚至對投降日期的選定也達到了「分秒必爭」的地步。最後，英美兩國總統為了搶佔先機，未按事先與史達林商定好的時間表，即三方在同一時間宣布5月9日為勝利日，而是提前一天就向全世界宣布了勝利日的消息。至此，反法西斯聯盟已貌合神離，蘇聯已然由盟友變成潛在對手。實際上，戰爭尚未結束，邱吉爾就迫不急待地命令英國軍方制定了針對蘇聯的代號為「不可思議行動」的戰爭計劃和「防禦英屬島嶼免遭蘇聯入侵」的預案。在這一階段，美蘇領導人之間的通信也主要是圍繞戰後世界領導權之爭而展開。為了化解聯盟之間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三方舉行了第二次莫斯科外長會議，重新回到談判桌前討論一些遺留問題。
二、主要特點
本書從分析「三巨頭」往來書信的成信背景和「三巨頭」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動入手，探索了二戰史研究的新視角。作者用生動而精闢的語言詮釋了隱藏在書信背後的「潛臺詞」、大國領導人的外交活動和二戰期間的重大歷史事件等鮮為人知的史實，它就像二戰史研究領域的一個寶庫，不同的人可以從中找到不同的鮮活的原始素材。總的來說，本書主要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一）研究視角新穎
蘇（俄）對於蘇美英三國領導人書信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1957年，蘇共中央委員會曾以官方名義首次出版過書信集，並使其成為全球二戰史研究的重要文獻來源，也是蘇美英三國領導人往來書信的唯一全本。迄今為止，受研究方法和參考文獻所限，西方學術界對三國領導人的往來書信尚缺少全面系統的研究，特別是對史達林「這一角」的書信研究最為缺乏，從而直接限制了對戰時領導人互動交流和大國關係演變研究的深入。本書作者結合最新解密史料，以不同於西方的俄羅斯人視角，對三國領導人往來書信所涉及事件的歷史背景、成信背後的故事和政治家寫信時的心理活動，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剖析和描述，立體、直觀地將三方領導人的決策過程和政治立場呈現在讀者面前。作者經過研究考證發現，信函出爐的過程在莫斯科、華盛頓和倫敦不盡相同，凸顯了不同制度國家戰略決策機制上的差異。例如，蘇聯一方信函的內容基本上由史達林和莫洛託夫兩個人決定，起草完成後的書信交由蘇聯政治局元老和外交人民委員會成員傳閱；基於內閣掌權體制，英國內閣會議定期對羅斯福和史達林發來的信函（尤其是史達林的信函）進行討論，然後再委託外交部、參謀長委員會或邱吉爾本人就某項內容予以回復。即便邱吉爾主動起草的信函，也要交給內閣審議。其中有很多信函都經過多道編輯程序，同時所有信函要定期寄給國王和內閣主要成員審閱。一言以蔽之，邱吉爾給史達林和羅斯福的往來書信在白廳要進行廣泛的跨部門傳抄。這一方面體現了英國民主制度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歸因於英國政府嚴格的寫信回信程序，確保了「三巨頭」往來書信中英國的檔案文件保管得最為完整全面，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原始資料。相比之下，美國的程序則略欠規範，與蘇聯相似，區別僅在於參與起草的人員更多，其中的主角不是外交官，而是總統的私人助理和軍方人士，主要「操刀者」一般是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和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在通信渠道方面，史達林和邱吉爾習慣使用外交密碼發送信函，羅斯福則更傾向於繞過國務院通過軍用通訊渠道發送，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羅斯福與國務院的關係不夠順暢。
除了進行純技術性的檔案考察外，挖掘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和思維方式也是作者研究的一個新嘗試。這種研究角度在此前較少有人觸碰，但又十分重要，因為領導人的性格特點和思維方式對戰略決策具有非常直接的影響。
