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11年的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在七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共寫了三十四部小說、三百五十篇短篇小說、幾十部電影劇本，以及大量的新聞作品。他堅持寫作，直至2006年去世，享年九十四歲。在這裡我必須要更改我早前的說法，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和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恐怕並不是我們的八十位作家中藝術壽命最長紀錄的保持者，儘管馬哈福茲在1994年被一對指控他瀆神的原教旨主義者刺殺未遂之後，創作數量寥寥無幾。當時他已經將自己確立為那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埃及小說家——甚至是最重要的阿拉伯作家，並且對之後的世代產生了巨大影響。
作為開羅的終身居民，馬哈福茲幾乎所有的作品都以其為背景，這也使他成為他的國家中對該城市生活最為傑出的記錄者。
馬哈福茲是一位忠實的開羅人，是一位埃及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藝術上的國際主義者。他的作品既借鑑了在他青年時期興起的埃及小說的傳統，同時又顯示出他對俄羅斯文學和包括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卡夫卡在內的現代主義者的熱愛。對他的刺殺企圖是緊隨薩爾曼·拉什迪《撒旦詩篇》（1988）所激起的巨大爭議而產生的，正是在同一年，馬哈福茲獲得了諾貝爾獎。儘管馬哈福茲批評了這部小說對伊斯蘭教的描繪，但他亦捍衛了拉什迪的藝術創作自由，反對伊朗對拉什迪下達的終身追殺裁決（fatwa），甚至將阿亞圖拉·霍梅尼稱為恐怖分子。他的立場激起了伊斯蘭主義者的憤怒，後者認為馬哈福茲寫於1959年的小說《我們街區的孩子們》（Children of Gebelawi）將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同看待，並將世俗科學提升到伊斯蘭教之上。在許多年間，馬哈福茲在兩方面都顯得頗為引人注目：他的一些作品由於宗教原因在阿拉伯世界被禁，而另一些作品則由於政治原因被禁，首先是因為他對納賽爾政權的批評，然後是由於他對薩達特與以色列籤訂的和平條約的支持。
馬哈福茲的一切文化與政治事業都奠基於阿拉伯語之上，阿拉伯語也正是他終生用功最深的方面。在他的諾貝爾獲獎感言中，馬哈福茲並沒有一上來就感謝國內外的文學先驅（儘管許多獲獎者都會這麼做），也沒有像某些人那樣，表示該獎項實際上是授予他的國家的。相反，他指出自己是獲得該獎項的第一位阿拉伯作家（遺憾的是，他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位），並且將之歸功於阿拉伯語：
（阿拉伯語）才是真正的獲獎者。因此，這意味著它的旋律應是首次飄入您的文化綠洲，文明樂土。我既希望這不會是最後一次，也希望我國的文學創作者們就此能夠享有這一榮幸，進入那些在我們這個充滿悲痛的世界上播撒喜悅與智慧的芬芳的國際作家的行列，與他們並肩共坐。馬哈福茲的作品涵蓋了從古至今的埃及歷史，以他早年關於法老時期的小說為開端，到《開羅三部曲》（1956-1957）中的社會現實主義，其後則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作品。像在他之後出道的拉什迪和帕慕克一樣，他經常需要應對西方現代性對他的文化所施加的壓力，儘管他自己並不像另兩位那樣關心筆下人物在東西方之間被撕裂的感受。在諾貝爾演講中，馬哈福茲將自己描繪為兩種文化的產兒，但是這兩種文化並非東方與西方，而是古埃及與伊斯蘭：
我是兩種文明的兒子。這兩種文明在歷史的某個階段，締結了幸福的婚姻。第一種是有著七千年歷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種則是有著一千四百年歷史的伊斯蘭文明。女士們，先生們，這就是我的命運——誕生於這兩個文明的膝頭之上，吮吸她們的乳汁，被她們的文學和藝術餵養長大。他將西方文化描繪為在其成型過程中的第三種影響因素，然而卻是較為次要的：「然後，我飲下了您的豐富而迷人的文化的花蜜。從所有這些靈感——以及我自己的焦慮之中，我醞釀出了這些話語。」
