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間，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呈現繁榮面貌，不僅研究主體人數眾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不斷發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時代及學術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響下，香港在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國現代文學史著的撰寫、現代文學比較研究、境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輸入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並與世界持續互動，產生了廣泛深遠的時代及歷史性影響。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構成部分，1949年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向海外傳播，以及海外認識和理解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的重要橋梁。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完整認識，離不開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全面、系統、深入的歷史性探討。
作 者 / 李城希，廈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原 載 /《文史哲》2020年第2期，第60-81頁
一、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的歷史狀態
1949年前後，隨著一大批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移居或流亡香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形成了一個爆發期，並且此後一直保持著長盛不衰的發展勢頭。1949年至1979年三十年間，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僅研究主體人數眾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不斷發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時代及學術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在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現代文學史料及作品的收集和整理、中國現代文學史著的撰寫、現代文學比較研究、境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輸入、中國現代作家訪談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並與世界持續互動，產生了廣泛深遠的時代及歷史性影響。然而，儘管改革開放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香港回歸也已二十多年，大陸地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然忽略或遺忘了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一歷史。
雖然早在1986年楊洪承即已發表《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述》一文，敏銳注意到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一問題並「綜述」20世紀50至80年代初的研究狀態，「但由於香港與祖國暫時的隔離」所致學術環境的直接影響，有限的史料使得該文的描述與史實的複雜、多元和豐富性相距甚遠。此後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未能取得相應進展，而且被進一步忽略或遺忘。時隔十年的1995年，黃修己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一書中對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了總體否定性的認識和評價：「香港至今還是個現代文學研究很不發達的地區，學界於中國新文學比較隔膜，收集資料工作雖有個別熱心者(如李立明)做過，因屬起步性的，錯漏頗不少。」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古遠清在《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一書中，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了進一步的否定性評價：「在50年代，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寥寥無幾，把它作為一門學科看待的人更是沒有。在香港各所大學，均無人專門從事現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也就是說，50年代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
也許正因為這樣，黃修己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一書中，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還有所論述，但時隔13年之後的2008年，在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一書中，卻隻字未提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2015年劉衛國在其《中國新文學研究史》一書中，同樣未置一辭。中國現代文學最有影響的魯迅研究也是如此，張夢陽在他的《中國魯迅學通史》以及王家平在他的《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中，均未提及香港魯迅研究。稍一回溯，還可以發現，20世紀80年代之後陸續出版、「選錄資料時儘可能注意國內外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文章」的大型史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彙編(乙種)》，均未收集1949年之後香港的相關研究資料。唐弢、嚴家炎等人所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及簡編本、錢理群等人所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初版及修訂本、朱棟霖等人所著《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等中國現代文學史著、楊義所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等專門史著，均未見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注釋或參考文獻。相反，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所列參考文獻中，僅1949至1961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著就有11部，外加期刊如《今日世界》及論文等。由此，深信內地不少研究者受其影響，以為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過如此。
香港、臺灣地區，以及海外相關研究同樣如此，至今未見對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全面、系統、深入的探討和認識。曾經參與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僅有曹聚仁、李輝英、徐訐、司馬長風、葉靈鳳以及姚克等少數幾人受到現今香港學界的關注但主要限於其創作，這與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廣泛的世界性影響相比，顯然很不相稱。
史實是，僅就香港中文大學等的大學圖書館，和聯合、新亞、崇基書院圖書館，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等所藏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來看，如果說1927年魯迅南行香港之後直到1949年之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已經開始但尚未走向自覺，尤其是與大陸地區還未產生明確的界限，那麼，1949年前後隨著一大批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移居或流亡香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及特殊的生活境域中不斷展開並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歷史性成就，主要表現在：
1.研究主體人數眾多。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主體至少在百人以上，其中僅1948年前後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就有大約60人，如果加上抗戰爆發以及20世紀60年代前後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就更多，其中不少作家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不斷發展，香港本土及外來研究主體不斷加入其中並由此形成不同的研究群，共同推動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斷發展。
2.存在空間巨大。由於言論及出版相對自由，外加美國等境外資助，1949年之後香港的期刊、報紙、出版社數量眾多。初步統計，1949至1979年之間出版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著的香港出版社至少有63家之多，報紙、期刊難計其數。此外，臺灣地區、東南亞、日本以及歐美等地的期刊、報紙、出版社都曾出版、發表、連載過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專著、論文及文章，為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世界性空間。
