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詩壇上，李商隱與杜牧並稱「小李杜」，二人曾經先後來到長安城外的「樂遊原」，並寫兩首重名的七絕詩。
其中李商隱的《登樂遊原》被選入中學基礎教育課本，一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更是天下聞名。而杜牧的《登樂遊原》，大部分人卻沒有見過。
杜牧師法杜甫，喜歡以賦代詩，用語淺明。同樣是借景抒情，他和李商隱在詩中表達的感情卻截然相反，下面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小李杜」這兩首同名詩。
一、杜牧《登樂遊原》
《登樂遊原》——唐·杜牧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詩歌意譯：
無垠的長空之下，一隻孤雁正迎著太陽的方向飛翔，並漸漸消失在了遠方。萬古風流也以同樣的方式，湮沒於歷史的長河。
當年漢家天下是多麼風光，可是如今我們還能看到些什麼呢？只餘下五陵原上一排排的樹木，在瑟瑟秋風中搖晃。
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杜牧主動向朝廷請求外放去湖州當刺史，這一首詩應當是地他離開長安時所作。當時杜牧已經四十有七，離他辭世只剩下兩年的時光。
這個時期的他在仕途中談不上有太大的不順，只不過他對於政治上的熱情已經逐漸減退，開始心灰意懶了。因為他認為無論自己怎麼努力，都無法改變一些事情。
那一天，他登上長安城南的樂遊原，看到一隻大雁在長空中飛翔。它漸飛漸遠，慢慢變成了一個黑點，直至完全消失。
於是心中生起了感嘆：人世中的千裡江山，萬古風流，在時間的長河裡是多麼的渺小啊。不信你看看眼前的樂遊原，那裡曾經聳立著一座座巍峨的漢家園林，可是現在你們還能看到什麼呢？
一代人、十代人、百代人的努力；幾十年、幾百年、上千年的積累，終究是敵不過時間的消磨。五陵原上的樹木早已經看穿了這一切，於是無不在瑟瑟的秋風中搖頭晃腦，發出嘆息。
晚唐朝廷中持續幾十年的「牛李黨爭」，還在激烈地上演。杜牧少年成名時，曾得到牛黨領袖牛僧孺的賞識與資助，後來李黨得勢，他在朝中就受到了排擠，一直不能得到重用。
到了人生暮年，杜牧把很多事都看淡了，於是主動要求外放為官。在離開長安的前夕，杜牧作《將赴吳興登樂原一絕》，提到他在朝中倍受清落，於是「欲把一麾江海去」。
可是他在離開長安時，依然「樂遊原上望昭陵」，希望唐朝能再出一個像太宗李世民一樣的賢君。不過在本文提到的《登樂遊原》中，他的想法卻和前面那首詩是矛盾的。
《登樂遊原》表現出的，是一種完全悲觀的情緒。而在這首詩中，他竟然連再出明君的願望也沒有了。既然一切皇圖霸業，最終都難免黯淡收場，那麼我們現在又何必過分操心呢？
大概這時候的杜牧，身體已經出現了衰老的跡象。他到湖州任刺史一年之後又被調回了長安，升了官。可是到了公元852年的冬天，他忽然病重不治，離開了人世。
二、李、杜《登樂遊原》的區別
《登樂遊原》——唐·李商隱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李商隱這一首詩曾經被解讀過無數次，這裡我就不細說了。只是談一下他與杜牧的《登樂遊原》有什麼明顯的區別。同是借景抒情的作品，李商隱這首詩因最末的一句「只是近黃昏」的不同解釋，顯得更加「隱晦」。
李商隱創作這首詩的時間大概是在他三十剛出頭的時候，當時他父親與恩人相繼去世，他因為丁憂回鄉。心情不好，就駕車到樂遊原遊玩，最後即興賦了一首詩。
剛過而立之年的李商隱，未能預料到自己將一輩子沉淪下僚，他對前面是充滿期望的。儘管他清晰地意識到：大唐的政治已經陷入了一片泥沼當中。
看到漢家園林的遺址，就聯想到唐王朝的風雨飄搖。可是李商隱並不悲觀，他用夕陽的美景來勸勉自己：它之所以這麼美，正是因為它處在黃昏之中。
唐太宗李世民曾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正是在國家危亡的時刻，才有年輕人大展拳腳的機會。再加上當時他政治上的靠山李德裕還在，因此李商隱這首詩中所表達的情懷，和杜牧是完全相反的，李商隱是樂觀向上的。
另外，杜牧的詩雖然表達的是一種絕望悲觀的情緒。但是詩的格局比較大，尤其是第一聯，是站在無休無止的時間長河中，以歷史的高度來俯瞰紅塵，得出人生渺小的結論也是必然的。
李商隱雖然提到了「夕陽」，不過總體上來說還是站在平視的角度，觀察身邊的事物。因為三十出頭的他，當時並沒有經歷過四十七歲的杜牧經歷過的那些事。
李商隱和杜牧並稱「小李杜」，杜牧的風格雖然有點像杜甫，但李商隱卻並不太像「李白」。事實上李商隱的詩風略有一點像李賀。大部分都寫得神秘而隱晦，還隱約帶著一絲憂傷的情緒。
李商隱這首《登樂遊原》，從「不適」寫起，最後的結局卻顯得比較輕快。杜牧的《登樂遊原》顯然不如李商隱的詩意朦朧，它表現的主題有一些陳舊，不過開篇畫面感極強，依然能令人生出共鳴。
結語
公元845年前後，三十二歲的李商隱退居太原，將親人安葬後，時常往來於京師之間。某一日，他偶然在樂遊原上散心時寫下了一首詩，抒發心中的感情。
五年之後，四十七歲的杜牧也來到了同一個地方，寫下了一首同題詩。兩個人表達的感情不同，但是得到的結果卻是相似的。
杜牧曾被視為「牛黨」中人，李商隱則被看成「李黨」中人。李商隱自樂遊原來到京城後，只是短暫地在秘書省當了幾個月官，就因為李德裕倒臺，迅速被逐出權力中心，從此一輩子當別人的幕僚。杜牧雖然留在京中，卻被人閒置。空有一腔愛國抱負，無處施展。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後來又有無數的文人騷客登上樂遊原，寫下了他們對人生的期盼。但無論是怎樣的奇才，當時的他們，對於自己人生後來的結局，同樣是無法預料的。
如此看來，還是杜牧說得正確。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個人也好，王朝也罷，最終都會在歷史進程之中雲散煙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