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水小牘
一、秦朝-刀筆吏治天下
春秋戰國之際，王綱解鈕，私學大興，學術下移，形成獨立的學士群體，以及百家爭鳴的燦爛文化。同時，各諸侯國通過變法運動，逐漸確立任法選賢的官僚組織，造就了大批訓練有素、專事行政管理與社會管理的文吏。
學士與文吏的崛起，成為戰國秦漢的主要政治景觀。
在先秦各家學說中，法家獨樹一幟，他們從實用的功利主義出發，設計出了一套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專制集權的官僚體制方案。《商君書》等法家著作中，對如何立法制律、分管設職、選官考課、理財積穀、徠民墾荒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論述。相比之下，儒家在這方面就相形見絀了。
法家主張分工明確，因才授職，嚴明賞罰，一斷於法。任何人不得逾越於法律之外，若逾之，則嚴懲不貸。最高原則就是法，官僚體制下的大小官吏，一切以法令為準則，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官吏的獨立人格無法保持，逐漸成為執行法令和君主意志的工具。這就是法家為吏之道的實質內容，也是文吏政治的基本精神。
法家這種關於「為吏之道」的理論及其構建的文吏政治體系，既適合當時各國富國強兵、鞏固政權的需要，又具有管理日益複雜的社會事務的效能。
秦始皇一統六合之後，繼續推行法治與耕戰的治國方針，在政治上純用文吏，正如侯生、盧生所言：「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
秦統一後的第八年，在丞相李斯的倡導與主持下，實行焚書政策。次年，又坑殺儒生方士 460 餘人。與之相適應的政策，即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它們構建起一套政府控制下的官員培養與教育體系。
在秦朝統治下，學術研究被認為無助於富國強兵，因此應該禁止；不耕不戰的學士，乾脆被比喻成社會的蠹蟲，遭到來自國家政權的沉重打擊。而那些擁有專業技能的文吏，才是法家相中的治國人選。至此，文吏政治獲得全面勝利。
從秦始皇東巡刻石記功的內容來看，他並未一味宣揚自己平定六國、一統天下的赫赫武功，而是反覆強調自己「作制明法」的功勞，認為自己為天下作法的功勞並不亞於統一天下之武功。事實上，他對自己「建定法度」與「初平法式」的功績並非鼓吹，而是發自內心的一種自我滿足與自我欣賞，所以要求後世「永承重戒」、「後嗣循業」。而且，他本人確信，只要他的承繼者按他制定的法度行事，便能「化及無窮」、「長承聖治」。
在這種思想與信念支配下，秦始皇在刻石中同時提出了對官僚隊伍的具體要求，即「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要求官吏們依自己所定之法度行事，大小官吏只要把這些法度貫徹執行好了，社會治理就會井然有序，整個國家機器則「莫不如畫」。這些文字既是秦始皇對秦朝官員為吏之道提出的具體要求，也是對秦朝「刀筆吏治天下」精神的最好概括和總結。
二、王莽新政-制度設計的狂歡
漢高帝劉邦剛剛稱帝之時，餓殍遍野，百物凋零。而造成這一切的就是秦始皇的那一套政策，於是秦政就成為千夫所指的敗政。此時道家的「清靜無為」和「休養生息」思想符合了社會生存恢復的需要，因此黃老政治短暫的登上舞臺。
黃老政治讓漢朝逐漸恢復了元氣，出現了文景之治這樣的盛世。但是盛世之下，都是以犧牲官僚機器的運轉速度與效率為代價的，許多深層次社會矛盾只是被暫時地掩蓋了，一部分有遠見的士人已開始預感到日益積累的各種矛盾的嚴重性。
漢武帝時期，帝國走向全盛。儒術悄悄的走進帝國統治者的視野。儒家倡言的仁義忠孝，都是社會基本道義，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離。儒生則把這些觀念理論化，雖沒什麼高深之處，卻從此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中。在董仲舒對儒學進行改造之後，儒術變成了一種可以號召民眾、凝聚社會的意識形態。嚴格來說，法家的法術只是一種政治行政理論，黃老的道術只是一種政治哲學，都屬於「南面之術」。皇帝可以拿它來對付民眾，卻不能拿來爭取民眾。因此，法術、道術只能讓位於儒術。
▲反映漢代獨尊儒術的現代版畫作品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生開始源源不斷進入朝廷。他們通過批評秦政，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斥責秦朝「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把矛頭直指文吏。強調只有儒生才能承擔德政和教化。統治者開始轉變政治方針，制度上也出現相應的變化。譬如漢武帝創立察舉孝廉制度、其中的明經、文學等科，明顯是面向儒生的。漢武帝創立太學，學生到西漢末年增加到幾萬人。這些學生進入官僚體制後，整個帝國的官僚「彬彬多文學之士」。
儒士擔任官員，不僅為民興利，還倡導禮儀，表彰儒生，甚至言傳身教。譬如，膠東相吳佑遇到百姓相爭打官司，總是首先閉門責備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然後才去聽訴訟；太守許荊遇到兄弟爭財產，便已自己的教化不行為由，請求朝廷把自己下獄，兩兄弟深深感動，幡然悔悟。此時的儒生官僚同時擔任起「吏」和「師」的雙重責任。
漢儒的大量參政，為帝國政治注入了新鮮血液。但是與此同時，他們的對國家行政的理解，卻遠不如法家「理性行政」深刻。漢儒官員們理想化的政治浪漫主義，終於在西漢末迎來了制度設計的狂歡，即王莽的復古改制。
有人曾問孔子如何治國，孔子回答說：「用夏朝的曆法，乘商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樂舞用韶舞，就是了！讓古禮復興了，自然天下太平。」不得不說，這種思維方式，可稱為「制度浪漫主義」，更多是從象徵意義而非實用意義去考慮制度設計。
