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編輯 | 林子人1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網劇《隱秘的角落》和新冠時代的移民反思。
《隱秘的角落》：「壞小孩」是怎樣煉成的？
上周，網劇《隱秘的角落》大結局播出後，章子怡在微博發布了一條評論：「看了這麼多年的美劇英劇，終於有一部品質可與其抗衡的『中劇』了！」可以說，《隱秘的角落》是開年來最受好評的一部國產劇：乾淨流暢的敘事、豐滿的人物形象、紮實的表演，再加上精良的攝影和貼合氛圍的詭譎配樂，自然與長年霸佔屏幕、粗製濫造的「水劇」有雲泥之別，也因此在觀眾群裡獲得了代表品質的「中劇」之稱。
在《隱秘的角落》裡，張東升謀殺嶽父母的過程無意間被三個小孩的相機鏡頭捕捉，一起夏日的兇殺案巧合地跌進了孩童的暑假，也由此撞破了兒童內心的隱幽。原本簡單的報案舉證因為孩子們各自的心思與難言之隱逐漸走向複雜，引發了一連串的蝴蝶效應，導致了更多人的死亡與家庭破裂。隨著劇情的推進，小孩子縝密的謊言、幽暗的內心一次次打破成人與兒童世界間的界限，原本屬於成人的暴力與算計不斷從本應稚嫩、天真的一端湧現出來，挑戰著觀眾對兒童善惡的認知。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開始關注未成年人的越軌行為乃至犯罪問題，《隱秘的角落》也不例外。與原著小說《壞小孩》相比，劇本改編將小孩作惡的動機從單純的人性之「惡」替換為許多可以被解釋、理解和同情的不幸、無奈與善良願望，嘗試去挖掘小孩一步步走向「惡」的原因。在澎湃新聞刊發的一篇文章中，作者重木就將《隱秘的角落》看作「較為鬆散的非正規社會學調查」，研究「壞小孩」是如何煉成的。
文章指出，許多探案推理作品，例如日本的《告白》、丹麥的《狩獵》，都與《隱秘的角落》共享了一個相似的「壞小孩」故事模式，即看似天真無邪的小孩，實際上卻是各種恐怖意外與兇案的製造者。在故事嘗試探索或者解釋「兒童何以為惡」時，個體的家庭及校園經歷往往會被視作首要的線索。
劇中的三個「壞小孩」
《隱秘的角落》一開始，成績優異、乖順懂事的朱朝陽可以說是許多人心中標準的「好孩子」，就連他的孤僻也被看作拒絕參與作弊的正直清高所帶來的後果，因而更能使之契合於「好孩子」的形象。他頭兩次選擇不報警，一是為了幫助朋友，二是害怕失去本就不多的父愛，最初對張東升的威脅與欺騙，也是為了給普普的弟弟籌到30萬手術款，雖說少年城府，卻並無壞心。但在他的家庭時光中，觀眾卻能時時察覺到表面的溫馨與湊合下聳動著朱朝陽對每一個人的情緒暗流，這個看似乖巧的男孩隨時可能走向極端，而他的冷靜與高智商或許會助他釀成更可怕的慘劇。
《新京報·書評周刊》的文章《〈隱秘的角落〉大結局：小孩是怎麼一步步「變壞」的？》借用臨床心理學博士喬尼絲·韋布「情感忽視」的概念分析了導致朱朝陽「變壞」的家庭因素。不論是朱朝陽父親對兒子「給零花錢」式的關照，還是其母親在衣食住行方面細緻入微、甚至近乎獨斷專橫的照料，都極大地忽視了孩子的情感需求，而正是這部分父母沒有做的、忽視掉的需求對朱朝陽的成長產生了極大影響。朱朝陽的父親對其缺少持續的情感關注與互動，只偶爾以金錢作為打發，母親則是用事無巨細的條條框框將兒子圈在令人窒息的愛意之中，她在兒子面前悲情、自我犧牲的形象對朱朝陽形成了一種「情感勒索」，使得孩子不得不壓抑自己，來滿足這個「沉默的暴君」。
因而，在經歷了與母親的爭吵以及遭遇了父親的懷疑、責備與算計之後，長期壓抑的憤怒、委屈刺激朱朝陽走向了真正作惡的深淵，他幾次三番對警察撒謊，在原著中威脅張東升幫自己殺掉父親，冷靜地寫下滿紙謊言的日記以求自保。
麻將桌上的朱朝陽父子
如果說家庭的不幸是朱朝陽「變壞」的長期背景，與同齡人的危險相伴則是他「為惡」的直接誘因。對青少年來說，親密的同伴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孩子與同伴的相處幫助他們認知自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定下未來的生活道路。在學校裡缺少朋友的朱朝陽很快能與嚴良、普普走到一塊，正是出於對同伴關係的渴望，三人共同缺失的父愛，使得他們更容易與對方產生共情，「得到來自他人的確認，並在一定程度上被治癒。」
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嚴良頂著「問題少年」的標籤，他教朱朝陽罵髒話、打架，但他也和最初的朱朝陽一樣，善良正直，朱朝陽的「變壞」並非是簡單的「近墨者黑」，受了「壞孩子」的影響。正如《〈隱秘的角落〉大結局：小孩是怎麼一步步「變壞」的？》指出的那樣，三個孩子之間的同伴關係之所以危險，在於他們三人是彼此「唯一的朋友」，目睹犯罪的經歷又將他們捆綁為「命運共同體」，他們沒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因而逐漸迷失在這個失控的小團體中。
