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潼關懷古》是張養浩晚年的代表作，也是元散曲中思想性、藝術性完美結合的名作。該篇著作之所以廣為流傳，主要是為該作品最後的一句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天下黎民百姓千年來的苦難。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封建歷史當中，無論是趙錢孫李那戶人家統領了江山，到頭來百姓都是最苦的，王朝的興衰似乎始終與他們無關。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無論王朝興衰，古時中國百姓都離不開一個「苦」字呢？
一，強烈的生育衝動，限制了潛力的發展
古時候的中國，人們生活中在一起都離不開家族。在那個時代，人丁興旺則意味著處處佔有上風，人丁稀少，子嗣單薄的家族只能任由外族欺凌。在這種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家族想要強盛，人口的旺盛是第一考量的要素。在這種時代文化背景下，國人的生育衝動不言而喻會相當的瘋狂。
傳統時代背景下的中國，傳統接代是人生頭等大事，那時的人們在祖宗的家訓之下，無論是誰都要遵循生養子嗣的責任與義務。在古時，輩分高的人絕對是家族說一不二的人物，他們的指令甚至高於當時的法度。族長甚至可以直接越過官府，對你施行族規。因此，不斷地繁衍子嗣，也是實現和加強這一權威的重要方式。
小時候我們互相爭吵罵架的時候，都喜歡以「我是你爸爸」，對方則以「我是你爺爺」的方式互懟，雙方就是這樣以不斷遞增輩分的方法去壓制對方。在小品相聲界，小品演員們也總是以輩分的高低來搏取觀眾的樂呵聲。
如同魯迅所說的一樣：「最無能的人，也總可以生幾個孩子來顯示權威，不至於淪落到絕望的谷底。無法實現「向上意志」，那麼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
魯迅這話雖然聽起來有點粗糙，但是也可以算作解釋國人瘋狂生育的一種心理之一。對於家徒四壁的人家，他們永遠在不斷地生育子女，他們既不會思考怎麼多的孩子將來能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未來的人生有沒有幸福可言，這些統統不在他們規劃的章程裡。
縱觀世界其他國家，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像那時候的中國有著這樣強烈的生育衝動。在當時的歐洲各國，人們不僅沒有生育子嗣的衝動，甚至很多年輕人通過墮胎和弒嬰的極端方式，來遏制人口的過快增長。這主要是因為兩國的文化本質不同，同時期的歐洲人衰老以後根本不指望兒女贍養。即使死後，他們也會得到上帝的庇佑直接進入天堂吃喝不愁，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兒孫後代給自己燒什麼紙錢。
在此等文化觀念的影響之下，歐洲人展現出和古中國截然相反的生育觀念，他們對於生育子嗣有著極為警惕的心理。並且在古希臘的思想文化領域，哲學家們也一直強調控制生育的觀念。
亞里斯多德認為：
「人口增殖與城邦的經濟政治狀況有密切的聯繫：「繁殖如無限制，勢必導致貧窮……跟著貧窮，又導致內亂和盜賊。」（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他說：「凡以政治修明著稱於世的城邦，無不對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張，國家應該根據諸如地產多少等經濟條件，控制人口。在一個財富資源相對穩定的城市中，人口也應該保持相對穩定。「各家繁殖的子嗣應有一定的限數，倘使新生的胎兒已經超過這個限數，正當的解決方法應在胚胎尚無感覺和生命之前，實行人工流產（墮胎）。」
從亞里斯多德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古希臘年輕人比兩千後的中國還具有新潮的觀念。在他們看來發展個人成就大於一切，和如今的年輕人一樣，他們認為婚姻會很大程度上牽絆一個人事業，所以他們普遍選擇晚婚晚育，甚至直接選擇不生育。在當時的古希臘，30歲以後才結婚是很常見的現象。
作為曾經繁盛一時的古羅馬帝國，政府雖然大肆鼓勵民眾生育子嗣，但往往都是收效甚微。和現如今的社會情況一樣，很多身處上流社會的人，都是自由的追隨者，她們不願意承擔家庭的責任，很多優秀人士最終會選擇孤獨終老。據古代羅馬史學家蘇埃託尼烏斯的記述，奧古斯都發現很多男子為逃避禁止獨身法令的懲治，想方設法製造欺詐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與年齡遠低於最低婚齡的女子訂婚（訂婚視同結婚，可不受禁止獨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達到成婚年齡後再放棄婚約，轉而追求與年齡更小的少女訂婚，以此堅持獨身。
後來隨著古羅馬、古希臘的衰落，他們的國家被蠻族毀滅，但是他們節制生育的理念卻被很好的傳承了下來。這比如，中世紀的英國貴族們也無比默契的遵守這種理念，自覺地進行生育節制。和古時候的中國一樣，英國貴族們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家產制度，這些長子制度繼承者一般都是等到繼承財產以後才結婚，而對於那些沒有怎麼幸運的其他子嗣，他們則是希望找到一個其他家族繼承家族財產的女性結婚，這樣他就可以繼續享受無憂無慮的貴族生活。
