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錢學森的三條「準則」
雖然創口仍然隱隱作痛，2009年6月13日我踏上旅途，開始前往錢學森故鄉杭州的採訪……我一邊採訪，一邊寫作，很快進入了「角色」。
我與錢學森有過多次交往。1979年2月23日，錢學森出差來到上海，我應約到他所下榻的延安飯店。當時，我擔任電影《向宇宙進軍》的導演，拍攝的內容正是錢學森「管轄」的範圍。錢學森一身軍裝。進屋之後，摘掉軍帽，顯出開闊光亮的前額。他微笑著與我握手，眼角皺起了魚尾紋。一邊談話，我一邊作詳細的筆記。翌日，我根據他的談話整理出8000多字的記錄，並交打字員打字，向電影廠領導匯報。我一直保存著那份打字稿。
此後，在拍攝電影期間，跟錢學森有了許多接觸。《向宇宙進軍》分三集，每集半小時，總共一個半小時。其中第三集是《載人航天》，經錢學森批准，我率攝製組來到當時絕密的航天員訓練基地拍攝。
後來我當選中國科協委員，錢學森是中國科協副主席，在開會時跟他也有所接觸。
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學家彭加木在新疆羅布泊考察時失蹤，我奉命從上海趕往烏魯木齊。當我要求進入羅布泊時，卻因那裡是核基地而未能準行。我請新疆軍區致電國防科委，得到國防科委副主任錢學森的批准，我終於得以進入羅布泊……
在我寫作《錢學森畫傳》時，腦海中不時浮現錢學森的形象。
我確立了寫作《錢學森畫傳》的三條「準則」：
一是錢學森本人很少談及自己的身世和經歷，因此也就留下許多想像的空間，關於他的訛傳隨之流傳，其中不少是「真名人，假故事」。我在寫作《錢學森畫傳》時不得不擔負起「考證」史實的任務，期望本書能夠清除這些虛構、胡編的汙垢。
二是這本書以廣大年輕讀者為主要閱讀對象，讓「70後」、「80後」、「90後」們了解錢學森是怎麼走過來的，「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天是怎樣走過來的，我們的共和國是怎麼走過來的。
三是雖然「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天涉及種種艱深的科學原理，這本書卻力求用明白而流暢的語言使每一個讀者都能讀懂。我希望能夠寫出一個平實可信的錢學森，堅持用事實說話。即使是對於錢學森的種種爭議，也儘量用中肯、如實的文字向讀者說清楚、道明白內中的來龍去脈，但不作「裁判」。
此外，書中沒有「火箭之父」、「飛彈之父」之類頌揚性的稱謂，錢學森本人也不喜歡對他的不實讚美。「知識就是力量」和「愛國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是貫穿全書的主旋律。
錢學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國的「兩彈一星」發展史。這本書主要當然是寫錢學森的生平，但是也寫以錢學森為主「兩彈一星」群體。正如錢學森本人再三強調的，「兩彈一星」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我在著力刻畫錢學森的形象的同時，也旁及「兩彈一星」的統帥聶榮臻元帥、懇請錢學森「出山」的陳賡大將、錢學森的摯友郭永懷、錢學森手下三員「大將」——任新民、孫家棟和王永志……此外，還注意勾畫與錢學森人生道路有著密切關聯的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其父親錢均夫、導師馮·卡門、夫人蔣英、堂弟錢學榘等。我還注意勾畫美國海軍次長丹·金波爾、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裡奇、錢學森好友弗蘭克·E·馬勃各自的鮮明個性。這樣的眾星拱月式的表述方式，會有助於讀者對於錢學森傳奇人生的更深理解。
2009年9月2日，我來到北京，錢永剛前來賓館看我，把數百張錢學森照片從手提電腦中當場拷貝到我的U盤裡，這樣解決了《錢學森畫傳》的「畫」的問題。