3.內容豐富，成就卓越。1949至1979年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內容非常豐富，出版、發表了大量專著、論文及文章。初步統計，1949至1979年之間，僅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著及文集至少有65部之多，如果加上香港1979年之前撰寫1980年之後不久出版，以及在臺灣地區和東南亞等地所出版的專著，則數量就更多。論文及文章則無法統計，僅《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周刊、《明報》月刊、《純文學》月刊(港、臺版)、《詩風》、《開卷月刊》、《八方文藝叢刊》以及《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論文及文章就有相當數量，其中不少史實和觀點至今仍然令人震撼。
4.多元並存，共同發展。由於言論及出版相對自由，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開始就呈現思想多元，自由論爭，共同發展狀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承接了中國現代文學自由、多元、共存的發展傳統。
5.廣泛的世界性影響。由於香港與世界存在廣泛的聯繫，香港的期刊、報紙、圖書等出版物在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日本、北美、歐洲等地廣泛發行傳播，姚克、丁淼等人更是在歐美英文報刊直接撰文，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因此一開始就與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日本、北美、歐洲等地持續互動，產生了廣泛深遠的時代及歷史性影響。
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主體及其歷史構成
與現今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基本上由學院派主導的情形有所不同，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主體不僅人數眾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不斷發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不同群體的人生經歷、教育背景、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境外聯繫的密切程度等等都不相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動機、觀念、情感、思維方式等等也因此不同，直接決定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多元性、複雜性、深度及廣度。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主體大致由這樣幾大群體構成：
1.移居或流亡作家研究群。這是指1949年之前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進程並發表過一定數量的新文學作品、1949年前後移居或流亡香港並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中國現代作家所形成的研究群。他們主要是：1948至1952年之間移居或流亡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四十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迫使大量中國知名文藝人士來港暫避」，至少有60位，其中知名作家有姚克、曹聚仁、徐訐、李輝英、黃震遐、慕容羽軍、胡春冰、馬國亮、柳存仁、宋淇、劉以鬯、張愛玲等等。抗戰爆發前後移居香港，「抗日戰爭時期不少中國文化人曾經南來香港暫避戰亂」，1949年之後仍然居留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主要有葉靈鳳、張向天、歐陽天等。20世紀60年代前後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主要有熊式一等。
2.移居或流亡知識分子研究群。這主要是指1949年之前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進程無直接關係、1949年前後移居香港並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知識分子所形成的研究群。這一群體數量眾多，其中重要的有司馬長風、丁淼、趙聰、夏濟安、易君左、黃思騁、趙滋蕃、餘思牧、徐東濱、蕭輝楷、蕭銅、卜少夫、曾敏之、鄭子瑜、林曼叔等等。他們從各自的興趣出發，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出了多方面重要貢獻。
3.香港本土研究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不斷發展，中國現代文學不斷引起香港本土研究者的關注、研究和認識，並由此形成香港中國現代文學本土研究群。所謂本土研究群，是指在香港出生、成長或從大陸移居香港並在香港接受教育，後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體形成的研究群。這一群體的構成較為複雜，主要包括：「大眾」研究者。由於期刊報紙眾多，1949年之後香港有不少人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別是1952年《中國學生周報》等期刊雜誌創刊之後，參與者更是難計其數。他們的研究有意義但大多未能持續，且多使用筆名，真實身份難以查考,因此只好名之曰「大眾」。大中學生。《中國學生周報》等報刊創刊之後，不斷有中學生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及論爭。1965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建立之後，本科生如古兆申(古蒼梧)等人開始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表了數量與質量均相當可觀的長篇學術論文，他們的出現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引人注目的特殊景象，標誌著香港中國現代文學本土研究群的崛起。媒體人。這主要是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香港出版社及報刊雜誌的編輯記者，如侶倫、胡菊人、古蒼梧、黃繼持、黃俊東、楊牧、梁秉鈞、戴天等。他們既是作家學者，又是媒體人，既有創作體驗，又有學者的深刻和媒體人的敏銳，對推進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世界傳播作出了突出貢獻。學院派。這主要是指在香港出生或成長，並在香港或境外接受高等教育，後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及大學教學的研究主體。1965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建立，標誌著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學院派研究開始出現，姚克、李輝英是最初的學院派研究主體。香港本土研究群中的學院派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如60年代中期之後的劉紹銘、趙令揚等,70年代的李歐梵、黃維梁、黎活人、盧瑋鑾、鄭樹森、梁錫華等，他們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院派及本土研究群的重要構成部分。香港中國現代文學本土研究群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現代文學與香港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現代文學成為香港本土的重要研究和認識對象，深層影響作為殖民地香港的知識與精神結構和文化歸屬。
4.外來研究群。1974年余光中從臺灣來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任教，標誌著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外來研究主體開始深刻影響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此之前有劉紹銘1968年從美國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英文系任教」，「1969年回港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的趙令揚，1970年李歐梵從哈佛畢業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歷史系任教大約兩年，之後有1976年「梁錫華到香港中文大學任講師」，黃維梁從美國回「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書」，以及20世紀70年代從美國回中文大學任教的鄭樹森等,他們共同形成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的外來研究群。除余光中外，他們既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本土研究主體，更是重要的外來者和學院派。外來研究群的形成，極大拓展和強化了香港與境外的學術聯繫，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國際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並與大陸等其他地區形成質的差異。
在四大研究群體的共同努力和推動下，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具有開拓性的重要成就。1979年之後隨著大陸地區不斷改革開放，隨著曾經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陸續移民、退休或離世，重要期刊如《中國學生周報》《開卷月刊》的相繼停刊，曾經的盛況不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進入以學院派為主導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三、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不斷發展的歷史動因