（二）結構合理、語言風趣、可讀性強
在書中每一章的開篇，作者都用篇幅不長的導語概述了衛國戰爭期間各個階段的特點、書信的主要內容、書信往來的背景以及通信人的性格特徵，令讀者既能通覽全局，又能擇要細品，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
對三大國領導人書信的解讀，離不開戰爭年代複雜的政治軍事背景。正如作者所言，信函本身只是一個「穹頂」，穹頂下面隱藏的是恢宏的聯盟外交和大國的軍事協作。破解書信背後的「潛臺詞」，不僅要考察每封信的獨有故事，更要將其置於當時的聯盟背景之下，如此才能跳出傳統思維的局限，用全新的視角來看待戰爭年代的聯盟關係，以全新的方式解讀戰爭現象的紛繁蕪雜。
書中比較有趣的地方是作者對領導人在助手們起草的信函上所做修改的分析，因為修改之處最能反映每位領導人的個性。邱吉爾作為大文豪及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手稿明顯具有文學風格，思想也天馬行空，揮灑飄逸；羅斯福的信函則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比較平淡，他的信函由於有軍方和其他部門參與起草，時而會冒出一些美國式的外交辭令和純軍事色彩的語言；史達林的語言比較平實，極少誇誇其談，表達內容具體，用詞準確，總是直奔主題，直抵問題本質,與慣於使用民主句式的西方夥伴不同，史達林擅長使用意識形態用語。
當然，對於他們三位來說，往來書信首先是討論問題的媒介，同時也是對歷史的記錄。據羅斯福身邊的工作人員證實，羅斯福曾打算卸任後寫回憶錄。邱吉爾憑藉其對歷史文學的酷愛，早在戰爭時期就計劃把這些信件寫進自己將來的回憶錄。在1944年1月未發出的致史達林的信函中，他建議保留自己與史達林之間的分歧，以待歷史評說，但同時也不忘提醒，他打算親筆書寫歷史。事實也正是如此，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與史達林的往來書信成為該書的核心內容。而史達林雖然並未想過寫回憶錄，但他也不願意忽略自己的歷史地位，包括自己與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早在1944年12月，他在與戴高樂會晤時，就提到過將來可以發表他與邱吉爾的往來書信。正是心存這些考慮，「三巨頭」在寫信時格外認真，這也使得書信的語言表達變得更加講究，充滿魅力：勸誡時溫言婉語，中肯有加；爭論時喋喋不休，劍拔弩張；合作順利時相互不吝溢美之辭，並夾帶幽默和會心的笑意。總之，書信或長或短，字斟句酌，承載千鈞，意蘊萬般。
（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迄今為止，各國史學界對「三巨頭」往來書信學術價值的研究和認識遠未窮盡，有關「三巨頭」往來書信完整的專題研究著作此乃首部。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著名歷史學家W.金伯爾（W. Kimball）出版過三卷本《羅斯福與邱吉爾的往來書信》，並附有詳細的注釋，後來美國也出版過《羅斯福與史達林的往來書信》《邱吉爾與杜魯門的往來書信》，附加了一些簡要說明。直至現在，1942年之前邱吉爾的完整書稿出版工作仍在進行之中。但無論如何，對史達林「這一角」的書信研究仍為空白。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隨著與這一專題相關的文獻越來越多地被解密，歷史學家們根據第一手資料對二戰期間「三巨頭」軍事外交史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變得可能。美國紐約海德公園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和位於密蘇裡的杜魯門圖書館、英國外交部和政府檔案館以及位於劍橋的邱吉爾個人檔案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均解密了所收藏的「三巨頭」手稿、蘇美關係史和蘇英關係史文件以及其他工作資料，從而為研究二戰期間的外交史、聯盟史打開了方便之門。除此之外，俄外交部還特意為本書作者團隊解密了大批外交政策檔案，這些新解密的檔案主要是蘇聯駐倫敦和華盛頓大使關於往來信函的相關報告。