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是訓詁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同時也是理學興起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內產生的《論語集注》，一方面繼承了北宋諸儒重視義理的闡發的傳統，另一方面又不廢漢唐以來注重章句訓詁的工夫，集中體現了這種融通漢宋，兼收兩家的特點。
朱熹的《論語集注》拓展並開創了《論語》學新的詮釋思想和詮釋方式，使得《論語集注》最終立於官學，風行後世長達六百年。目前對《論語集注》的研究成果大都以碩士論文和各類期刊為主，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訓詁學，二、義理闡釋，但也不乏成書過程、引注以及注釋等小眾方面的研究。
總的來說，《論語集注》的研究成果是比較多的，但也存在研究方法單一，重複研究以及對其他文獻層面關注較少。
一、研究現狀
《論語集注》自成書之日就備受關注，古今學者較多關注《論語集注》的成書、解經以及理想思想，對於訓詁學方面並沒有過多的關注，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有談及《論語集注》的成書，可謂是四十餘年之作。
詳細梳理《論語集注》成書過程的有唐明貴的《朱熹論語集注》探研，他在文中詳細論述了論語集注的成書過程，認為朱熹的《論語集注》是歷時漫長，嘔心瀝血之作。
張卓也在《朱熹注釋〈論語〉之考察——以〈論語集注〉的形成為中心》一文從朱熹注釋《論語》的歷程來說明《論語集注》的成書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最後得出《論語精義》和《論語或問》對《論語集注》的形成影響較大。
王傳龍的《朱熹〈論語集注〉手稿的塗抹與成書過程》一文中通過對《論語集注》成書過程的細緻探究，以及對其殘存手稿上塗抹文字的辨析，在一定程度上解答朱熹對《論語集注》具體的修改內容以及修改意圖。
近年來，對《論語集注》的研究雖然大都集中在其哲學思想、義理闡釋方面，但也有不少學者站在訓詁學的角度重新審視《論語集注》，如陳煥良的《訓詁在〈論語〉集注的運用》和羅小如的《論〈論語集注〉的訓詁價值》，兩個人都在文章中從不同角度對朱熹《論語集注》的訓詁內容進行了分類，且對訓詁內容的研究比較全面。
學術界對《論語集注》的評價很高，但對其訓詁研究還是不夠深入全面，例如對其體例、版本以及注釋失誤等文獻層面的關注較少，但也有部分學者關注到了這幾點。
周元俠在《〈論語集注〉的「集注」體例及其意義可以說是開山之作了，他指出朱熹的〈論語集注〉不同於理學家的理學議論，主要是對經文本身以及所引注釋進行補充說明。關於注釋辯誤，裴傳永的《朱熹〈論語集注〉辯誤》一文，對部分注釋進行了嘗試性的研究。
殷漱玉的《朱熹〈論語集注〉文獻研究》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搜集新材料,從版本、體例、注釋辨誤三個方面對《論語集注》進行細致研究,全面探討了《論語集注》在《論語》學史以及文獻學史上的意義。總的來說，目前學術界對《論語集注》的研究成果還是比較豐碩的，對其價值都持肯定態度，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對《論語集注》進行了細緻的研究，但在注釋辯誤、引注以及詮釋學方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二、研究角度
《論語集注》的研究角度眾多，但目前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訓詁學和義理闡釋方面，但也有學者關注到了其引注、注釋失誤以及詮釋學方面的成就，並對其作了相對的研究，研究成果雖然不多，但也為《論語集注》的研究拓寬了角度。
1.義理闡釋
近年來，對《集注》的研究多數集中在對其哲學思想、義理闡釋等方面，義理闡釋方面學者們主要的觀點為朱熹不同於傳統的理學家，在重視義理闡釋闡釋的同時兼顧訓詁傳統，從而將自己的理學思想巧妙的融入到經典之中，他的《論語集注》是宋代理學發展中的重要成就。
耿芳朝的《朱熹經典詮釋學研究——以〈論語集注〉為中心》一文指出朱熹經典詮釋學運用「訓詁」、「集注」和「解說」等傳統經學與新興學說相融合的方式，融合了漢學訓詁與宋學義理，藉助詮釋聖人言語——經典文本，表達了宋代理學的新思想，形成了一種比原始儒學更為精緻、更具思辨色彩的新儒學體系。就其個人而言，《論語集注》的成功既表達了他傳承經學註疏模式的願望和理想，也展示了他試圖在傳承之中創新儒學思想的重大成就和造詣。
