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循著往年的足跡繼續發展。值得重視的是,近幾年來研究課題細瑣化的現象不僅在理論上受到質疑,而且在實際研究中,對宏觀問題和重大問題的關注程度有所提高,並對有些以前有較多認同的傳統觀點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一、史學理論
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近幾年來史學理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2007年10月9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研討會上,一些學者就如何以唯物史觀評價歷史,並使之符合歷史本身的邏輯,提出了思考。豐子義認為,從大的方面來看,歷史評價的尺度有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兩種。前者,主要著眼於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能否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水平的提高作為評價標尺,屬於客體尺度;後者,主要著眼於歷史發展對人的存在和發展的意義,以一定的道德準則和主體性原則作為評價標尺,亦即道德尺度,屬於主體尺度。這兩種尺度,就歷史發展長過程和總的趨勢而言,是一致的;就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和特定問題來說,又可能存在某種不一致,甚或相反;在兩者發生衝突時,歷史評價是首要的,價值評價則是第二位的。陳學明認為,唯物史觀在認識、看待歷史時,充分注意到兩個環節:事實的歷史性與事實的整體性。以此觀察歷史,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人類是否還需要理想的問題,即人類是否需要從歷史事實的整體出發,為自己的行動設立一種奮鬥目標。唯物史觀在面向歷史的時候,把過去所有歷史事件和歷史總體聯繫在一起,把當前塑造的一切和歷史總體聯繫在一起,這充分彰顯理想和目標的現實意義。①2007年10月29日在廈門大學召開的第14屆全國史學理論研討會上,吳英對唯物史觀的基本概念作了新的解讀,認為生產力和勞動分工的演化牽動生產關係整體發生變革,而社會經濟結構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決定著這種變革實現的遲速,由此推動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一級的演進。②
*本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動態課題組」集體完成,趙慶雲、任智勇、趙利棟、榮維木、黃道炫、陳開科、吳敏超、閔傑、宋廣波、左玉河等提供初稿,步平、王建朗、徐秀麗、虞和平討論,由虞和平執筆統稿。
①王廣:《哲學與史學的對話——「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全國學術研討會述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②韓宇、李莉:《第14屆全國史學理論研討會綜述》,《史學理論研究》2008年第2期。
對於唯物史觀如何發展的問題,王和認為,從方法論上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最本質處在於,它是一種實事求是地解釋人類發展過程的歷史觀。唯物史觀在中國影響的減弱,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信仰唯物史觀的學者在如何發展唯物史觀,使唯物史觀與時俱進這一方面做得不夠。所以,能夠使唯物史觀重振雄風的唯一途徑,就是腳踏實地、切切實實地多出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而不是進行空洞的理論說教。唯物史觀絕不可能主要依靠「批判唯心史觀的影響」來實現振興,把「批判唯心史觀」作為提升唯物史觀地位的猛藥良方,從主觀意願講僅為一廂情願,從客觀效果看實為南轅北轍。①
對於中國近代史領域存在的研究模式之爭,張海鵬多次提出過看法, 2008年又提出:所謂革命史觀、現代化史觀,都不是指導歷史研究的正確的史觀。按照唯物史觀考察近代中國歷史,反帝反封建是主題,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真正的主線,現代化進程雖然在緩慢地進行,卻從來沒有居於主導地位。但如果認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只有革命和改革也並非完全的認識,還有現代化進程的萌發,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已經傳入,無產階級政黨已經組成,現代化學說裡主張的現代性的增長、傳統社會因素的剝落亦正在發生。但是現代化進程沒有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②
對於近年來近代史研究領域日益從宏觀和上層轉向微觀和基層的趨向,胡成認為,這種敘述轉向,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受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產物,對20世紀初興起的現代性史學形成了挑戰,並產生某些歧異,但並非水火不容。這種敘述轉向重返以往「見之於行事」的敘事原則,同時並不摒棄理論的援借和參照,方可提升「見之於行事」的歷史洞察力和貫穿力;在容納「社會記憶」、「集體記憶」乃至「個人記憶」的同時,應看到職業和專業化的「歷史記憶」具有更多客觀成分、更多反思,更具超越時代和地域的視野和胸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但是,亦須注意歷史研究碎片化,可能導致新一輪的重此輕彼,乃至新的遮蔽和化約。③羅志田也認為,適度提倡面向基層的史學,可以大大拓寬我們的視野,補前人研究之不足。但若矯枉過正,整個史學界都來從事基層研究,亦非正途。西方學界的「中國中心」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針對性和涵義,中國學者不可隨之起舞,而陷入一種認識誤區。在近代中國的各種變化中,處處可見外來的影響,如果淡化外來的「衝擊」,則呈現的可能是一個虛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國」。