漢成帝時，何武倡議把丞相制改為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刺史也改叫州牧。因為經書中說「天子三公，十有二牧。」方士甘忠和他的弟子鼓吹「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漢哀帝居然真的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年號為太初元將。
此時的文吏們曾試圖抵制儒生們的復古，可是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再受命和復古改制，才是擺脫危機的出路。這種思潮，在王莽改制中達到了頂峰。
對於王莽轟轟烈烈的制禮作樂，儒生們倍覺歡欣鼓舞，周禮崩壞已久，王莽居然復活了它們。文學家楊雄欣喜而揮毫，作《劇秦美新》盛讚「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儒家學術總算得到一個徹底釋放，貫徹的機會，太平盛世即將來臨！然而，王莽新政並沒有比秦朝的嚴刑酷法長命多少，不久就在混亂動蕩中倒臺。
南朝沈約論及此事說：「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歷史就是這麼奇妙，秦始皇和王莽的政策構成了兩個極端。從純用文吏、遵循法治，而儒生僅為點綴的秦政；到充分貫徹「禮治」理想，而文吏僅為陪襯的王莽新政，歷史經歷了一個奇妙的兩極轉向。
王莽時期的制度設計狂歡，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想因素極端膨脹的結果。把戰國秦漢以來，文吏數百年政治建設中所蘊含的理性行政傳統，徹底的予以拋棄。全力推行理想國式的變法體制，它的失敗乃是必然。
三、東漢-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鑑於王莽新朝改制的失敗，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奉行非常務實的政策，在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政治事務上，有著不同於王莽的現實態度和政治理性。例如廢除新莽的官職和貨幣、精兵簡政、釋放奴婢、實行度田、減免賦稅、賑濟災民、治理黃河和興修水利、壓制功臣外戚和諸侯王等。除了這些理性政策的回歸，光武帝劉秀還有兩項舉措，對後世可謂影響頗巨。
一是尊崇儒教。不同於西漢的開國功臣集團多是市井亡命無賴之徒，東漢開國集團則是一派儒者氣象。譬如光武帝本人，少年時曾在長安太學讀書，受尚書，通大義。功臣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年曾與光武帝是太學同窗。同樣經歷的還竇融，耿純，有樊準，寇恂，馮異，賈復等。故清人趙翼說：「光武諸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投。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皆一氣所鍾。」就連皇帝的警備部隊都要人人通曉《孝經》。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俗下，形成了注重經明行修的社會風氣。
劉秀繼位後不久，建造太學，還親自在太學裡講學，和儒生們一起辯論，旁聽的有幾萬人之多，盛況空前。但需要指出的是， 劉秀雖然在儒術和禮制上繼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甚至讖緯之學也依然盛行於世，但儒術中那些不切實際的東西，以及讖緯對行政的非理性幹擾，則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至於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並沒有棄如敝履，反倒更加深入人心。劉秀對儒生如此的親近，讓天下人都非常眼紅，其中包括曾經對儒士不屑一顧的「文吏」。於是，文吏們也開始學習儒家經典，想讓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點，這就讓文吏們主動向儒學靠攏。
二是儒生吏化，即把儒生變成真正的官僚。王莽理想國式的變法嘗試失敗，讓劉秀開始把東漢帝國政治予以轉向。文吏的政治參與度被強化起來。因朝廷任文法而重吏政，文吏再度活躍起來。西漢察舉孝廉以德取人，東漢劉秀則增設了「授試以職」之法，即郡國對被舉者先以吏職相試，試用期間表現出了行政才能，方可察舉到中央去。過去儒生做官沒有這個試用期，所以當官了還滿腦子理想主義，惹出很多亂子。現在儒生要做官必須經過試用，要想順利通過試用，就必須去學習國家的法律和掌握一定的行政技能。這也就讓儒生主動向文吏靠攏。
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開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納入思路，很多人開始適應官場，開始「官僚化」。既然已經居職從政，就必須面對兵刑錢穀的日常政務，由此才能仕途通達。
▲影視劇《鶴唳華亭》中刻畫的後世官員形象
如果說富於想像力和社會批判力是西漢儒生最大特點的話。那麼東漢儒生卻更具有政治理性和現實關懷。對現實政治的全盤否定和對理想國的狂熱追求退減了。東漢人對儒生、文吏的優劣進行了精彩的辨析。「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儒生的「軌德立化」與文吏的「優事理亂」各有所長，一個都不能少。
東漢末年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寫了一篇《儒吏論》，講到「吏服訓雅，儒通文法」，就是文吏也懂得儒家的學問，儒士也精通官僚的技能。連馬融，鄭玄那樣的經學大師，也在同時研究法律。
儒士和文吏就這樣融合在了一起，成為了我們熟悉的學者兼官僚的士大夫階層。
這個群體最大的特徵就是兩面性：一面叫做「儒生」，就是他們要負責傳承儒家的文化，教化百姓。另一面叫「官吏」，就是他們要作為政府的官僚，擔負起國家的日常行政工作。「士大夫政治」，由此而奠定下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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