如果，沒有合適的女貴族嫁給自己的話，他們寧願單身也不願意將就結婚。所以，我們回首英國那段歷史，可以看到英國的貴族們結婚的年紀普遍在四十歲左右。這也就可以理解中世紀英國的文學作品裡，男女主人公往往都是一個中年老男人搭配十幾歲的花季少女了。
只有這種情況下，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邁失去勞動能力時，下代人剛好建立家庭，繼承地產，接替前代。
因此，在經濟發達以前，西方國家人口的密度一直不低中國。此舉，也讓西方國民在人均資源上佔有極大的優勢，這也為後來歐洲人開展思想啟蒙運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除了生育衝動外，導致傳統時代中國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災害。
從世界地理環境氣候入手而談，中國所屬的氣候屬於季風性氣候，該氣候最為明顯的特點就是極為的不穩定。就像上個世紀90年代，泛濫的水災兇殘的吞噬著華夏大地，子鈺的家鄉就是住在淮河邊上，早年間洪水災患那是家常便飯。不光是新中國時期，在過去幾千年的華夏歷史上，災害禍亂就一直錘鍊著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
翻開華夏的災荒史，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計2155年的時間裡，就有1056旱災和1029次水災的記載，水旱災害加起來幾乎平均每年一次。諸如其它災害像蝗蟲。冰雹、颱風、瘟疫等更是數不勝數。除了天災人禍造成如此多的災難，人為的破壞環境也是造成大自然報復人類的重要原因。
3000年輕的黃河流域，也是到處鳥語花香，無數生靈樹木充裕著華夏大地。然而，3000的時光過去，隨著人們的亂砍濫伐，對自然的隨意踐踏，曾經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消失了，原來充滿生機的沼澤田地也變成乾涸的泥土，土地的蓄水能力驟然減退，小旱也變成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之災。不得不說，我國廣大北方地區從原本的「塞上江南」變成如今黃沙遍地的模樣，這其中，少不了人類在做幫兇。
翻開元朝史書，我們可以看到自有元的近100年時間裡，全國遭受大水災94次，大旱災62次，大蝗災49次，大饑饉72次。從上面的數據中，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幾乎是平均每年2~3次大的自然災害。情況最為危急的時候，人們只能通過食人肉才能度過災患。
而與之相比較的歐洲國家，他們所處的季節氣候則是海洋性氣候，這種氣候的特點就是比季風性氣候穩定，並且西歐同緯度要比中國的北方氣候暖和的多，雖然歐洲國家北方的降水量趕不上中國雨水豐沛的江南地區，但是降雨量遠多於中國的北方，這對於歐洲北部的農民，從事農耕灌溉綽綽有餘。所以，翻開世界歷史，歐洲從未出現像中國北方這樣赤地千裡的情況出現。
也難怪，鄧拓所說：「我國災荒之多，世罕其匹。」此情此景，讓對中國地理有所了解的西方學者都叫中國為「饑荒的中國」。
中國貧困化的第三個因素，是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
專制制度的發達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早熟和完整舉世無匹。 官僚體系的過分龐大，使得它在一定程度有脫離皇權管制的趨勢，從而逐漸演變成獨立的利益集團，這使得其成為失去約束瘋狂增長的團體。王朝新建之後，新的地主階級推翻舊的地主階級，隨著皇帝打天下的權貴開始受封土地官爵，官僚隊伍人數也直線上升。與此同時，老百姓要供養這些官老爺們，百姓的負擔也隨著加重。這種趨勢，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尸位素餐，人浮於事是行政臃腫的恆久弊端。在最早的時候，官僚與百姓的比例是600:1，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比例開始上升為30：1，且這個比例還在逐年縮小，就是歷史慣性的鮮明體現。
「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在王朝新建之時，也就是前幾代君王手裡，統治者還懂得輕徭薄賦，積極吸取前朝滅亡的原因，使得民生政治得到極大的改善。然而，隨著開國的艱辛被忘卻，後世君王就會重興奢靡之風，王朝就會重蹈覆轍，直到帝國百姓無法生存，王朝終在浪潮般的農民起義中傾覆，然後歷史再進入下一個輪迴。
從春秋戰國時代到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這200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百姓能夠得到溫飽僅僅只是在王朝剛建立的幾十年裡，其餘年饉大多是處在半飢半飽之中。據龐卓恆在《人的發展與歷史發展》中介紹，在沒有遇到災患之年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刨除吃穿和上交稅收的糧食，剩餘率不足5％。那時候中國農民可以產糧4640億公斤，去除掉苛糧雜稅等等其他開支，可剩淨餘糧食1224公斤。但從這個數據來看，我們要比同時代的歐洲國家的農奴還要低上很多。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古時官僚階級對窮苦百姓的剝奪要遠大於同時期的歐洲莊園主們。中國古時的老百姓們就像牲口一樣被榨乾所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只有不斷地勞動才能勉強生存，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與思想去想著改變什麼。這也就是為何西方國家比我們更早進行思想啟蒙運動，它對推翻封建主義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中國文化中攜帶著貧窮基因，或者說，貧困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基礎部分。