姚徽《論朱熹<論語集注>的特點及貢獻》一文指出，縱觀《論語集注》全書 ,朱熹最擅長從細微處闡發其理學思想，由於他是以自己的理學思想去觀照孔子的言行 ,因此時時發揮出與重訓詁考證的漢魏學者大相逕庭的新解 ,因此這也是他最受人攻擊之處。
路曉在朱熹《論語集注》訓詁研究一文專列第四章：從朱熹《論語集注》看其理學思想，列舉了《論語集注》中的實際例子來闡釋朱熹是如何在注經的同時體現其理想思想，將其理學思想分為本性論，格物致知論，以及心性論，指出朱熹不僅正確解說經文本義，解釋名物典章，而且把義理闡發建立在對《論語》章句訓詁的基礎之上，體察和揭示聖人的思想，探求理之所在。朱熹以理學思想講《論語》，借經通理，使得義理的宣講內容圓滿，言之有據，將儒學思想思辨化、道德化，逐步形成了以「理」為中心的哲學思想體系。推己及人，以此樹立社會行為規範，《論語集注》又有著極高的理學價值。
張琪在《經典與解釋–解釋學視野下的《論語集注》〉一文中指出，朱熹不是為了注釋而注釋，他之所以重視經典本身，注釋力求與原文相符，主要是因為其注釋經典的目的在於繼承和發展傳統的儒家思想，他需要從傳統儒家經典中闡發自己的理想思想，因此《論語集注》具有明顯的思想傾向性，自然《論語集注》是其理學思想的一大載體，朱熹在解釋經典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傳達自己的理學思想。
2.訓詁學
《論語集注》是對《論語》的注釋，但不同於宋代其他的理學家那樣只是闡釋義理，朱熹不但重視義理、闡釋，而且重視《論語集注》訓詁學方面的成就，這方面的論文雖然不多，但是也基本上全面的研究了朱熹的訓詁方面的成就。為了正確評價朱熹在訓詁學史上的地位，吸取《論語集注》中訓詁上的精華，運用於古籍整理，學者們從訓詁內容、朱注與其他注釋以及其他小眾方向對朱熹《論語集注》進行了訓詁學方面的研究。
（一）訓詁內容
訓詁內容是《論語集注》的一個重要部分，但這方面的論文並不是很多，但已有的陳煥良和羅小如兩篇也基本上比較全面的研究的其在訓詁學方面的成就了。
陳煥良的《訓詁在〈四書章句集注〉中的運用》和羅小如的《論〈論語集注〉的訓詁價值》分別從不同角度對《論語集注》的訓詁內容進行分類和總結，兩個人基本上全面的研究了《論語集注》的訓詁內容，分類也基本相近，將其分類主要分為了校勘文字，注釋字音，解釋詞義，闡述語法，解釋詞義，串講文意以及考證名物等幾個方面，相互比照就可以看到朱熹訓詁內容的全貌了。
（二）訓詁特點
劉志剛的《從〈四書章句集注〉看朱熹的訓詁學與義理學》就《集注》中的訓詁來揭示朱熹訓詁學的成就，從而對朱熹乃至宋代的訓詁學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劉氏認為朱子的義理學是訓詁學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產物，是訓詁學深入向前發展的結果。朱子訓詁名物或闡發義理皆有所本，不蹈空言，不加妄測；他以註疏治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同時又能以義理明訓詁，訓詁義理兩不廢。該文論及朱子義理之學的淵源、《集注》的訓詁特色，但沒有論及其訓詁失誤者。
陳煥良的《訓詁在〈四書集注〉中的運用》以訓詁內容為綱，從九個方面對《集注》的訓詁內容作了簡要的介紹。陳氏認為《集注》的特點，是用程朱理學注《四書》，以闡發義理為主，與傳統經注不一樣。但其解詞釋句，還是力求符合本文的原意的，而且簡明扼要，深入淺出，明白易懂，對前人的注釋多能擇善而從，因此能脫去隋唐義疏及宋初經說的繁冗之弊，而成為獨具特色的訓詁著作。該文從校勘文字、分析句讀、注釋字音、解釋詞義、考證名物、闡述語法、說明修辭手段、串講文意、分析篇章結構九個方面探究《集注》的訓詁內容，以求有助於正確評價朱熹在訓詁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如何從《集注》中吸取訓詁上的精華，運用於古籍整理。
胡進《試析朱熹<論語集注>中的訓詁》認為朱熹將義理與傳統訓詁學溶為一爐, 克服了理學家空談義理的時弊, 其《論語集注》是宋代《論語》注釋的代表作。文章從訓詁的視角、訓詁的內容和訓詁術語來分析朱熹《論語集注》中的訓詁。
（三）朱注與他注的比較研究
《論語》作為儒家經典之作，歷來研究者眾多，朱熹的《論語集注》可謂是宋代的巔峰之作了，代表了宋代訓詁學的最高成就，通過對朱熹《論語集注》與其他學者對《論語》的註解的比較，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出朱熹《論語集注》的獨特性以及其在訓詁學方面的成就，以下是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