與1949年之後大陸地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開始就在意識形態的直接作用下，自上而下以組織的形式迅速普及不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基本上處於自由自發狀態，即使是1965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立之後也是如此，「學科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是學術自身的成就」。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並取得多方面重要成就，除研究主體自覺的努力之外，與時代及學術自身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響密切相關：
(一)時代及政治意識形態影響。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雖然沒有像大陸地區那樣為直接的政治服務而意識形態化，但由於處在冷戰時期，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仍然深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主要表現在：
1.時代轉折與研究主體的政治意識形態選擇。政治意識形態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首要影響當是1949年前後一大批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在新的時代面前作出的意識形態選擇並由此「瞬間」雲集香港，不僅如此，進入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很快就捲入當時美蘇兩大霸權的冷戰對峙」，「在種族、文化而言，大家都是中國人，但一談到政治便有很大分歧」，這一特點始終伴隨著他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因此可以說，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開始就是意識形態選擇的結果，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峙與衝突，是影響和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斷發展的重要時代和社會原因。
2.境外資助或美國影響。意識形態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另一重要影響表現在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直接或間接受到美國的資金支持，也就是意識形態的物化影響，「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由華盛頓幕後支持的『亞洲基金會』」資助相關機構在香港創辦期刊報紙和出版社，出版、發表了大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著、論文及文章，如「1951年先後資助人人出版社及友聯出版社在港成立」。初步統計，僅友聯、亞洲出版社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著，至少有18部之多。
3.大陸地區歷次政治鬥爭的衝擊。如果說1949年之後政治意識形態以及美國資助等因素客觀上推動了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那麼，大陸地區歷次政治運動，則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構成了直接衝擊。其中最重要的事件當是文革爆發不久的1967年3至4月，對姚克及電影《清宮秘史》展開的大規模政治批判，對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構成了極大影響。雖然中國現代文學因此進一步引人關注，如「姚克……因其話劇《清宮怨》搬上銀幕後遭……批鬥而名大噪」，但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卻產生了挫折性影響，1965年秋季建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因此取消，姚克1968年秋季離港赴夏威夷大學。姚克是1949年之後香港戲劇界的靈魂式人物，他的離開讓中國現代戲劇在香港的傳播和研究深受影響。
(二)相對自由的生活及思想環境。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與香港所具有的相對自由的生活及思想環境有重要關係。儘管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深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但「殖民地政府無民主，有自由的統治方式，使到香港的文化空間在當時海峽兩岸之間，是最開放和包容的」，這從香港各種報刊所發表的論文及文章可以看出，「『三民主義』或『社會主義』都難成為眾多評論家的指導思想」，言論自由可以說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斷發展並取得重要成就的最根本原因。
(三)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價值及影響。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能夠不斷發展與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價值有重要關係，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充分意識到這一價值的存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革命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偉業」，其重要表現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在香港的持續電影改編或戲劇演出，影響極其廣泛。
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在香港的電影改編1948年即已開始，首先取得成功的是姚克改編自己的《清宮怨》為電影《清宮秘史》，此後，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如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鑄劍》；巴金幾乎所有長篇，沈從文的《邊城》，曹禺的《雷雨》《日出》等等，在香港都被改編成電影。其中《清宮秘史》《阿Q正傳》以及《邊城》改編的《翠翠》等產生了廣泛的世界性影響。同時，1949年之後中國現代戲劇在香港頻繁演出，影響同樣巨大，「某師範學院……數年來曾先後演出《家》《孔雀膽》，及《日出》等劇……香港某大學……定期演出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在香港不知演出過多少次了」。中國現代文學名著的電影改編及戲劇演出彰顯並強化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不斷吸引人們關注並由此推動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
(四)與境外的學術交流互動及影響。1949年前後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如姚克、曹聚仁、徐訐、李輝英、司馬長風、丁淼、夏濟安、宋淇、張愛玲等，進入香港不久即與臺灣地區、東南亞、日本、北美、歐洲等地的學術界展開持續的交流和互動，後起的香港本土及外來研究主體更是如此。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上海的姚克、宋淇、張愛玲，與夏志清、夏濟安兄弟，以及陳世驤、莊信正等人之間的持續交流和互動，對香港及北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撰寫與這一交流互動有重要關係。
(五)學術自身的不斷發展。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與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自身的不斷努力密切相關，主要表現在：
1.頻繁的宣傳活動及學術講座。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與各種頻繁的宣傳活動及學術講座所構成的氛圍和影響有重要關係。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魯迅等中國現代作家紀念活動。如《大公報》《星島日報》《文匯報》1949、1950連續兩年製作魯迅逝世13、14周年特輯，1952年創刊不久的《中國學生周報》刊文紀念魯迅逝世16周年，1958年葉靈鳳等50人出席「紀念魯迅，學習魯迅」座談會等等。其他還有如蕭紅等作家的紀念活動。二是各種學術組織持續舉行的專題性學術講座。如1952年「8月15–9月8日，中英學會主辦『暑期戲劇講座』，共八講，由姚克等講《中國戲劇源流》」，1953年2月23日，「香港大學中文學會與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共同舉辦『春季戲劇講座』，胡春冰等講《戲劇與中國文化》」，「8月4日28日，中英學會與青年會合辦『暑期戲劇講座』，姚克等主講《中國現代戲劇》」等等。三是中文大學等大學頻繁舉行的學術講座。這些宣傳活動及學術講座已成為香港學術界延續至今的重要傳統，共同營造了濃鬱的學術氛圍，不斷吸引人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關注和研究。
2.研究成果不斷湧現。1949至1979年之間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還與這一過程中重要研究成果的不斷湧現直接相關：一是《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等報刊雜誌持續發表大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及文章；二是研究專著不斷出現，僅50年代友聯、亞洲、創墾等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類專著就約有36部；三是如下文所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作品在香港的大規模收集整理。各種研究成果，特別是那些具有回憶性、批判性認識研究成果的不斷湧現，推動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斷發展。