在心理學上指出，貧窮可以使人變得愚蠢。貧窮向來不是什麼好事，它使得深陷其中的人們只能為了生計，不斷地勞累奔波。貧窮讓他們甘願在一個地方機械式的勞作，讓他們內心的欲望一點點被不斷重複的勞作消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在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率先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在學者提出的貧窮基因中，有很多與我們社會的文化相符合。比如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人均壽命普遍偏低，人們為了生計而不得不終日忙碌，整日忙碌且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思考人生，內心壓抑導致他們具有極為強烈的大男子主義，做任何事情缺乏長遠目標，對政府缺乏信任感，做事軟弱無能，對地位的差異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敏感，並且缺乏相應的政治覺悟等。
這種強烈的貧窮所帶來的意識，讓他們整日低迷消沉，缺乏足夠的遠光與膽識，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找到解決苦難的方法。
西方心理學家們曾經指出，富人與窮人最大的本質關係不是在於財富的多少，而是他們對於美好事物的忍耐力，也就是我們常人所說的「延遲性滿足」。就是為了謀求更遠大和長久的利益，甘願放棄眼前的利益。對於富人來說，他們有機會和時間等待財富的果樹長到最大，而對於生存保障極低的貧窮人士而言，時間就是生命，客觀條件決定了他們只能捨棄長遠計劃而顧及眼前。
和一個窮人談夢想和情懷，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耍流氓。
古希臘文明的建立就是在源源不斷的金錢之上。古希臘的土地貧瘠根本無法養活本地居民，這個時候為了發展希臘人只得冒險向外擴張。藉助希臘強大的外貿船隊，希臘人源源不斷的將自己的貨物向外輸出，通過此種方法，大量的金錢流向希臘。有位經濟學家斷言：「公元前6至4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19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當生存不再是人們考慮的第一要素的時候，人們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也就是民主政治。
中世紀的歐洲人之所以能夠打破舊的藩籬，率先進行文藝復興，多半也是當時歐洲的科技迅速發展，原本貧窮的農奴開始變得逐漸富有，他們的身份地位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他們也開始追逐自己的公民權力。然後隨著經濟水平的逐步提高，這些人也開始逐步接受教育。最終，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權利意識開始膨脹，這為歐洲後來的資本主義革命帶來了先機。
而同時期的中國，卻在貧困的沼澤裡越陷越深，與西方蒸蒸日上的經濟形勢相比，那時的中國農民卻朝著越來越貧弱的形勢發展。從宋朝以後，隨著人口的增加，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以上的水平。宋朝，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輝煌的漢人王朝。宋之後的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著中國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
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且家長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沒能復現；相反，拘謹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國人的性格中發展壯大。
最後總結起來，中國古代百姓一直窮困的深層次原因無非這四點：其一，旺盛的生育能力導致人均資源減少，並加劇了家庭的貧困程度；其二，頻發的自然災害，常常使得百姓顆粒無收；其三，數量龐大的官僚體系的供養，成為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其四，專制文化帶來的貧窮基因，使得這種貧窮不斷惡化且很難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