匡鵬飛在《〈論語〉鄭玄與朱熹解釋之比較》一文中，通過近人程樹德編撰的《論語集釋》中何晏《論語集解》所引的鄭注和朱熹《論語集注》的內容，來比較鄭、朱在對《論語》的解釋中所體現出來的不同特點。從解釋觀、解釋方法和解釋內容三個方面對《論語》鄭玄和朱熹的解釋作了比較，認為他們不同的解釋觀是決定兩者對《論語》作出不同解釋的根本原因，而二人不同的解釋觀又產生於各自時代的不同學術思想，從而建立了中國經典解釋學和中國傳統學術史之間的緊密聯繫。
陳紱先生的《〈論語〉鄭注與朱注的比較研究》對《鄭氏佚書》中的《論語注》和朱熹的《論語集注》的比較，揣摩了一下漢代與宋代在文化與訓詁方面的一些問題。通過對注點的選擇、注釋的角度進行比較，揭示出鄭注、朱注存在差異的原因在於對原典的不同理解、解說古籍的不同目的，究其根本原因在於生活的時代背景不同。陳紱先生認為，朱熹的注釋體現出了時代文化的特色，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應得的位置。
屈玉麗的《〈論語〉朱熹注與劉寶楠注的比較》從《論語》劉注與朱注的相同之處、不同之處兩個方面對劉寶楠和朱熹的《論語》註解進行比較研究，並通過分析其異同，探求兩人註解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的原因，總結宋清兩個時代的訓詁學特點，客觀地評價兩位訓詁學家及其著作，明確他們在傳統訓詁學發展史中的地位。
羅小如《朱熹<論語集注>與何晏<論語集解>之比較》中，舉了很多的例子具體介紹了朱熹對何晏《集解》名物訓詁的繼承、對原詞語注釋的繼承，並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的詳於舊注，有的略於舊注，有的舉例論證，補何晏未注，補何晏未對原文衍、奪、訛、誤之校勘，運用心理解釋法，解釋句子的深刻涵義，闡明背景，更加重視篇章結構文體意識，指出了朱熹《集注》對《集解》的超越之處。
（四）其他小眾 引注、成就以及詮釋學
學者們對朱熹《論語集注》研究大都集中在訓詁內容、特點以及朱注與其他注的比較研究方面，但也不乏有學者對《論語集注》的引注、成就和詮釋學方面進行了研究。
周元俠撰《朱熹的〈論語集注〉研究——兼論〈論語集注〉的解釋學意義》和《〈論語集注〉的「集注」體例及其意義》通過對《論語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屬時代、學術派別、注釋重點及其風格等方面的分析，系統揭示了朱熹對《論語集注》的「經注」定位、《論語集注》成為超越時代的經典之作的原因，並且指出朱熹的《論語集注》具有兼顧訓詁、音讀等傳統經學的特點。
陸野《朱熹〈論語集注〉之訓詁成就》一文通過對朱熹《論語集注》訓詁方式、語言以及方法特點的研究，著重對朱熹《論語集注》的訓詁方式即聲訓、義訓、形訓作了重點分析，可以說是第一次將《論語集注》的義訓、形訓、聲訓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通過闡述肯定了朱熹《論語集注》在訓詁學方面的成就。從詮釋學的角度探討《論語集注》蘊含的詮釋學思想的文章雖有，但多是關注朱熹經典詮釋的方法、原則、標準等方面，如劉笑敢《從注釋到創構：兩種定向兩個標準——以朱熹〈論語集注〉為例》一文重點討論了朱熹跨文本詮釋與融貫性詮釋兩個標準，以及面向文本與歷史的客觀性定向和面向當下與現實的主觀性定向兩種定向。
三、結語
歷代以來至今，對《論語集注》的研究頗多，由哲學思想、文學成就到理學思想，同時也開始重新審視其在訓詁學史方面的成就，不少學者開始對其訓詁內容、特點以及與其他注釋《論語》的著作進行比較研究，更有學者從闡釋學角度對《論語集注》所蘊含的詮釋學思想進行了研究。
當代學者對朱熹《論語集注》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在專著和論文之中，研究專著中，有關《論語集注》的著述比較匱乏，僅散見於研究《四書》的經學的經學或是思想史方面的著述中，研究內容也比較駁雜，涉及注經方式，成書，思想等諸多方面。在解題與分章研究概況、版本研究概況、注釋研究方面成果較少。總而言之，雖然學界對朱熹經典詮釋思想的研究已經觸及到「《論語》學」，但對於《論語集注》中注釋及引注所彰顯的朱熹詮釋學的特色觸及不多、關注不夠，這實屬一處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