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莫言終於出版了自己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八年後的首部中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儘管出版一部新著對過去的莫言而言無異於一件「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常事，但他這次的出版行為卻必將釀成一樁 「事件」。何為？
莫言的創作力毋庸置疑，莫言的創作量雖算不上最高，但也絕不至於低到八年才出版一部作品，況且還只是一部中短篇小說的結集。莫言這是怎麼啦？難道莫言也患上「諾獎後症候群」？單是這兩個問號就足以具有強大的「吸睛」力，而一旦形成強大的「吸睛」力，自然也就成了一樁「事件」。果不其然，《晚熟的人》甫一面世，立即形成文壇乃至社會熱點話題之一。現在三個月過去了，關於「晚熟」的熱已然降溫，拉開了這段距離再來回望「晚熟熱」和《晚熟的人》作品本身，或許也是一種「晚熟」。
《晚熟的人》的確有不同於一般作品之處，它足以從不同的維度去觀察、去考量，從而觸發不同的話題：
——比如從市場反應角度。《晚熟的人》上市不足三個月，銷量直逼60萬。必須要點透這個60萬背後的不易：第一，這只是一部中短篇小說集，在中國的文學圖書市場上，新小說集的銷量普遍遠不及一部新長篇小說新作的銷量，而在當下市場中，一部新長篇的首發能在兩萬冊左右就已是不錯的業績；兩個月直逼60萬冊的銷量即便是整個文學圖書市場的排行進入TOP10應該不是問題；第二，儘管今年8月到11月我們已進入「後疫情時期」，圖書市場開始緩慢復甦，但所謂「報復性」消費並未在這裡出現，實體店儘管有兩位數增長，但那終究只是以上半年的業績為基數；線上渠道看上去熱鬧，但終究也只有三五個點的增幅；第三，依照前三個月的銷售態勢或過往的行業經驗，60萬冊的銷售絕對還遠未觸頂，高位在哪不好說，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晚熟的人》將會由暢銷轉為常銷。僅此三點，絕對就足以稱其為當下中國文學圖書市場上的一個典型案例。
——比如從話語流行角度。《晚熟的人》中的「晚熟」二字迅速成為一個可以從諸如人生、處世、反諷、自嘲……等各個角度進行解讀的社會流行語，一時間「晚熟」成為人們交流時的一種談資。這種現象令人想起本世紀初中信版的引進圖書《誰動了我的奶酪》和《郵差弗雷德》，書名中的「奶酪」隨即成為 「如何面對改變」的隱喻，而 「郵差」則一度成為忠誠、敬業的代名詞。這種現象很有意思，背後所折射的其實是彼時彼處社會比較普遍存在的某種精神、情緒或心理狀態。在一定意義上，這或許也是莫言的這部新作迅速熱銷的緣由之一呢。
當然，這些個角度固然和《晚熟的人》皆有關聯，但基本上又都還是游離於作品的邊緣。至於《晚熟的人》是否真的意味著莫言創作的「熟」，那還得深入文本本身考察後再下判斷，而且我相信這種判斷依舊難免眾說紛紜。
其實，在莫言這樣層級的作家的不同作品之間硬要分出個伯仲叔季，本身就是一種「自取其辱」的行為。本文標題說的「晚熟」絕對不是說莫言在獲得諾獎八年後的創作更加成熟，而是指較之於他此前的創作，《晚熟的人》中的藝術表現的確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化。我注意到這部集子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整部作品集收中短篇小說凡1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創作於2011年；三篇起稿於2012年，但直到2017年才改定；四篇創作於2017年，四篇即創作於今年。在這12篇中，越是創作時間靠後者，其變化的痕跡就越明顯。
這些個變化在《晚熟的人》上市後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先後已為那些睿智的讀者們一一指出。要感謝當下這個偉大的「網際網路」時代，藉助於強大的搜尋引擎，我們可以很便捷地轉引羅列幾則有趣而又有事實支撐的說法：