得益於良好的研究條件，作者從俄、英、美檔案館中收集了大約5000份文件，並以此為基礎從三方不同的角度再現了「三巨頭」書信往來的歷史背景，重塑了獨特而真實的歷史場景。儘管該書將重點放在了第一手資料上，但在撰寫過程中，作者也廣泛瀏覽了俄國內外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漸豐富的歷史研究文獻，以及當時的國際關係史文獻。如果說此前的研究以簡單的參考性注釋為主，那麼本書則是通過分析新解密的檔案為書信提供了更為翔實的學術註腳，使得若干重要歷史研究課題從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或線索。例如：史達林為何不相信德國會進攻蘇聯？是誰開創了三國領導人之間書信往來的外交模式？史達林與邱吉爾何時舉行了首次會晤？羅斯福和史達林通信中洩露了什麼秘密？「卡廷事件」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當時在卡廷事件上美英對蘇聯採取了模糊的態度？蘇聯為何在二戰期間解散共產國際？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為何要下榻蘇聯駐伊朗使館，而邱吉爾卻沒有？邱吉爾與史達林是否真的私下討論過巴爾幹「百分比協議」？
三、對處理當前大國關係的啟示
細細品讀蘇美英三國領導人的869封書信，仿佛可以看到「三巨頭」戰時為各自國家利益運籌帷幄、據理力爭的鮮活形象，同時也可從一個側面領略他們進行戰略博弈的智慧與藝術。歷史是一面鏡子，透過它可以折射出當前大國競爭時代各國的戰略思維習慣和戰略文化傳統、國際政治理念和外交手腕，對當代國際政治不乏啟迪意義。
（一）不同制度國家從對立走向合作的關鍵在於找到利益共同點
眾所周知，二戰前由於意識形態不同和歷史上積怨太深，西方國家一直視蘇聯為戰略對手。然而，自德日在歐洲和東方兩個戰場開始野蠻侵略後，為了反擊侵略，三國領導人克服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制度上的差異，結成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三國結盟的主要動因是隨著戰局的變化出現了超越本國利益之上的新的利益共同點：反抗法西斯，維護世界和平。而首先認識到這一點的是英國首相邱吉爾。正是他於1940年7月和1941年4月主動向史達林發出兩封信函，開啟了「三巨頭」之間往來書信的「熱線」模式，並說服羅斯福與史達林也建立了這種書信聯繫。隨著戰事的發展，羅斯福對蘇德戰場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深，因此，無論面對何種複雜情況，都沒有放棄與蘇聯的這種同盟關係。1941年6月,邱吉爾發表關於共同反抗納粹的演說，並趁熱打鐵地於7月初再次致函史達林，提出「只要天時地利和國家戰爭資源增長允許，將盡一切努力幫助貴方」，從而成功實現了英蘇關係的「破冰」。史達林為了推動發表蘇英聯合聲明也終於復函邱吉爾，並提議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以緩解自身壓力。1941年7月，羅斯福致函史達林，表示美國願意根據租借法案向蘇聯提供作戰物資援助，史達林欣然接受。至此，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的通信渠道完全打開。其實，利用突發性重大事件創造合作契機的做法並不鮮見，重要的是在機會出現時，要能敏銳地抓住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
（二）鞏固聯盟需要做出利益取捨
