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最早傳入我國約在西漢後期，而以東漢明帝時於洛陽雍關西立白馬寺為中國建造佛寺之始。東漢時佛教雖然已在內地流傳，但百姓出家為僧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東漢一直至曹魏，漢人即不許出家為僧，立寺亦僅許西域人為之。從晉代開始，由於戰爭頻繁，社會動蕩，佛教因此而乘時興盛了起來。
隨著西晉滅亡，北方陷於分裂，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首領紛紛建立政權，一時間小國林立，彼此攻伐不止，甚至達到了無月不戰的地步。民不堪命，萬姓嗷嗷，廣大人民生命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役調租課的負擔又日加繁重，現實生活得不到保護，看不到出路，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來世生活的憧憬和信仰上。
而宣傳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的佛教恰好滿足了這種社會心理的需要，於是佛教便快速的發展起來了。一時間，上至國家、王公、權貴，下至黎庶草民，為了表示對佛教的信仰和提倡，皆競相建造佛寺，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風尚。僅後趙因佛圖澄之故，在境內建寺就達八百九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
至北魏佛教更有驚人的發展，魏國家大寺十四七所，三公等寺八百四十所，而百姓所造寺高達三萬餘所，自古佛事圖塔之盛，無出於此。如此眾多的寺院，必然使僧、尼隊伍同步膨脹。《魏史》記載：北魏太和元年全國僧尼為七萬七千餘人，至北魏末年，短短五十餘年的時間裡，僧、尼暴增為二百萬人。如此龐大數量的僧尼們，他們吃、穿、用度是從哪裡來的呢？
首先，來自朝廷、官府的賞賜，十六國以及北朝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除了極個別者以外，都大力提倡和尊崇佛教，而且遍布各地的無數寺廟中的相當一部分就是封建國家出資興建的。如《續高僧傳·護法篇》載：西魏文帝於京師立大中興寺，尊為魏國大僧統，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並以給之，」由此可知，封建國家賜的土地，是構成寺院僧眾糧食的重要來源。
其次，寺院僧侶的侵吞佔奪，是寺院擴充田產的又一來源，如文帝遷都洛陽之後，佛寺強奪民田的事層出不窮。《魏書》：「自遷都以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北魏神龜元年任城王元澄上疏說：「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佃民，廣佔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利用高利貸的形式奪取貧民土地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寺院出貸的對象，不僅僅是廣大的貧苦百姓，也有豪家大族，達官顯貴。
廣大的貧苦百姓還不了借貸，往往是出家為僧或者淪為沙門，成為寺院的附戶，以供寺院掃灑，營田輸粟，其地位類似於世俗的奴婢，處於寺院的最底層。而達官顯貴們往往是用地產做抵押，而寺院所放利率極高，一般是償利過本，甚至十倍償之，也正是此種原因，為後來的北魏太武帝滅佛留下了伏筆。
在其次，除了通過買賣獲得土地田產外，還有下層貧苦人們的「投獻」，由於封建統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給予寺院以種種特權，在經濟上享有免稅免勞役的優待。在北朝天下多虞，王役優甚的社會條件下，對於不堪賦稅勞役負擔的貧苦農民來說，遁入沙門是急劇誘惑力的。《魏書.釋老志》稱：「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便是當時真實的寫照。
最後，還有世俗地主的布施，也是當時寺院經濟重要的來源之一。在兵禍連天，政局不穩的形勢下，貴族、富戶在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同時，為了彌補精神的空虛，寄託對死後及來世幸福的嚮往，紛紛崇信佛教，捐產寺院，除了大量營造佛寺外，把自己的土地、奴役布施給寺院，也是當時常見的社會現象。另外官府也會把犯罪的官奴無償地送給寺院當勞作役工，成為「佛圖戶」。
北朝的寺院在不斷的擴展和其對勞動人民佔有的過程中，不僅具備了當時世俗地主的特徵，而且處於較世俗地主宗主的地位，養活眾多僧尼理所當然是不在話下，小菜一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