比如：打滑的文風不再明顯，溜冰看不到了；
比如：依然是取自故鄉人事，但奇人異人少了，更多的是聚焦當下，融入自己對社會新生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比如：不再聚焦英雄好漢王八蛋，而是轉向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物；
比如：過往那種汪洋姿肆、夢幻傳奇的東西少了，更多了些冷靜直白、靜觀自嘲；
比如：12部作品中的11部都有一個老莫言之外的新莫言出現；
…………
以上描述的這些變化雖未必完全確切，但大體也都是客觀存在。何以要「變」？固然可以從求新求變是文學創作永恆的追求這個角度來解釋，但如果我們將莫言的這些變化置於更長的時間和更廣的空間予以考察，或許又會有另一番心得。
莫言的處女作雖發表於1981年，但其成名卻要到四年後《透明的紅蘿蔔》面世，特別是再往後一年《紅高粱》在《人民文學》雜誌的刊出，莫言這兩個漢字在新時期文壇留下的深厚烙印就再也無從抹去。那毫無羈絆的奇特想像、對色彩的奢侈潑灑、對通感橫衝直撞的調度以及恣意縱橫的敘述都使得看慣了傳統文學作品的文壇為之一驚：紅蘿蔔咋就透明了呢？抗戰居然還可以這樣表現……其實就在莫言名聲大振的同時，還有一股力量也在迅速崛起，那就是被稱為「先鋒文學」的餘華、蘇童、格非、孫甘露、馬原等一批青年作家的迅速崛起，他們的創作固然各有其特點，但其共同的「先鋒」稱號又昭示著他們創作的一個相同點——實驗性。莫言與這批「先鋒」作家同時同場亮相，但同樣充滿實驗性寫作的莫言卻從未歸於「先鋒」的大旗之下，這也是我心中的一個未解之謎。難道就僅僅只是因為莫言稍稍年長一點，還是莫言的實驗表面上沒有那幾位作家走得極端？這些似乎都是題外話了，但不管怎樣，莫言也好，先鋒作家也罷，無論他們間的創作呈現出多大的差異，但其文學創作的血脈中都流淌著一支共同的血型則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自19世紀末興起至20世紀上半葉走向極盛的雖名目繁多但卻被統稱為「西方現代派」的文學。
站在今天來回望上世紀80年代後半葉的這段文學發展歷史，無論如何評價，本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我們總得承認這股文學思潮在那時的出現一定有著當時社會的、時代的、文學的等多重原因綜合使然。而如果我們將視野進一步放大、視線進一步拉長，我們同樣又會發現：世界上的許多文學創新的始作俑者一開始常常都是以極端甚至偏激的形式登上歷史舞臺，追隨者則或多或少地帶有生澀的痕跡。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這些極端的文學方式漸呈司空見慣之勢後，那些個創作上曾經走過的 「極端」便隨之開始 「反撥」，當然這些個 「反撥」絕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在新層面上的一次新的融合。考察上世紀後半葉的西方文學以及新世紀的中國文學，都能夠清晰地看到這樣一種發展變化的軌跡。
離開《晚熟的人》而極為簡略概括地回溯了剛剛過去不久的這段歷史，其實就是想為莫言何以「晚熟」提供一個更寬的視野和更長的視線。置於這樣一個稍大些的時空中再來看莫言的新作，變化顯而易見。不僅莫言在變，餘華、格非、蘇童……後來的寫作不也同樣在發生變化嗎？而僅就莫言的「晚熟」而言，給當下文學創作帶來的思考也是多維度的，比如對深刻性與可讀性關係的處理，比如對敘述主體的「復調」式的使用，比如明寫實暗反諷的鮮明對比等等，只是限於篇幅就無法一一展開了。
一句話：我想在獲得諾獎八年後，莫言如果依舊不見新作，或是推出的首部新作依舊「一如既往」，那就不是「晚熟」而是「夾生」或「熟大了」呢。
作者：潘凱雄 （知名文藝評論家）
編輯：郭超豪
責任編輯：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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