3.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1965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香港中文大學也是在香港的建立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由此前的自由研究轉向自由研究與學院派研究並行，由此前的面向大眾開始面向學術界，無論是研究的深度還是學術規範化程度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4.始終伴隨著學術論爭。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不斷發展，與始終伴隨著的思想及學術論爭有重要關係。這些論爭主要有：
與意識形態相關的論爭。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構成直接影響的思想論爭主要有：一是20世紀50年代初李焰生等人與曹聚仁展開的論戰，「臺灣『中宣部』下令在港的宣傳機構對號稱『從光明中來』的曹聚仁進行總攻擊達5個月之久」，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產生直接深刻的影響；二是1967年對姚克及電影《清宮秘史》展開大規模政治批判，姚克撰文予以反駁，這可以說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對意識形態幹預的明確拒絕。
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相關的論爭。一是關於魯迅的論爭，1952年10月24日《中國學生周報》發表《如果魯迅還活著——也紀念魯迅逝世16周年》，1971年12月24日《中國學生周報》發表吳平的《魯迅和他的書已成過去了嗎？》，1972年12月至1973年元月，胡菊人在《明報》連載《魯迅在30年代的一段生活》，「認為魯迅有漢奸之嫌」，等等，這些都引起廣泛關注、思考和論爭；二是關於胡適、老舍等人的論爭，1967年2月3日「《中國學生周報》製作《老舍作品介紹專輯》」，1971年3月22日「《南北極》開始發表胡菊人《評老舍》《再評老舍》等文，批評老舍作品的藝術性」等等，所有這些論爭可以說都是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深度關注、研究和認識。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相關的學術批評。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始終伴隨著學術批評，如1975年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三卷本陸續出版之後，李愚的《一部無知而充滿偏見的〈中國新文學史〉》、黃維梁在臺灣發表的《略評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陶俊的《為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中卷小說等四個附表作校訂》等，批評的尖銳無情實屬少見。
此外，1948年之後王瑤、劉綬松等人的研究進入香港，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所載老舍、巴金、陳白塵及馮雪峰等中國現代作家及研究者的論文及文章，周作人等現代作家與香港的互動等等，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同樣構成了直接重要影響。
四、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的主要範疇
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至1965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立為第一階段，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驟興並不斷發展；1965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立至1974年余光中來港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第二階段，學院派與自由研究並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獲得進一步拓展；1974至1979年為第三階段，以余光中到來為標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外來研究群開始形成並不斷國際化，成為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優勢。1979年之後，隨著大陸地區不斷開放，香港與內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交流和互動日益增多並以各自的方式不斷發展。
1949至1979三十年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涉及中國現代文學諸多領域和問題，其中以下六大研究無論是成果數量、內容還是思想深度及研究方法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認識。
(一)魯迅研究。魯迅研究始終是1949至1979年之間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最為引人注目的內容，不僅聚集了眾多的研究者，出版、發表了大量專著、論文及文章，而且為大眾所接受，「書店裡的人說……談論魯迅的書……都保持有一定程度的銷路」。1949至1979年之間的魯迅研究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大的方面：
1.魯迅傳記及年譜的撰寫。魯迅傳記及年譜的撰寫是香港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突出成就，這主要是曹聚仁所著《魯迅評傳》和《魯迅年譜》。時隔魯迅逝世整整20年之後出版的《魯迅評傳》，是年近花甲的曹聚仁在全新的時代及香港這一全新的生活境域中，對魯迅的冷靜回憶、研究、認識和評價。時隔魯迅逝世近30年後出版的《魯迅年譜》，當是曹聚仁對魯迅生活、思想及創作發展歷程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時間及事件的審慎認識和把握，對香港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奠基和推動作用，如今已成為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經典。時隔初版43年後的1999年，《魯迅評傳》「個別論述……作了必要的處理」後在大陸出版，曹聚仁作為批評家的鋒芒被遮蔽。
2.魯迅作品研究。1949至1979年之間香港有眾多研究者對魯迅的小說、詩歌、散文、雜文、書信、序跋及生平等展開研究，《中國學生周報》、《文匯報》、《明報》月刊等報刊發表了陳蠹、張向天等人的大量論文及文章。如張向天1957年8月31日至1958年12月27日分43期在香港《文匯報》連載《魯迅舊詩箋注》。1964年2月19日至3月4日，曾敏之在《文匯報》連載《論魯迅的藝術構思(上、中、下)》，從藝術角度分析《吶喊》《彷徨》。他還論述了《吶喊》自序、《野草》題辭和《朝花夕拾》小引等魯迅作品的序跋。劉健的《試析〈阿Q正傳〉的Q字》、司馬長風的《始於吶喊，終於彷徨——談魯迅的文藝思想》等，對魯迅的小說及文藝思想展開討論。先後出版的專著有鄭子瑜的《魯迅詩話》、餘思牧的《魯迅傑作論析》、張向天《魯迅舊詩箋注》、東瑞的《魯迅〈故事新編〉淺釋》等。
這些論文及專著提出了大量富有創見的認識和觀點，如陳蠹認為「魯迅以雜文起家……他的散文……充滿了雜文的氣息……就是他的小說，文體上的脈絡也仍是雜文的」。姚克1956年改編的電影《阿Q正傳》大獲成功，與他對阿Q形象的深刻理解有深層關係，「阿Q的弱點……是可笑的，但我們不要忽略了隱藏在『可笑』後面的沉痛……如果我們把阿Q扮成一個小丑，那就非但辱沒了阿Q，也歪曲了魯迅先生的本意」。導演袁仰安讓時年25歲，形體高大，充滿朝氣的關山飾演阿Q，其顛覆性與他對《阿Q正傳》的理解同樣密不可分。
3.魯迅生平及思想研究。魯迅的生平與思想是香港魯迅研究的又一重要內容。由於姚克、曹聚仁、徐訐、李輝英等都曾與魯迅有過直接或間接的交往，他們對魯迅的回憶和論述具有他人無法替代的時代及生活氣息。如姚克的《從憧憬到初見》一文回憶他與魯迅第一次見面及以後的交往，並論及魯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很有意義。李歐梵20世紀70年代初撰寫的《〈魯迅內傳〉的商榷與探討》系列論文，對魯迅不同人生階段的情感及思想作了頗為深刻的論述，其中特別是少年魯迅與社會衝突的論述，是對魯迅精神世界的深度揭示。
4.魯迅與生活中重要人物關係研究。魯迅與周作人、瞿秋白、許廣平等重要人物之間關係的研究同樣引人注意，如張向天1959年在《文匯報》連載的《魯迅、瞿秋白交誼譜》、一丁的《魯迅·左聯五作家·瞿秋白》、翟志成長達7萬多字的《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等，都是對魯迅與現代作家之間關係的重要認識。成仲恩的《周作人與許廣平之間的恩怨》等，則是對生活中魯迅的研究和認識。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在曹聚仁的《魯迅評傳》中「缺席」，這很值得注意。
此外，1949年之後香港的報刊雜誌發表了不少魯迅畫像及作品繪畫，其中程十髮的《〈阿Q正傳〉一零八圖》是以藝術的方式對《阿Q正傳》的闡釋，對魯迅及《阿Q正傳》的世界傳播具有特殊意義。
(二)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是1949至1979年之間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心，不僅聚集了大量的研究者，出版、發表了大量專著、論文及文章，而且提供了大量富有創見的認識和觀點。