從日本偷襲珍珠港到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前，各個戰場的態勢對蘇美英三國總體不利，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使美英加強與蘇合作的信心倍增。1941年12月，羅斯福致函史達林，認為「當前至關重要的是採取緊急措施，為最近幾周以及最終擊潰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創造協同行動的條件」。1942年2月，史達林致函邱吉爾，表示「我一分鐘也沒有懷疑過蘇聯、英國和美國這一強大的聯盟定將擊垮敵人並取得最終勝利」。最終，蘇英於1942年5月籤署戰時同盟和戰後互助合作條約，蘇美於1942年6月籤署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互助諸原則的協定，這與其他文件共同構成了聯盟合作的法律基礎。同時，三國領導人為了共同的戰略目標，適當做出了利益取捨。如史達林為獲得美英更多援助，在信函中沒有堅持將存在分歧的戰後蘇聯邊界問題提上議程，還為避免過早與日對決和兩線作戰而致函羅斯福，「祝您（沒有使用『我們』）取得太平洋反侵略鬥爭的成功」。美英為讓蘇聯繼續吸引住德軍兵力，避免自身損失過大，在致史達林的信函中曾刻意迴避「開闢第二戰場」問題。他們寧肯付出更大的物資代價也不願派一兵一卒。這種戰略性取捨在當代國際政治中也有可資借鑑之處，國家任何時候一定要堅持核心利益，對次要利益或一般利益則可以暫時做出讓步或犧牲。
（三）實力變化必然牽動聯盟格局變化
1943年上半年，二戰進入轉折期，敵對雙方總體力量對比向有利於反法西斯聯盟方向轉變，三國在聯盟中的地位也因各自實力的變化而出現易位。蘇聯以其出色的戰場表現崛起為軍事大國；美國憑藉巨大的軍事援助和經濟動員能力，開始與蘇聯共同發揮核心作用；英國的地位相對下降，充當美蘇「協調員」的角色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史達林利用戰場勝勢取得的有利位勢，不時拋出「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問題向美英施壓，並在3月致函邱吉爾稱，「您對英美軍隊進攻海峽彼岸的計劃所表現出的不確定性令我警覺，對此我無法保持沉默」，致函羅斯福「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提醒，主要問題還是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從中可以看出，史達林總體上對邱吉爾的態度較為強硬又不失大體，對羅斯福的態度相對平和又不失尊重。在「卡廷事件」問題上，史達林向羅斯福、邱吉爾致函表明強硬立場，成功使美英做出妥協，使自己變被動為主動。羅斯福看到蘇聯在戰爭中的作用增強，便謀求與史達林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有時甚至繞開邱吉爾與史達林通信。如在1943年2月致函史達林時，羅斯福破例使用「統帥」一詞，回復史達林來函時也未與邱吉爾溝通有關事項，5月致函史達林時更是主動提出，「我認為，我和您應該今夏會晤」。從中可以看出，蘇美英三角關係中的三邊長短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根據國家實力和利益需要靈活調整，誰實力強誰就有主導權，誰主動調整誰就會佔據主動。
（四）聯盟合作中利益置換在所難免
1943年下半年，蘇美英在各自戰場上取得一連串勝利，戰場態勢實現根本性轉折，盟國之間戰略協同和奠定戰後秩序基礎等問題開始顯現。各方積極促成由外長參加的莫斯科會議和「三巨頭」參加的德黑蘭會議，並依靠實力展開利益博弈。史達林充分利用羅斯福與邱吉爾關係的變化，以東歐作戰行動和對日作戰的原則承諾，換取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羅斯福盡力博取史達林的好感，以部分妥協和開闢第二戰場換取蘇聯對日作戰的保證；邱吉爾只能以「配角」形象，在史達林與羅斯福之間輾轉騰挪，努力維護自己的「地盤」。史達林在「三巨頭」會晤地點問題上態度非常強硬，堅持認為「從我這方面來說，還沒有發現比我所說的城市（德黑蘭）更合適的會晤地點」，顯示了其捍衛主導地位的決心，使邱吉爾、羅斯福相繼妥協，共同向著實現「開闢第二戰場」的目標邁進。羅斯福為便於與蘇直接「交易」，在德黑蘭會議期間竟同意入住蘇聯使館，會後還專門致函史達林，且只有一句話「茲決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將軍為強渡海峽作戰總司令」，發出「開闢第二戰場」的強烈信號。邱吉爾對德黑蘭會議結果不甚滿意，只能感嘆「可憐的英國小毛驢」被擠壓在「巨大的俄國熊」和「強大的美洲野牛」之間。從中不難看出，各方都明白，必須維護聯盟合作的大局，即便在劃分勢力範圍等問題上分歧嚴重，也只能將這些矛盾暫時擱置。
