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戰國時期為秦國攻城略地的戰神白起不是死於戰場，而是死於秦王之手；跟隨劉邦一起建立大漢的韓信，會因傲人的軍功而受到猜忌。君臣可以共患難，但未必能共富貴，功高蓋主的臣子等來的結局就是死路一條。而郭子儀，在唐危急存亡之際，收復兩河地區，驅除吐蕃，平定叛亂，戰功顯赫，死後卻還能得諡號"忠武"。郭子儀是如何做到"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
一、做一個堅定的忠臣
國家動亂之際，也是政治勢力大洗牌之際，有的人會被委以重任一躍而起成為新貴，有的人會遭此巨變從高位跌落。隨之而來的便是專權與放權的抉擇，是奸與忠的抉擇，是成為雄霸一方的節度使從此逍遙自在不受約束，還是繼續效忠唐廷忍受讒言受人掣肘，成為安史之亂後很多武將思考的問題。
郭子儀自唐肅宗時開始嶄露頭角，此後便一直為平叛而四處徵戰。軍權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武將一直是為帝王所忌憚的。正是因為如此，即使朝廷正值用人之際，從唐肅宗到唐代宗、唐德宗都很容易聽進他人對郭子儀的挑撥，與郭子儀之間充滿了隔閡。每當郭子儀旗開得勝之時，與欣喜相伴的是擔憂。所以，郭子儀雖戰功卓越，但回京之後手中的權力又會被皇帝收回，只能賦閒在家，隔離與朝廷之外。
但顯然郭子儀並沒有因此而對皇帝心生怨懟，對於他來說自己的人生已過大半，都奉獻給了唐王朝，他只想儘自己的綿薄之力來維護這個國家，並不想晚年背上叛賊的名稱，遺臭萬年。廣德元年，吐蕃來犯進攻長安，唐代宗匆忙出逃，郭子儀的部下王獻忠脅迫宗室，希望郭子儀能與他一起造反。郭子儀一念之間便可決定宗室諸王的性命，一念之間便可能改寫自己的命運改寫唐王朝的命運。但他拒絕了王獻忠此等大逆不道的請求，而是派兵將宗室護送到代宗那裡。若不是一個忠君愛國之人，又怎會在王朝傾覆之際竭力挽回頹勢而非自立為王，又怎會在飽受猜忌情形下不改初心。
二、面對權臣不卑不亢
唐後期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宦官當政，自玄宗開始，歷經肅宗、代宗，宦官的勢力就在不斷膨脹，逐漸形成宦官家族，如高力士家族，以收養養子養女的方式不斷籠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擔心的不止是君王，遠在千裡之外的將領士兵同樣擔心自己是否有人趁此機會興風作浪，對自己的家人不利。
魚朝恩，是唐肅宗、代宗時的宦官大臣，屢次陷害郭子儀阻止其掌權。郭子儀與吐蕃對戰時，其父親的陵墓被盜賊所掘。因魚朝恩與郭子儀素有嫌隙，眾人都懷疑是魚朝恩指使的。同時也懼怕郭子儀知曉此事後會舉兵造反，但郭子儀既沒有責難於魚朝恩也沒有對群臣惡語相向，反而將責任歸咎於自身，認為是自己帶兵打仗破壞了百姓的墳墓而致使上天降罰。
郭子儀此舉讓滿朝大臣都鬆了一口氣，讓魚朝恩對他另眼相看，也讓代宗降低了對他的戒備心。掘墳之事，無論究竟是魚朝恩所為還是他人故意陷害，郭子儀都只能自己背下這個鍋。看似掘墳，實則是對郭子儀忠心的考驗，若郭子儀因此而面露不快，很有可能在以後的日子永不得重用，甚至被羅織罪名冤枉入獄。
而後，面對魚朝恩的宴請，出門前宰相元載的提醒，部下的擔憂，郭子儀還是堅持帶著家僕去赴這場眾人眼中的鴻門宴。因為郭子儀知道一方面朝廷還需要自己徵戰，可以不信任自己，但還是會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另一方面，魚朝恩本人並非一個寬容大度的人，能夠容忍他人出行的陣仗超過自己，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低調一點總是好的。同時，魚朝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以唐代宗為首的政治集團，若是赴宴之時帶著重兵隨行，就相當於向代宗宣示自己對朝廷的不信任，反而會招致禍患。
三、為人坦蕩心胸開闊
心胸狹隘之人以仇視的眼光看待這世上的人和事，一句不經意的話會被他們視為挑釁，將自己置身於一個單獨的小世界中。而心胸開闊之人，縱使面對他人的構陷，身處囹圄之中，也能以樂觀的心態善意的眼光看待每件事，郭子儀就是如此。
府邸是屬於個人私有的地盤，帶有強烈的私密性，外人不得隨意進出，如皇宮大內看管森嚴、李林甫的相府戒備森嚴。但郭子儀卻恰恰相反，他的府邸就如同一個公共場所，沒有嚴兵看守，外人、部下皆可隨意出入而不加阻攔，一言一行都皆入他人之耳，皆收他人之眼。
因為在郭子儀看來，自己一切所得皆來自於皇帝，一身榮辱都繫於皇帝，但畢竟人心隔著肚皮，自己的心意未必會傳達至皇帝。多少謀反都起源於君臣的隔閡，誕生於封閉的密室中，藏著掖著，只會讓人以為自己心存不軌，意圖謀反。關門閉戶雖保護了家的隱私性，但稍加運作在有心人的眼中卻也可能成為謀逆的鐵證。心中有鬼，自是不敢敞開大門。心中無鬼，便是大開家門又有何懼。家門敞開讓眾人來檢視自己的行為，來監督自己的言行，君子行得端坐得正，經得起考驗。
為將者，軍事才能遠勝於郭子儀的不計其數，但他們卻沒能躲過朝廷上的明槍暗箭，結局往往都不盡如人意，或是慘遭流放，或是滿門抄斬。而郭子儀就像是文官與武官的結合，既能帶兵打仗逼退敵軍，又能於複雜的朝廷中全身而退，從政客的角度審視自己的處境，對上處理好與皇帝的關係，對下深得軍心。以至於死後群臣弔唁，為後人所敬仰。
參考文獻：
《舊唐書》《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