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遊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五周 第四天伊斯坦堡 奧爾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
最能顯示作家與城市認同的標誌，莫過於一座獻給作家生活和時代的博物館了。這類博物館一般位於作家的住處附近，比方馬哈富茲博物館就坐落在他原來居住的艾資哈爾附近，在一個歷史建築裡佔據了兩個樓層。有時候這類博物館就位於作家曾經住過的居所，比如魏瑪的歌德故居。還有些時候，作家筆下最為著名的人物則搶了作家的風頭。比如柯南·道爾, 紀念他的博物館就位於他筆下虛構的地址貝克街221B號。都柏林的詹姆斯·喬伊斯博物館則將作家的生活和他的創作結合了起來，它位於都柏林市郊桑迪科夫（Sandycove）的瑪蒂洛塔（Martello Tower）上，這裡是《尤利西斯》中史蒂芬·戴德拉斯的住處，1904年，年輕的喬伊斯也曾在此住過六天之久。
憑藉他的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奧爾罕·帕慕克一舉超越了以上這些文學博物館。就在伊斯坦堡他的住處附近，他一邊寫著一本同名的小說，一邊真的建造了一間純真博物館。
在小說裡，為了紀念他那失去的愛人，也就是表妹芙頌，主人公凱末爾把自己的家改成了博物館。他收集與他們一起相處的時光有關的各種各樣的日常物品，小說的形式也依照遊覽家庭博物館展品的方式。在他開始寫作這部小說之初，帕慕克購買了附近一處破敗的建築，十多年間，他一邊寫作這本書，一邊裝修這個房子。2008年，小說出版。2012年，博物館開業，館內超現實的櫥窗正是小說中各個章節的象徵。
位於頂樓的是凱末爾的閣樓臥室，牆上排列著一頁一頁的小說手稿。位於底層的是博物館禮品店，人們在那裡可以買到女主人公的蝴蝶耳環的複製品，以及各種語言的帕慕克小說。帕慕克從小接受的是建築師的訓練。在突然轉向寫作之前，他在整個青年時代都渴望成為一名畫家。純真博物館把他個性裡的這些方面都連接了起來。
帕慕克對藝術的長久痴迷在《我的名字叫紅》（
My Name Is Red
，1998）中得到了經典表達，這部作品使他成為全球知名的重要作家。小說的背景設定在1590年代，情節的焦點是忠于波斯藝術傳統風格的奧斯曼細密畫家與試圖採用西方透視法的現實主義畫家之間的鬥爭。君士坦丁堡在亞歐之間維持著緊張的平衡，就像伊塔洛·卡爾維諾筆下那懸掛在蛛網上的城市一樣。居於中東的過往和西方的未來之間，那裡的人們坐在產自印度的地毯之上，享用著經由葡萄牙進口的中國杯子裡的茶水。
在這種相互競爭的文化漩渦中，義大利風格的繪畫開始取代伊斯蘭藝術的偉大傳統，因為人們迷上了可以傳達個性（一種嶄新的西方風格的價值觀）的肖像畫，不再喜歡體現一種普遍性格和地位特徵的繪畫風格。傳統主義者對此表示反對。一位講故事的人勾勒出一棵樹，這棵樹對自己沒有被新的寫實風格所刻畫而感到滿意：「感謝安拉，我，你們見到的畫中這棵謙卑的樹，好在不是根據這種企圖畫出來的。這麼說，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畫出來的話，伊斯坦堡所有的狗都會以為我是一棵真的樹，跑來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為：我不想成為一棵樹本身，而想成為它的意義。」
歷史站在西化的現實主義者一邊，然而，如果細密畫家只是想變得比他們所羨慕的義大利畫家更義大利化，他們將永遠不會成功。《我的名字叫紅》講述了在蘇丹的細密畫畫家中尋找兇手的故事；兇手被證明是一名西方化了的畫家，他殺死了所有反對新風格的競爭對手。然而，在小說的結尾，他意識到他的秘密傑作——一幅按照義大利風格把自己畫成蘇丹的自畫像——完全失敗了，那只是對掌握不佳的技巧的笨拙模仿。他坦言：「我感覺自己就是魔鬼，不是因為我殺了兩個人，而是我畫出這樣的肖像。我懷疑我之所以殺他們，其實是為了創作這幅畫。可是如今，孤獨讓我感到恐懼。如果一位細密畫家在掌握自己的技巧之前就去模仿法蘭克大師，那只會讓他更像個奴隸。」