《走近錢學森》受到廣泛關注
我做事快手快腳。我啟動《錢學森畫傳》的寫作，實際上是在2009年6月，以3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錢學森畫傳》。我鬆了一口氣，總算兌現了對錢永剛的承諾。2009年10月13日我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籤訂《錢學森畫傳》出版合同，並把《錢學森畫傳》電子文本交給責任編輯劉佩英。
《錢學森畫傳》這書名，由於帶一個「傳」字，出版社以為要改一下。於是，一度改為《中國首席科學家——錢學森》，錢永剛以為「首席」兩字會招來別的科學家的議論，不妥。我決定把書名改為《走近錢學森》，因為本書的主要讀者定位為年輕人，這本書是讓年輕讀者「走近錢學森」。
2009年10月31日中午，我接到北京朋友電話，告知錢學森去世。我起初將信將疑，因為此前曾經幾度傳出錢學森去世的假消息，所以趕緊上網查找，看到新華社發的消息，相信了。馬上致電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劉佩英、韓社長。他們正在廈門出席大學出版社圖書訂貨會，知道這一消息，表示立即抓緊出版《走近錢學森》。我趕寫了《萬眾送別科學巨星》一節，記述錢學森的去世，補入《走近錢學森》。在錢學森去世不到一個月，2009年11月30日，42萬字的《走近錢學森》就印出來了。
《走近錢學森》的出版，正好趕上錢學森去世這個關鍵點上，所以中央電視臺在一頻道的新聞聯播以及四頻道的中國新聞中都播出《走近錢學森》首發式的新聞，在當時造成很大的轟動效應。
不過，對於《走近錢學森》一書我並不滿意。在《走近錢學森》的後記以及首發式上，我都表示將做更深入的採訪，以寫出一部更有分量的錢學森傳記，即《錢學森全傳》。
在北京進行密集性採訪
錢永剛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一直惦記著我所說的「一部有分量的錢學森傳記」的寫作。
2010年3月20日，劉佩英來我家，商談《錢學森全傳》出版事宜。她告知，出版社希望在錢學森去世一周年之際出版。考慮到總裝備部在組織寫一部「官方版」的《錢學森傳》，我這本《錢學森全傳》只得改名為《錢學森》。
雖然劉佩英沒有明說，我猜測錢永剛最近會來上海，她是來打前站的。
果然，2010年3月25日傍晚，劉佩英駕車來接我和妻前往上海餘慶路逸雅軒，錢永剛和張天蔚在那裡等我。我送錢永剛及劉佩英各一冊香港版《解密錢學森》。那個夜晚，談定了《錢學森》的寫作計劃，初步決定5月上旬我去北京採訪，還細談了錢學森的「萬斤畝」問題。
2010年4月27日，我剛剛從四川成都結束全國圖書博覽會的活動回到上海，便收到錢永剛的電子郵件，非常詳細地開列了在北京需要做補充採訪的名單以及聯繫方式。錢永剛做事，像他父親那樣認真、細緻，看了那張採訪名單，我一目了然。
2010年5月11日，我與妻從上海飛往北京，進行了密集性的採訪。除了錢永剛開列的採訪名單上的人物之外，我還補充採訪了錢月華、柳鳴、任新民等多位與錢學森關係密切的人。使我特別感動的是，90歲的錢月華、91歲的李佩、93歲的李銳、95歲的任新民等眾多耄耋之年的與錢學森相關的人士均接受了我的採訪。
這次在北京採訪，每日早出晚歸，北至昌平，西至玉泉路，東至三裡屯，南至廣渠門。差不多我和妻每天總是最早進入自助餐廳吃早餐，然後像上班族一樣出發，踏上一天的採訪之路。中午在採訪地點附近找個飯店吃飯，然後繼續下午的行程。在我年輕的時候，經常在北京做這樣密集性、大工作量的採訪。對於已經進入「古稀」之年而且開了大刀的我來說，如此高負荷的採訪則顯得艱辛。我一邊採訪，一邊筆記，用光一本厚厚的採訪筆記本，又臨時買了一本新的筆記本。每天晚上，我要整理筆記，把採訪錄音（為了防止意外，我用兩臺數碼錄音機同時錄音）輸入筆記本電腦。差不多每天晚上要與錢永剛通一次電話，告知採訪情況，請教相關問題。另外，要與翌日的採訪對象通話，落實採訪地點和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