馬哈福茲能夠將政治與哲學觀點，喜劇和悲劇，前現代遺產與當下生活有機融為一體，這一能力在他寫於1979年的小說《千夜之夜》（
Arabian Nights and Days）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實際上，這是一部由相互關聯的傳說構成的故事集。故事從第一千零二天開始，山魯佐德的父親，宰相大人焦急地走向王宮，希望知道他的女兒和這個國家最終會迎來怎樣的命運。當山魯亞爾告訴前者，他決定娶山魯佐德為妻時，宰相不由感到喜出望外。「她的故事是造福人間的白魔法。」他滿心歡悅地說，「它們打開了引人思索的世界。」
看起來，馬哈福茲似乎給我們描述了一幅光輝的圖景——故事的治療力量。然而，事實證明，山魯佐德本人的看法卻遠沒有那麼積極。當宰相向女兒祝賀她所取得的驚人成就時，他發現她充滿苦痛。「我犧牲了我自己。」她悲哀地說，「以阻止鮮血的奔湧。」她繼續傾訴道：「每當他靠近我的時候，我都能聞到血腥味……他殺死了多少處女！消滅了多少虔誠敬神之人！王國裡只剩下偽君子。」
這不是約翰·巴思（John Barth）的故事《唐亞扎迪亞德》（Dunyazadiad，1972）所提供的那種快樂的（同時也是父權制的）幻想。在後者的小說中，與性感美麗的山魯佐德和她狡黠的姐妹敦婭佐德的邂逅，治癒了作家的中年危機，並恢復了他的文學能力與性能力。山魯亞爾本人，在數章之後，便已透露出山魯佐德的故事對他而言價值頗為有限。正如他沮喪地告訴宰相的那樣：「我感到抑鬱……除了死亡之外，山魯佐德的故事可曾告訴我任何事情嗎？一個民族接著另一個消亡了，最終敲響他們的門的，必然是那唯一一位先定的勝利者——一切幸福的毀滅者。」宰相意識到，「他的主人只是在表面上改變了。」山魯亞爾依然是一個暴力的專制君主，他不停地任命一個接一個腐敗墮落的親信，以榨取人民的財富，鞏固手中的權力。正如他自己的衛隊長所想的那樣：「山魯亞爾到底是從那裡找來這些官員的呢？」
馬哈福茲指涉當代政治的意圖十分明確，他在小說中描繪的世界雜糅了中世紀的幻想和當下的現實，其方式堪比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山魯亞爾統治著一個非常有現代感的開羅，人們在王子咖啡館（the Café of the Emirs）聚會，討論一天的大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組離奇人物的群像。這些顧客包括藥劑師伊卜拉興、剃頭匠阿基爾和他的兒子阿拉丁、腳夫拉吉布及其密友辛巴達
（譯者按：此處所出現的小說中的地名與人名均根據李唯中譯本《千夜之夜》）——他已經厭倦了這座城市，打算再度揚帆出海。
起初，幸虧山魯佐德和「那些美麗的故事」，他們都為自己的女兒們倖免於難而感到激動。然而，故事很快便黯淡了下來。一個魔鬼誘騙商人去進行一場政治暗殺；後者則因他必須執行的任務而感到心煩意亂，夜間在街上亂走。但取代哈倫·拉希德碰上的那些奇妙故事，他遇到了一個十歲的女孩，遂強姦並殺害了她。在王子咖啡館裡，他的朋友藥劑師評論道：「如果人們認為魔鬼的存在是難以置信的，那麼這個故事就成了一個謎。」商人自己則無法理解他衝動的暴行：「他的靈魂產生了他未曾經驗過的野性。」
在這個故事中，自始至終，人們試圖理解自己，並避免屈從於遵循腐敗體系的壓力。確實，有一些人做到了，他們拒絕受權力的支配，甚至在必要時接受自己被摧毀的命運。在本書的結尾，山魯亞爾本人在厭惡中放棄了權力：「他廢黜了他自己，當人民已然忘卻他過去的罪行之時，他卻被自己內心的反抗擊敗了。他的教育還需要相當可觀的一段時間。」在離開開羅時，他遇到了一個像天使一樣的少女，後者詢問他的姓名，和他的職業。山魯亞爾回答道：「一個試圖逃離過去的人。」
《千夜之夜》是關於故事的終極力量及其局限性的非凡沉思。正如山魯亞爾，我們在講故事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也需要相當可觀的一段時間——就埃及而言，已然經歷了七千年，而故事尚未完成。明天，我們將會通過《一千零一夜》的透鏡，來探視帕慕克對奧斯曼的歷史和他個人的童年經歷所做出的雄心勃勃的疊加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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