1.中國現代作家研究。中國現代作家生平、思想及創作等問題的宏觀整體研究和認識是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非常引人注目的內容，《大公報》《星島日報》《文匯報》，以及《中國學生周報》《開卷月刊》、《明報》月刊等期刊報紙發表了相當數量的論文及文章。對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和認識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初期研究階段。1952至1964年《中國學生周報》等雜誌發表關於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傅斯年等中國現代文學開創者研究的論文及文章，其中較為突出的是胡適研究。1962年3月胡適去世後，《中國學生周報》連續發表魏譚的《胡適之與陳獨秀》《胡適與杜威》《胡適與韓愈》等論文，對胡適的生平思想問題展開研究。其他如1955年穗軒發表《憶許地山——紀念一位在香港文藝界播種的人》一文，論述許地山在香港期間的文學活動及意義。冰心的同學公任的《記謝冰心》(上、下)，回憶冰心的求學經歷及重要事件。這些研究和論述都有一定深度但大多停留在個別事實層面，可以說是香港中國現代作家研究的初期。自覺的研究階段。1964年2月至1965年2月《中國學生周報》連續發表陳蠹的「讀書隨筆」，對魯迅、巴金、沈從文、老舍等十三位中國現代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創作展開研究，提出了不少認識和觀點，可以說是香港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走向自覺的標誌。之後有黃俊東1971至1974年在《中國學生周報》「三十年代風」專欄陸續發表關於李廣田、錢鍾書、何其芳、劉大傑、聞一多等人生平及創作的論文。深度研究階段。對中國現代作家展開持續全面深入研究的是《明報》月刊，1966年創刊之後不久即陸續發表聞堂的《記孫伏園》《老舍在新加坡》，老舍留英時的同學寧恩承的《老舍在英國》，以及趙令揚《談許地山——逝世三十周年》、鮑耀明《五封知堂老人的晚年手札》、方舟《我所認識的錢鍾書》、盧瑋鑾《一九四零年蕭紅在香港》，還有1980年之後發表的亢秦的《曹禺一行在倫敦》等。其他報刊亦有重要論文，如1980年6月翟志成在《新亞學報》發表《胡風及胡風集團重要成員歷略》，全文約10萬字，提供了不少重要史實和認識。
2.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是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內容，眾多研究者對中國現代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展開研究，特別是1964年之後這一研究進一步走向自覺，內容非常豐富。
小說研究。除魯迅之外，中國現代小說到1956年前後才開始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
①中國小說現代化及流派問題研究。1956年8月3日至11月9日慕容羽軍在《中國學生周報》連續發表《現代小說的定義和起源》《中國小說的發展歷程》《從「鴛鴦蝴蝶」到「都市傳奇」》《關於歷史小說》等論文，從中西小說發展史的角度論述中國小說現代化的原因及鴛鴦蝴蝶、都市傳奇、歷史、科學預言等小說流派問題。與中國現代文學受西方影響而發生發展的認識有所不同，他認為中國小說的現代化源於自身，「中國小說走上現代化的途程，它的活力是遲緩的，但已先於西歐小說的東來」，清末《官場現形記》等小說「都有了現代小說的趨向」，肯定中國小說藝術自身的現代化能力。
②中國現代小說作品研究。1961年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之後，對香港中國現代小說研究產生了直接影響。1964年7月24日《中國學生周報》刊載《五四抗戰佳作一覽(小說之部)》，列舉40位現代作家72部長中短篇小說，其中特別推薦端木蕻良、穆時英、施蟄存、無名氏的小說，對香港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具有直接推動作用。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1979年，中國現代小說成為重要研究對象並取得了重要成就。如《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大公報》、《大拇指》、《八方》文藝叢刊、《文美月刊》，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創辦的《華風》等期刊報紙發表了大量論文及文章，對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錢鍾書、張天翼、李劼人、穆時英、蕭紅、蕭軍、端木蕻良、張愛玲等作家的作品展開研究。其中以《明報》月刊發表的長篇學術論文最為重要，如胡金銓自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連載《老舍和他的作品》，林以亮的《私語張愛玲》，董橋的《從〈老張的哲學〉看老舍的文字》，施本華的《論端木蕻良的小說》(上、中、下)，劉以鬯的《〈四世同堂〉最早發表在什麼地方》以及對夏志清《端木蕻良作品補遺》一文回復的《補〈端木蕻良作品補遺〉》，司馬長風的《卅年代的中長篇小說》(上、中、下)等。其他如《文美月刊》發表的川停的《吳蓀甫的王國》、陸晶的《包氏父子的悲劇》等是對《子夜》及《包氏父子》等經典作品的藝術分析。此外，1961年餘思牧的《巴金傑作論析》《冰心傑作論析》，劉以鬯的《端木蕻良論》等是香港中國現代小說研究較為重要的專著。
③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研究。在對具體作品展開研究的同時，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們對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進程展開了歷史系統的研究和論述：一是1968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十巨冊《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其中第二、三、四集常君實、黃河、尚今的長篇導言，對1927至1937年之間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進程及狀態作了富有歷史感及思想深度的論述；二是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及《中國小說史》最後三章、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以及易君左、趙聰等人的新文學史著作對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的論述。
詩歌研究。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詩歌研究有這樣幾個重要特點：一是《中國學生周報》等報刊發表了相當數量的論文及文章，尤其是1972年《詩風》等雜誌創刊後發表了不少具有相當深度的長篇論文，此外還有慕容羽軍的《論詩》、李輝英的《新詩的作法》等與新詩研究相關的專著；二是香港中國現代詩歌研究幾乎涵蓋了從初期白話詩直到九葉詩人等所有重要詩人群及詩作；三是對象徵派及現代派詩人詩作特別關注；四是李金髮、何其芳、郭沫若逝世後，《詩風》雜誌均出版了紀念專輯。
三十年間的香港中國現代詩歌研究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
①對新詩歷史性成就和局限的認識。1949年之後的香港研究者首先肯定新詩的歷史性成就，認為新詩經過發展「已漸漸擺脫了舊詩詞的形骸而有了新的面目；它也極力避免西洋化而漸漸切合著我們自己語言的特性」，同時指出「只有三十多年歷史的新詩……現在正是在成長時期之中，還談不到成熟」，這應該說是對新詩歷史性成就及局限合乎歷史自身的認識和判斷。類似的認識還有李冷的《新詩的形式和音韻》、李英豪的《從五四到現在》等。
②重要詩人群及詩作研究。1952年《中國學生周報》創刊之後不久即對新詩尤其是初期白話詩展開研究，如公遂的《中國文學小識》(上、下)、李東陽的《〈嘗試集〉書話》、李英豪的《從「五四」到現在》等，認為初期白話詩「總脫離不了舊詩詞的氣味……胡適同時的許多作家，作風也大致相同」，李英豪則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基本否定了康白情、俞平白、沈尹默等人初期白話詩的價值。
1964年7月24日《中國學生周報》發表《五四·抗戰佳作一覽(詩之部)》，列舉汪靜之、李金髮、蔣光慈等「五四」直到20世紀40年代57位詩人的84篇作品，直接推動香港中國現代詩歌研究。其後《中國學生周報》《詩風》《八方文藝叢刊》等雜誌對現代幾乎所有重要詩人群及詩作展開研究，如雪鴻《論郭沫若詩集〈女神〉》的郭沫若詩歌研究，雪鴻《浪漫以外的志摩詩》《新月派後期的詩人》，以及何達《聞一多·新詩社·西南聯大》的新月派詩歌研究，譚福基《中國象徵派詩人李金髮》的象徵派詩歌研究。「漢園三詩人」中的何其芳、卞之琳受到較多的關注，如蕭艾《憂鬱迷離的何其芳》、顧秀剛《評何其芳〈預言〉一詩》等。相較而言，對卞之琳更加重視，《詩風》《八方文藝叢刊》等發表了不少論文及文章，如停雲《關於卞之琳的白螺殼》、張曼儀的長篇論文《當一個年輕人在荒街上沉思——論卞之琳早期新詩(1930–1937)》等。九葉詩人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視，如梁秉鈞的長文《失去了春花與秋燕的——談辛笛早期詩作》、鍾玲《靈敏的感觸——評鄭敏的詩》等。其他如戴望舒、艾青、馮至、臧克家等同樣受到重視。
這些論文都從不同角度或層面提出了不少具有批判性的認識和觀點，如顧秀剛認為「《十四行集》中，馮至借用了西方的義大利式十四行詩體……但韻腳卻和一般義大利體不相同，且喜用誇句，故十四行詩體聲調上的優點……就缺乏了……十四行詩體每行有十音節，這一點馮至也沒有遵守……每首詩中的句子長短差不多……顯得平淡，且用字簡樸……不能給讀者強烈的感受」，這不僅是對馮至，也是對新詩藝術的不足或缺陷的認識，同時還可以看出作者對西方詩歌形式結構的熟悉，而這對於今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而言可以說是相當困難。
③新詩發展史研究。《中國學生周報》創刊不久即有研究者對中國現代詩歌發展的階段性及內在規律展開研究，如慕容羽軍認為漢以前是中國詩歌第一時期，漢至民初是第二時期，文學革命以後是第三時期，其藝術「仍然在黑暗中摸索」。《詩風》創刊後，對中國新詩發展史的認識更加關注，如余光中《中國的現代詩，從何處來，向何處去？》、楊牧《現代的中國詩》從中西藝術交流的角度討論中國新詩發展進程及狀態，馮之寧《從徐志摩到聞一多》、羈魂《烽火裡的呼喚——抗戰詩初探》等則是對新詩發展進程中重要現象的研究。此外，1968年《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第八集南海的長篇序言對第二個十年中國新詩發展進程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論述；1970年之後李輝英、司馬長風及易君左、趙聰等人在其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對中國現代詩歌發展史的論述。
散文研究。散文可以說是1949至1979年之間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關注最少的一個門類，如《中國學生周報》1958年才有與現代散文相關的論文出現，初步統計，到1974年終刊，包括童話、報告文學研究在內只有約30篇論文及文章。《明報》月刊自創刊至1979年僅有1977年10月麥炳坤發表的《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分析》一文。1970年創刊的《文藝與美術》《大拇指》《開卷月刊》等發表的現代散文研究論文同樣很少。目前尚未見到1949至1979年之間香港關於中國現代散文研究的專著。