（五）軍事必須服從和服務於政治
1944年6月到1945年年初，歐洲戰場打敗法西斯德國的曙光已經顯現，這使得各方壓抑許久的政治獲利慾望更加顯性化，也應驗了「軍事服從政治」的鐵律。邱吉爾堅決推進在義大利的軍事行動，謀求確立勢力範圍，於6月致函史達林通報相關戰況，並試探其對建立義大利新政府的態度。史達林則謀求以此為「樣板」，在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確立主導態勢，因此復函「蘇聯方面不會對此設置障礙」，後又表示「我們不會給德軍以喘息之機，我們將繼續擴展戰役戰線。您應該會同意我的觀點，這些對我們的共同事業不可或缺」。羅斯福為確立在太平洋戰區的主導優勢，在戰局不利時致函史達林，建議「儘快為將來兩國武裝力量聯合行動做好準備工作」，戰局轉好時則不再提蘇聯對日開戰之事，只強調美國在太平洋戰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蘇軍不斷取勝使美英感到威脅越來越大，各方加緊準備結束戰爭和構建戰後秩序。羅斯福和邱吉爾先行會談，並聯名致函史達林通報西北歐、義大利、巴爾幹、日本等地區行動計劃，其中當然不會透露阻止「蘇聯勢力範圍的危險擴張」和美英合作研製原子武器等問題。史達林面對美英在波蘭問題上的阻撓，堅持強硬立場並表明「波蘭是與蘇聯接壤的國家，波蘭問題與蘇聯安全問題密不可分」。在一些政治目標難以協調時，羅斯福、邱吉爾則致函史達林籌劃「三巨頭」會晤，想通過三人面對面會談解決棘手問題。
（六）建立在次要利益基礎上的脆弱聯盟終將走向終點
在戰爭接近尾聲時，蘇美英反法西斯聯盟變得愈加脆弱，他們之間的戰略平衡基本上靠各方的相互讓步與隱忍來維持，不過這些讓步主要限於次重要利益範疇。美英與南斯拉夫在佔領區問題上對峙，史達林態度曖昧，避免深度介入。他致函杜魯門，「我希望，美英政府和南斯拉夫之間就伊斯特利亞—的裡雅斯特局勢產生的誤解能夠徹底消除」；但在觸及蘇聯核心利益的波蘭問題上，史達林則毫不退讓，致函杜魯門並表明「您不認同波蘭臨時政府作為未來民族團結政府的基礎，也不同意波蘭臨時政府在這個政府中應有的法律地位。我應該告訴您，持此立場將扼殺達成波蘭問題和解的一切可能」。隨著國際形勢發展，美英對蘇立場變得日漸強硬，美英的新領導人不約而同地命令各自的軍方制定針對蘇聯的戰爭計劃，蘇聯也針鋒相對。三位領導人書信往來也日漸稀少，聯盟關係終於走向終點。值得回味的是，邱吉爾曾於1945年6月15日致函史達林，「我建議，我們即將召開的柏林（波茨坦）會議使用『終點』為代號」。這個代號可謂意味深長，這個終點實際上也是冷戰中新一輪戰略博弈的起點。因利而合、因利而分，聯盟的誕生和瓦解常常如此。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相信每個人讀完這本書，都會有所思、有所得。正如李際均將軍為該書中文版作序時所言，在往來書信中，「衝突與妥協、合作與猜疑，都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僅構成生動的大歷史畫卷，而且為後人提供了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複雜的政治軍事外交關係最高層和最原始的素材，成為留給後世的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原文刊載於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20（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9月版。
於淑傑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孟祥 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博士研究生
王銀賽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某研究院參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