這位殺手細密畫家最終成了一個被社會拋棄的零餘者，掙扎在他永遠無法完全融入的兩個世界之間。然而《我的名字叫紅》內容充盈，在無法實現的浪漫欲望和文化欲望所產生的痛楚的孤獨感中，充滿了高雅或低俗的喜劇。實際上，帕慕克的小說自身為它所提出的尖銳問題給予了最佳答案：一個充滿活力的雜糅體，為當下再現了業已消失的奧斯曼帝國的往昔歲月。正如帕慕克曾經說過的，通過反轉數字，將1950年代轉變為1590年代，他重新書寫了自己的童年。帕慕克運用西方小說的所有技巧，並將它們改造為新的形式；他的小說分為五十九個短章，每一章的標題都宣告了講話者是誰：「我的名字叫黑」，「我，謝庫瑞」，「我是一棵樹」。這些微型自畫像連接在一起，預示了純真博物館的八十三個展櫃，它們共同構成了一部意義深遠的歷史小說。
像納吉布·馬哈富茲一樣，帕慕克以獨立自由的方式對待西方文化及他自己的民族。他寫的關於《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文章，讀起來就像是帕慕克本人的肖像。他寫道：「如果有什麼可以區別第三世界文學的話」，「正是作者對自己的作品遠離中心的認識，使得他的藝術——小說的藝術——的歷史得到書寫，他在作品中對這種距離進行反思。」但這對作家本人並非壞事：
這種局外人的感覺，使他得以免於追求獨創性的焦慮。要找到自己的聲音，他不需要過多地參與同輩、前輩們的競爭。因為他在探究一個新領域，所觸及的主題在它自己的文化裡還未被提及，而說話的對象也是突然出現的、在它的國家從未見過的獨特讀者群，這讓他的寫作有了自己的獨創性和真實性。
（《別樣的色彩》168-169）
《我的名字叫紅》與馬哈福茲的作品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包括其中反覆出現的咖啡館場景，當地人聚集在那裡討論事件，講故事的人在那裡細說他的故事，並通過草草幾筆速寫勾勒出他們的樣子，比如那個想成為樹的意義的樹的故事。加上波斯詩歌和藝術，此書不斷與《一千零一夜》發生共鳴。書中的女主人公謝庫瑞就是個山魯佐德式的人物，她很清楚自己是故事裡面講故事的人。正如她告訴我們的那樣：「我對你們說話，你們可別驚訝。好多年來，我尋遍父親書籍中的圖畫，尋找女人和佳麗的畫像。」通常，她所發現的女人總是一臉害羞、靦腆，總是低著頭。但其中有一些會大膽地望著讀者。謝庫瑞說：
我一直很好奇她們所看的那個讀者究竟是誰……我也想和那些美麗的女人一樣，一隻眼睛看著書中的世界，一隻眼睛望向外面的世界，我也極想和你們這些天曉得從哪個遙遠時空欣賞著我的人們說話。我是個迷人而聰明的女子，也很喜歡被你們欣賞。如果偶爾不小心撒了一兩個小謊，也只是為了不讓你們在我身上得出錯誤的結論。
《我的名字叫紅》探討了西方化對身份認同和文化記憶的挑戰，在此過程中，帕慕克超越了西方化的兇手和傳統主義者的樹木所感受的非此即彼的選擇困境。他同時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的往昔，以及後現代的當下，正像他既生活在伊斯坦堡之內，又生活在伊斯坦堡之外，他既生活在自己的小說之中，也生活在其外。為了直接表達這種雙重身份，小說引入了一個名叫奧爾罕的小男孩，她是謝庫瑞的兒子，謝庫瑞也是帕慕克母親的名字。在小說結尾處，謝庫瑞把故事傳給了兒子，希望他能把它寫成插圖故事，但她警告我們不要完全相信其中的結果：「為了讓故事好看並打動人心，沒有任何謊言奧爾罕不敢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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