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散文研究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對中國現代散文發展進程的研究和認識。如慕容羽軍《散文的沿革》簡要論述中國散文的演變歷程，認為「踏上新文學的途程，散文的成就，格調上是要比小說、詩歌為高」，肯定「五四」之後散文的成就，並以魯迅與周作人為例，論述「五四」以後散文的不同流派及其成因。陳寧實認為「『五四』以來的雜文和散文，第一功臣首推周作人」，特別肯定周作人的貢獻，並對中國現代散文發展歷程以及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錢鍾書等作家散文的個性，作了簡明深刻的論述。二是經典作品研究與欣賞。現代散文作家眾多，其中魯迅、周作人、豐子愷、梁遇春、朱自清、何其芳、許地山、辛笛、錢鍾書等人的散文受到重視。三是中國現代散文發展史研究。這主要是《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第五、六、七集君實、嵩山、豫夫的長篇導言對1927至1937年間散文的論述，李輝英、司馬長風、易君左、趙聰等人在其文學史著作中對中國現代散文發展史的全面論述。
戲劇研究。中國現代戲劇是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1949年之後中國現代戲劇在香港以電影改編或舞臺表演方式持續傳播，影響非常廣泛。其中姚克、胡春冰、枊存仁等人既是劇作家、戲劇及電影導演和編劇，同時又是重要的研究者，移居香港後直接參與中國現代戲劇在香港的研究和傳播。李輝英曾親自參與抗戰街頭劇的演出和前線慰問，歷史記憶深刻。丁淼等人則對戲劇藝術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特別關注並予以深入的研究。因為他們的參與，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戲劇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主要表現在：
①戲劇藝術及理論研究。1949年之後的香港對戲劇藝術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認識，強調戲劇藝術的綜合性，「戲劇是綜合的藝術……身體的藝術……人生的藝術」，強調劇本的思想意義，「一個好的劇本……必須能夠深刻地反映人生、刻劃人性」，強調劇本的地位，「一個話劇或電影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劇本了」。香港戲劇理論研究最重要的當是姚克，1957年出版《怎樣演出戲劇》一書，對劇團組織、劇場、劇本、導演，及工作人員、演出的程序等問題作了全面論述,可以說是一部「戲劇藝術管理學」。全書約15萬字，由姚克口述、妻子雨文(吳雯)記錄而成，顯示了姚克深厚的理論修養和卓越才能。20世紀60年代姚克先後撰寫《關於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及其他》《論法國現代劇》《從誰怕薇琴尼亞·吳爾芙談到目前中國的影劇》等論文，介紹西方戲劇理論的同時，提出自己的戲劇藝術主張，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理論和思想意義。
②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949年之後中國現代戲劇重要作家作品可以說在香港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和研究，其中最早受到廣泛關注和研究的當是姚克及其《清宮怨》。1948年姚克移居香港後即改編《清宮怨》為電影《清宮秘史》並大獲成功，同時自1955年5月5日香港第一屆藝術節開始，《清宮怨》在香港及香港的大學校園持續演出，受到廣泛關注。對《清宮怨》的研究則偏重舞臺藝術，如張清的《有感於〈清宮怨〉的上演》，柳存仁的《聽說香港勵志會演〈清宮怨〉》《花團錦簇的演出》等。1967年對電影《清宮秘史》的大規模政治批判，《清宮怨》再次受到廣泛的關注和研究。
中國現代戲劇在香港演出最多也最受爭議的當是《雷雨》，爭議的焦點在於它是一部原創還是摹仿之作。1954年姚克說，早在20世紀30年代，當他英譯《雷雨》時，即有人對其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予以否定，認為「『這個戲不過是把易卜生的《群鬼》改成庸俗的傳奇劇(melodrama)』,再安上了一個希臘命運悲劇的主題，和幾個從西洋裡借來的人物」，姚克對此曾予以反駁。1973年敬海林發表《我看〈雷雨〉的劇本》一文，再次否定《雷雨》的藝術價值，認為「《雷雨》實實在在是易卜生《群鬼》的部分翻版和變形」，並對《雷雨》與《群鬼》思想內容及藝術的相似之處作了深入的比較分析。對《雷雨》藝術價值的否定，實質是關於中國現代戲劇如何從西方影響中獨立出來並走上自我發展之路的問題。
1954年丁淼出版《中共統戰戲劇》一書，對中國現代戲劇重要作品如《雷雨》《日出》等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問題展開研究，是1949年之後香港戲劇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至今仍然引人注目的成果。1964年7月24日《中國學生周報》發表《五四·抗戰戲劇一覽》，列舉1917至1949年之間中國現代重要劇作家及劇本，進一步推動中國現代戲劇在香港的研究。
③重要戲劇現象研究。1955年公遂發表《中國文學小識·戲劇》一文，對文明戲興起與衰落的現象作了簡明的論述，「話劇最初叫文明戲，一切都很幼稚，甚至不太注重劇詞，只求故事扮演的認真；相反，注重劇詞的，又往往如登臺講演，反使劇情呆滯」。《清宮怨》的電影改編及頻繁的舞臺演出在香港引起的「珍妃熱」，同樣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這實質是中國現代戲劇在新的時代與生活境域中引起的生活與精神現象。1971年李輝英發表《三十年代反日題材的獨幕劇》一文，其中論述了「九·一八」之後「反日」題材戲劇對待日本及日本人態度的演變及其原因。他說，1935年「新生事件」宣判之前，文學作品可以直言反日，此後「全國報刊雜誌上凡屬反日作品中，只要寫到了日本人，便都以××人代替了……不如此隱筆，雜誌便有因犯侮辱友邦罪名而被判停刊罰款的處分」，這一重要歷史問題和現象值得重新審視和研究。1972年《中國學生周報》分六期連載平明譯寫的《炮火連天，戲劇的黃金歲月——抗戰及內戰時期(1937–1947)的戲劇及其作者》一文，全面論述抗戰期間的重要劇作家、作品及戲劇現象。李輝英在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回顧了自己與白楊等人親自參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頭劇演出以及到前線慰問的情形，很有歷史意義和現場感。
④中國現代戲劇發展史研究。對中國現代戲劇發展進程予以全面、歷史系統的研究和認識是1949年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戲劇研究的重要內容，1958年樵嵐發表《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一文，清晰勾畫中國現代戲劇的發展進程，「話劇萌芽於五四時期……1928年1929年，中國戲劇運動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盛況……抗日戰爭起後，戲劇由於最易為一般民眾所接受，它得到了更大的繁榮的滋長」，是極簡略的中國現代話劇發展史。1966年姚克在中文大學發表《現代中國戲劇》演講，對中國現代戲劇的發展進程作了清晰的論述。其他還有1968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戲劇集》石橋的長篇導言對第二個十年戲劇發展進程的論述，李輝英1970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2年發表的長篇論文《中國的現代戲劇》，以及1975年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和易君左、趙聰等人在他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中對中國現代戲劇發展進程的論述。
(三)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作品的大規模收集和整理。1949年之後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在十分有限的條件下，多次展開大規模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及作品的收集和整理，其中重要的：一是1962年在李輝英的主導下《中國新文學大系》在香港重印並於1972年再版，在海外產生廣泛影響；二是在李輝英等人主導下1962年著手，後由他人完成並於1968年出版的十巨冊《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即新文學第二個十年的史料及作品選。李輝英獨立編選的第二個十年史料作品以四卷本「三十年代文學叢刊」的形式出版；三是1967年姚克為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購得中國現代戲劇作品共1248冊；四是1971年8月20日黃俊東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起的「三四十年代文學寶庫的發掘工作」，徵集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及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之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史料匱乏的情況下之所以著作迭出，與1949年前後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豐富的私人藏書密切相關。如姚克1967年為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圖書館購買的戲劇圖書中「頗有與我自己的藏書重複的」。曹聚仁1949年之前藏有包括「魯迅、茅盾、徐懋庸，和周作人等寶貴的書信」在內的大量史料，1950年之後自己攜帶或由夫人陸續寄往香港，「這些就是現在書架上那批又黑又粗的土紙印的書籍」。胡金銓的私人藏書過萬卷，許定銘曾著意收藏「早告絕版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品」等等。
1950年5月29日，香港《文匯報》發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藝術局徵求文藝資料》啟事，徵求「五四」以來特別是抗戰時期的文藝期刊、史料、書目索引等。這是1949年之後大陸地區自覺的文化行為，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作品的收集整理當有所影響。