《三聯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進一步區分了「同夥」與「朋友」兩個概念：「作為同夥，一個孩子往往是放棄判斷的，自我邊界模糊；而作為朋友，他會更多地展現出個性魅力，逐漸發展出完整的自我。」我們可以看到，朱朝陽在與其他二人建立友誼的過程中，逐漸擺脫了自己多疑戒備的一面，展現出對他人的關心與慷慨，然而，當三人越來越成為「命運共同體」時，他們對事件的判斷失去了社會參照，因而愈發極端。可以想像，如果三個小孩能信任的不只是彼此，還有父母或其他朋友可以商討，事情或許就不會變得越來越糟。
迫使朱朝陽「變壞」的「情感忽視」，恰恰也根植於「壞小孩」故事模式揭露的認知弊病——社會主流對兒童的認識，局限於「原初、純潔、懵懂」的想像。重木注意到，「兒童」這一觀念的形成，摻雜著「強烈的進化論以及有機論」。在這種觀念中，兒童是未經社會「汙染」的自然之物，他們純真可愛，也因這份純真而不具備理解複雜世事與險惡人心的能力，成人與兒童的世界涇渭分明。故事的後半段，「黑化」的朱朝陽處心積慮地為惡，他是「壞小孩」模式對「兒童-成人」二元價值觀最直接、最刺激的挑戰，因其駭然，這種挑戰往往被看作反常的個例。然而，在故事的前半段，「壞小孩」模式對朱朝陽細膩隱忍的刻畫、對嚴良叛逆早熟的書寫以及對普普善解人意的描繪，都以一種更溫和但卻更令人心驚的方式探向了整個社會的隱秘角落，在那裡，兒童作為他者被想像與矮化，被給予混雜了傲慢與恐懼的愛意。
「對青少年來說，親密的同伴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孩子與同伴的相處幫助他們認知自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定向未來的生活道路。」
新冠疫情下的移民困境：人們只是為了「美好生活」移民嗎？
6月22日，川普政府以新冠疫情導致失業率攀升、保護美國人優先就業為由，宣布早前公布的綠卡暫停籤發政策將延長至今年年底，同時，H1B、J類、L類籤證也不予籤發，直至今年結束。
上述三類籤證主要面向科技公司僱員、企業高管和訪問學者籤發。該政策公布後，一些矽谷科技公司批評稱，此舉可能會損害美國科技產業的競爭力，並最終威脅本國人就業率，是一種相當「短視」的政策。新冠疫情為近年來本就高漲的民族主義添火加柴，許多公司、產業的生產研發計劃與個體的私人生活被無奈中止，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大遷徙似乎也被迫暫停。沒有人清楚被中斷的生活能否再繼續，未來是否有所謂的「重啟」。
更令人焦慮的是，與高端技術移民相比，大量處於底層的遷徙人口更迫切地需要流動性來維繫基本生活、保障人身安全。疫情期間，流動性缺失對這些人群造成的嚴重影響可以從女性移民者——這個「弱勢中的弱勢」——群體的遭遇上窺見一二。
與高端技術移民相比，大量處於底層的遷徙人口更迫切地需要流動性來維繫基本生活、保障人生安全。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牛津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項飆在給「澎湃·思想市場」文章《娜拉不能出走會怎樣：疫情、流動和家暴》寫作的按語中講到，疫情期間居家隔離措施預設了一個對許多女性家暴受害者而言並不奏效的「安全」概念：待在家裡，可能比出門更危險。項飆認為，魯迅對娜拉出走後「墮落或回來」的預言不再是某些國家女性的唯二選擇，但面臨家暴的女性移民者與流動人口離開家後，很可能由於政策和制度性的歧視失去身份以及福利保障，進而陷入長時間漂泊、貧困的狀態。儘管逃離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但身處不幸中的人卻急需出走，以避免更多的摧殘和危險。缺乏合法身份，或是通過婚姻關係取得合法身份的女性移民從家庭出走，失去合法身份後，面臨的可能是一種新的「回去」，即遣返回國——另一個許多人不得不離開的「家」。
大流行爆發後，社交媒體上不少有關移民、難民的言論正在不斷強化「外來者」作為社會穩定與公平威脅者的既有印象。這類仇外言論通常認為，外來者湧入本國，是為了追尋一種在原生條件中無法獲得的「高品質」生活，他們通過跨越邊界而一步登天，坐享本國人世世代代累積的財富，自然，他們也就在新冠的危急時刻佔用了本不屬於他們的醫療資源和社會福利。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系教授賈雷德·戴蒙德在其新書《劇變》中就將對高水準生活的嚮往、追求乃至「妒忌」視作移民的動機。他認為，當資源消耗水平較低的亞非拉人口渴望享受歐美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卻對本國發展「失去耐心，不願窮其一生等待政府兌現為國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承諾」 時，他們就會通過移民的方式湧入發達國家。
儘管戴蒙德承認，大部分移民的資源消耗水平不會立馬趕上發達國家的國民，但將他們的動機統一為「渴望享受」，似乎與大量底層移民、難民的狀況不符。據國際移民組織（IOM）《世界移民報告2018》顯示，基於2013年的數據，全球外來務工人員總數達1.5億人，佔全球國際移民人口總數的70%以上，而這些外來勞工主要從事的是服務業、建築業、製造業以及農業這些屬於低技術含量的職業。他們很難在發達國家得到戴蒙德所說的「享受」，其中還有不少人需要把所得收入的大半匯給留在本國的親人——菲律賓海外勞工的僑匯就佔據了整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10%。更不消說大量流離失所的難民，他們的遷徙流動正如家暴受害者的「出走」，是一種身不由己的選擇。
[美] 賈雷德· 戴蒙德 著 曾楚媛 譯中信出版集團 2020-4
戴蒙德將移民問題視作全球資源衰竭、分配不公的一部分，在他看來，「發展中國家有朝一日邁入發達行列」是嚴重超出地球負荷能力的幻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依靠發達國家降低自身耗能。然而，這樣的方案似乎沒有將巨大人口遷徙本身帶來的未知性考慮在內，仿佛移民只是一個問題症狀，沒有深刻的，或者說不可逆轉的影響。就像新冠時代裡許多粗暴的「反流動」政策，假公共衛生、國家民族利益之名以出身、地域定罪，用標籤壘起高牆，至於在多大程度上能保障哪些人的健康與經濟利益，頗值得懷疑。
德國自由記者馬克·恩格爾哈特在《難民革命》中對「難民危機」一詞的反思似乎更具批判性。在他看來，當人們在說「難民危機」時，假設了一個可以「恢復如常」的可能——只要難民一走，一切都可以回到從前。但所謂的「正常狀態」，只是人類在某一歷史階段內犧牲大多數人利益帶來的局部的曇花一現，這一點剛好與大衛·哈維等西方左翼思想家對疫情前「正常狀態」的反思相契合。
戴蒙德所代表的移民觀雖然在看到了國家與地區間的資源分配不公，但卻將複雜的社會現象簡化為個體「渴望成功人生」的敘事，忽略了移民群體的多元性。相反，恩格爾哈特從難民的角度出發，將「難民」一詞本身的定義從被政治迫害、戰火騷擾的人群拓展到因各種原因陷於貧窮、失去正常生活、缺乏前景的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在《人為何遷徙：難民移民並非災難而是本能》一文中介紹了普立茲獎得主索尼婭·薩哈更為激進的移民觀點。她認為，遷徙實際上是一種人類本能，它長期被政治、社會觀念妖魔化，一旦我們不再將移民視為恐怖的先兆，世界就會徹底改變。
人們選擇出走，當然是出於對「好生活」的渴望，但在貧富差異愈發拉大的今天，「好生活」與「個人成功」對大多說人來說太過奢侈，他們在顛沛流離中尋求的不過是「生活」而已，如果按照薩哈的構想，遷徙應當是人類的一項基本權利，更是社會規訓無法阻絕之事。簡單地限制流動性無法解決資源稀缺、分配不公、暴力等問題，疫情期間一些國家和地區應對外來人口——無論是外國人口，還是國內的流動人口——的措施曝露了根植於社會「常態」思維中的人們對外來者的恐懼和排斥，如果我們的社會能有更好的難民、移民政策，這些具體的做法中就很可能孕育了足以應對危機、進行可持續性發展的因素。
參考資料：
《〈隱秘的角落〉：一份非正規社會學調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76549
《〈隱秘的角落〉大結局：小孩是怎麼一步步「變壞」的？》
https://mp.weixin.qq.com/s/tBPQqVpFr5a9Cl0aXwh27w
《罪惡邊緣，那些結伴長大的「壞小孩」》
https://mp.weixin.qq.com/s/TIFy3lA_o3WwN7pnUnmRSg
《娜拉不能出走會怎樣：疫情、流動和家暴》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10197
《世界移民報告2018》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8_ch.pdf
《人為何遷徙：難民移民並非災難而是本能》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4991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