(四)中國現代文學史著的撰寫。1949年至1979年之間，李輝英撰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司馬長風撰寫的三卷本《中國新文學史》，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標誌性成果，產生了廣泛的時代及世界性影響，改革開放後進入大陸地區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大陸地區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的了解大約也僅限於此。
事實是，1949年至1979年之間香港所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之類的著作還有不少,主要包括：
1.1957年林莽(李輝英)撰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廿年》，是香港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斷代史，1967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重建後成為香港第一部大學教材。
2.1959年2月之前易君左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其最大之特點，則為中華民國文學一章，作者就其親身經歷，評述三十年來文壇成就」，這或許是香港第一次簡要完整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同時，也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第一次明確提出「中華民國文學」這一重要概念。
3.1959年9月之前趙聰撰寫的《中國文學史綱》，最後一章為中國現代文學。
4.1959年之前餘思牧所著《中國文學史話》以及柳存仁所著《中國文學史》，從當時的讀者反應來看，均有關於中國現代文學論述的內容。
5.1963年王序(即趙聰)著《中國文學史話》，最後兩章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及「新文學的作家與作品」。
此外，1949年至1979年之間，香港中國現代文學還有專門史研究，如1970年李輝英著《中國小說史》，其中最後三章是中國現代小說簡史；又如1953年「8月4日–28日，中英學會與青年會合辦『暑期戲劇講座』，姚克等主講《中國現代戲劇》」，這當是香港最早的中國現代戲劇史，但現今未見其出版物；再如1972年李輝英撰寫長篇學術論文《中國的現代戲劇》，這或許是第一部中國現代戲劇簡史。
中國現代文學史著的撰寫，表明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僅僅是針對單個作家作品，還包括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進程歷史系統的認識，其歷史意識與歷史的思維方式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五)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深受外來影響，1949年之後不久香港即開始關注並對這一問題展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較早關注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這一問題的是《星島日報》，1951年開始相繼發表馬御風《魯迅與德國》、林榕《果戈裡與中國文壇》、文牧《吳祖光和德桑蒂》等論文，論述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的關係。1952年《中國學生周報》創刊不久，陸續發表歷子《彼多菲和魯迅》、劉義《泰戈爾與中國》、本漢《岡島冠山與中國白話文學》等。這些論文篇幅不長，卻提出了不少重要認識和觀點，如魯迅與尼採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指出「《彷徨》……《野草》……頗受尼採的影響」，同時指出「魯迅……不敢以為自己完全了解尼採。因此即使在文章裡提及尼採，也不敢謬下斷語」，這與20世紀80年代之後大陸地區對魯迅與尼採之間關係的認識大不相同。
提到果戈裡，首先想到的是他對魯迅的影響，但果戈裡的作品，特別是《欽差大臣》，對抗戰後期的新文學影響巨大，「1941年以後，上海、重慶、桂林、成都等大城市，又相繼演出各種本子的該劇，緊密配合著那個憤怒和戰鬥的時代所應有的反抗壓迫的意義」，史東生的電影、陳白塵的戲劇等都深受其影響。
明確自覺地從比較文學角度出發，對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之間的關係展開深度研究的當是劉紹銘。1967年之後，他在《明報》月刊連續翻譯自己在境外發表的論文《從比較文學的觀點去看曹禺的〈日出〉》《〈雷雨〉所受的西方文學的影響》《廢人行：論曹禺的〈北京人〉他柴霍甫的〈依凡諾夫〉》等，論述曹禺與西方文學之間的關係，是曹禺研究，同時也是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的重要論文。相對於劉紹銘對曹禺戲劇藝術的認同而言，1973年敬海林發表的《我看〈雷雨〉的劇本》一文，在比較《雷雨》與《群鬼》思想內容及藝術的相似之處之後否定了《雷雨》的藝術價值。1971年鍾復梨發表《中文之美與盲目西化之害——從胡適學龐德說起》一文，認為胡適與龐德正好走了一條相反的路，「龐德反美國舊詩——以中國舊詩興美國新詩——創意象派——胡適學龐德意象派——反中國舊詩興中國新詩——創作《嘗試集》」，較早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對「五四」新文學所受西方影響的得失展開反思。
(六)境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輸入。1949年之後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與境外交流和互動的過程中，產生了持續的輸出性影響，進入20世紀60年代之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開始自覺接受境外研究的輸入性影響。從研究主體來看，境外研究成果的輸入大致可分為兩類：
1.境外華人研究成果的輸入。境外華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的輸入，最有影響的當是夏志清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雖然該書的中譯本一直拖到1979年才正式上市，但當時即已進入劉紹銘等人的視野，「那年我剛到美國念研究院。先師夏濟安教授送了我一本。我通宵閱讀」。同時，香港與英語世界同步接受其影響，如夏志清說，居港的「程靖宇收到我信後，曾上一封信，希望我書再版時，把他的親戚陳衡哲女士捧一捧，並立專章討論張資平」。該書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直接持續的影響，如劉紹銘的張愛玲研究、劉以鬯的端木蕻良研究等。
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明報》月刊等期刊持續發表境外華人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如1968年張愛玲的《憶胡適先生》一文，回憶她與胡適的交往及所受影響。1969年至1975年之間，《明報》月刊連續發表夏志清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五四文學與臺灣當代文學——夏志清先生訪問記》《文學革命》《端木蕻良作品補遺》等長篇論文。1971年之後，《明報》月刊相繼發表墨西哥大學華人學者馬森的《論老舍的小說》、許芥昱的《與沈從文會見記》、喬志高的《老舍在美國》等。這些論文及文章不僅提出了重要認識和觀點，更有豐富的歷史信息，如許芥昱1972年對沈從文的訪問。
2.外國學者研究成果的輸入。外國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輸入是香港境外研究輸入的另一重要內容，影響也更為重要。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
魯迅研究。外國學者的魯迅研究輸入較早，1957年10月香港《文匯報》發表劉芃如節譯美國Charles Hunboldt《論魯迅的藝術》一書中《魯迅的〈祝福〉》，這是香港較早輸入的外國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20世紀70年代之後外國學者的魯迅研究輸入漸多，其中又以日本學者居多。1975年至1979年沈西城連續翻譯並在《明報》月刊發表竹內實的《中國的一九三零年代與魯迅》(1–3)、丸升山的《從一篇未發表過的魯迅書簡看魯迅與山上正義》、增田涉的《回憶魯迅》等。此外還有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比利時人李克曼(P. Ryekmans)的《一說便俗》，「本文顯示了他說真話的道德力量，以及要求中國進步的用心」，捷克別爾查·克列布索娃的《論〈鑄劍〉的寓意》等。
鬱達夫、老舍、蕭紅等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1970年11月、12月《明報》月刊連載華盛頓大學博士候選人梅其瑞(Gary G. Melyan)寫於東京的《鬱達夫遇害之謎》(上、下)一文，論述鬱達夫在日本的重要經歷及社會關係。老舍是外國學者研究的重要對象，1971年武田泰淳的《描寫不盡的中國樣貌——老舍和武田泰淳的對談》，是老舍與日本學者的直接對話，很有歷史價值。
此外，還有1974年法國Paul Bady的《小說與現實中的死亡——論老舍的自殺》，1975年愛魯地·富特林哥的《我所認識的老舍》，以及武田泰淳的《老舍作品裡的事實與幽默》等。蕭紅、蕭軍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國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經鄭繼宗翻譯並在《明報》月刊發表的有《蕭紅及蕭紅研究資料》《二「蕭」散記——又論蕭軍，再談蕭紅》《獷健和柔弱——又論蕭軍，再談蕭紅》《老斧頭——又論蕭軍，再談蕭紅》等。由於文化及研究視角的差異，無論是境外華人還是外國學者的研究，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多元化特別是研究主體的視野、思維方式及精神空間的拓展都有重要作用和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境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輸入似乎避開了當時共產主義世界如蘇聯、東歐等國家或地區；同時，大陸地區境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輸入，於改革開放之後才得以開始，相對於香港地區晚了整整三十年之久；再就是，大陸地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對外國學者研究的接受普遍存在語言障礙，大多依賴翻譯而非直接閱讀。
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除以上六大內容外，以下內容同樣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1.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如徐訐在《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三邊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課題》(等論著中的論述等。2.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問題研究。如張草分的《功不可沒的媒婆——談「五四」以來的翻譯》對五四以來重要翻譯家及翻譯作品作了全面的論述，1966、1967年《新亞學報》連載曾錦漳所著長達10萬多字的《林譯小說研究》，是林譯也是中國現代翻譯研究的重要成果。3.中國現代文學活動回憶。曹聚仁、姚克、李輝英等對他們親歷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人物和現象展開了多方面回憶，具有特殊歷史價值。4.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社團研究。曹聚仁、趙聰、司馬長風、黃俊東等對現代文學期刊及社團有不少回憶和研究，其中曹聚仁的回憶和論述對研究五四文學革命的時代影響具有特殊意義。5.作家傳記和年譜的撰寫。除廣為人知的曹聚仁著《魯迅評傳》外，李輝英、趙聰、黃俊東、李立明等都有中國現代作家評傳類著作，其中李輝英的穆木天、沈從文、鄭振鐸、馮沅君、臧克家等作家傳記既有史實，又生動有趣，對認識日常生活中的作家有特殊意義。中國現代作家年譜目前僅見兩種，一是曹聚仁著《魯迅年譜》，二是1974年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學生完成的《茅盾年表(1896–1933)》。6.中國現代作家訪談。《明報》月刊、《開卷月刊》、《詩風》、《八方》文藝叢刊等期刊自1972年底開始陸續刊載香港大學生劉逍逍、美籍華人學者許芥昱、香港媒體記者林煕、蕭桐、古蒼梧等1949至1979年之間對中國現代作家的訪談，是口述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和中國現代文學活動史、發展史，包含著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反思和認識，內容相當複雜豐富，具有特殊歷史和認識價值。
五、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與世界的互動及影響
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臺灣、東南亞、日本、北美、歐洲等地持續互動，產生了廣泛的世界性影響，主要表現在：
1.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論著在境外廣泛傳播。由於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星島日報》等期刊報紙及圖書在中國臺灣、東南亞、日本、北美、歐洲等地廣泛發行,如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63年創刊的《聯合學報》「自第二期起，遍寄歐美亞各地高等學府及國立圖書館……共計203單位」，覆蓋當時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論著在中國臺灣、東南亞、日本、歐洲、北美等地直接出版或刊載，如李輝英的《中國新文學廿年》《新詩的作法》《小說作法十講》等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相關的著作先後在新加坡的《南洋商報》《南方晚報》等副刊連載；姚克、丁淼以及後來的劉紹銘、李歐梵、黃維梁等人更是直接在歐洲、北美等地英文期刊發表論文，1949年之後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因此在境外傳播，產生了廣泛的世界性影響。
2.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主體與境外的持續交流和互動。1949年前後移居香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知識分子，如姚克、曹聚仁、徐訐、李輝英、司馬長風等人，原本就與境外存在聯繫，進入香港後又遊歷臺灣地區、東南亞、印度、日本、韓國、北美、歐洲等地，進一步強化了他們與境外的聯繫。其中特別是姚克、宋淇、張愛玲與夏志清、夏濟安、陳世驤、水晶、莊信正等人之間的持久密切交往，對北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作用和影響，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撰寫與這一交往密切相關。這一交往可以說是置身海外的華人對故家、故園、故國依戀與思念情感的重要表現，值得深入研究和認識。1968年姚克、梁實秋、夏志清、宋淇、余光中、於梨華、夏菁、李輝英、葉維廉、胡菊人、王敬義、林海音等12人同時受聘臺灣版《純文學》月刊特約撰稿人，成員跨越臺、港、新加坡、北美等地區。後起的香港本土及外來研究主體，如劉紹銘、李歐梵、黃維梁、古蒼梧、胡菊人、黃俊東等，因在境外求學，與海外聯繫和互動更加密切。所有這些都對香港及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直接深遠的時代及歷史影響。
3.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在海外受到及時關注。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世界交流互動的最直接表現是其研究成果受到海外研究者的及時關注，主要表現在：一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論著成為境外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如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所列參考文獻就有丁淼的《中共統戰戲劇》，曹聚仁的《文壇五十年》、《魯迅評傳》等專著11部，此外還有期刊及論文。二是境外學者通過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關注到大陸地區新的問題和現象。如1954年夏志清通過宋淇《〈倪煥之〉：誰換之？》一文，敏銳注意到1954年前後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被要求修改這一重要問題。三是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受到境外學者及時關注和評價。如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上卷和中卷於1975、1976年相繼出版後，夏志清1977年8月即發表《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予以評論。1978年丁望的《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一書出版時，夏志清撰寫序言，李歐梵撰寫《〈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讀後》的評論，兩文均在《明報》月刊發表，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海外傳播具有重要作用和影響。
總之，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僅具有複雜豐富的內容，而且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和歷史文化價值：首先，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構成部分，只有對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予以全面、系統、深入的歷史性研究和認識，才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完整認識；其次，1949年之後由於意識形態的深度介入，大陸地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開始就偏離了歷史及學術自身，文革後全面中止，臺灣則長期戒嚴，直到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之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仍然是禁區，「七八十年代的臺灣，對三十年代文學，一直採取『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態度」，因此，1949年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取代大陸及臺灣，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向海外傳播，以及海外認識和理解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的重要中介和橋梁，對海外形成了重要的時代及歷史性影響；第三，由於具有相對自由的生活及思想環境並與世界密切交流互動，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在特殊時代發出的「另一種聲音」，其所具有的自由、多元及批判性認識，對我們今天認識和理解中國現代文學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仍然能夠給我們的思維方式以多方面的啟迪，從中可以看到大陸與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間存在的重要甚至根本差異；第四，1949至1979年之間的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已成為香港乃至中國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深入研究和認識這一沉睡已久的歷史文化遺產，有助於從一個重要側面或視角認識和理解香港文化的歷史構成及形態，從而認識香港的今天及未來。
編 輯 / 李 梅
原標題：《李城希 | 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三十年：1949—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