因此,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中,還須參考19世紀以來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認識近代中國很多前所未有的變化。④桑兵從史料利用的角度談論了這一問題,認為近代史料浩繁,易得而難求其全,甚至難以把握邊際,於是不少學者著力縮小研究範圍,作極細小的專題研究,導致本屬綜合性的歷史研究日益支離破碎。要想解決這一難題,唯有各界合作,大規模出版各類文獻資料,讓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處於大體平等的資料條件基礎之上,從而改善和提升近代史研究的格局和水準。⑤對於近代中國城市文化史研究,馬敏認為,要加強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活力,首先需要拓寬研究視野,改革研究的方法和敘事的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時常不為人注意的細節之處和細微之處。可以嘗試將「感覺史」概念引入城市文化史研究,循此思路,近代以來的遊行史與展覽史,值得好好研究。⑥ ①王和:《再論歷史規律——兼談唯物史觀的發展問題》,《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關於發展唯物史觀的幾點思考》, 2008年4月28日《北京日報》;《實事求是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以「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為中心的探討》,《史學月刊》2008年第11期。 ②張海鵬:《近年來中國近代史若干問題的討論》,《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8年第6期。 ③胡成:《敘述轉向與新舊之間的整合——新世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面臨的一個問題》,《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④羅志田:《近三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變與不變——幾點不系統的反思》,《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6期。 ⑤桑兵:《晚近史的史料邊際與史學的整體性——兼論相關史料的編輯出版》,《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⑥馬敏:《讓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史學月刊》2008年第5期。
二、晚清政治史
在鴉片戰爭研究方面,王開璽考察了耆英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談判過程中的行為和事後反思,認為他是中國外交從傳統到近代轉變時期的封建官員,無論是其夷務思想還是辦理夷務的實踐,都帶有明顯的愚昧成分和舊的痕跡,既不能因此而寬宥其所犯錯誤,也不能以今人的標準去苛求他。①郭鐵樁初步考察了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對大連地區的侵略和騷擾,認為其目的在於解決英軍的給養、集結、修整等一系列戰前的準備工作,而清政府則基本採取妥協和羈縻政策。②
在太平天國研究方面,長期以來多注重軍政人物方面,朱從兵和張蕾則以官至天官正丞相的文書曾水源為線索,考察了太平軍中掌握知識的文書人員的命運。作者認為,這些文書人員由於在工作中與諸王關係密切而一度得到重用;又由於他們捲入到了太平天國高層的政治鬥爭而走向被消滅的道路。透過他們的命運,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平天國前期領導人之間在皇權主義思想的支配下權力鬥爭的複雜性,可以深刻地理解太平天國起義失敗的歷史必然性。③
對於太平天國時期的小刀會起義,吳善中、韓榮鈞對朱從兵2005年發表的《劉麗川上洪秀全奏摺時間考》進行再討論,認為朱文所說的吳健彰「針對不同的對象選擇不同的發布策略、故意隱匿原件」造成「版本內容的差異」的推測是缺乏事實根據的,並認為劉麗川之所以沒有在奏件中寫明時間是因為不知道太平天國曆法。④朱從兵在本年度又寫了一篇關於小刀會的文章,認為劉麗川「沾染有遊民和商人的習性,趨利避害是其本性,並無他自己所說的建立功名的大志」。在初期的勝利之後,他沒有足夠的魄力和能力領導全局,搖擺不定,幻想在列強的調停和與清軍的議和中尋找出路。⑤
關於太平天國起義是否利用「邪教」的問題,陳蘊茜用自己定義的「邪教」來批駁有關的討論,認為太平天國上帝教不具備邪教的本質與特徵。而史式則承認,初期的太平天國和很多農民起義一樣是利用了邪教進行起事,但不能將二者等同,太平天國應該被稱為「一場流產的革命,一場失敗了的起義,一個不應該長期延續卻可悲地一直延續到覆亡的邪教集團」⑥。
在戊戌維新研究方面,由於2008年是戊戌變法110周年,發表的文章較多,尤以考證性文章為多。孔祥吉與村田雄二郎利用日本所藏的資料對《詭謀直紀》進行了再一次辨偽考證,認為此材料雖經畢永年親自審定,但並非是親筆所寫,而且背後也有來自駐華領事小田切結好清政府、張之洞,驅逐康梁等人的外交動機。因此,畢永年的立場是不客觀的,在利用時要認真考求,「不可一概視為信史」⑦。孔祥吉還另發文章,論證了康有為代御史王鵬運、楊深秀、陳其璋等人草擬的七個重要條陳,認為康有為如此大規模地通過為他人草擬奏疏以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是「一大發明」。
①王開璽:《略論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耆英的制夷思想與實踐》,《社會科學輯刊》2008年第1期。
②郭鐵樁:《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對大連的侵略與騷擾》,《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31卷(2008年)第2期。
③朱從兵、張蕾:《太平天國前期高層文書人員的命運》,《史學月刊》2008年第8期。
④吳善中、韓榮鈞:《〈劉麗川上天王奏〉考》,《揚州大學學報》第12卷(2008年)第3期。
⑤朱從兵:《一個真正的劉麗川》,《玉林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2008年)第6期。
⑥陳蘊茜:《太平天國的上帝教是邪教嗎?》,《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38卷(2008年)第1期;史式:《恢復太平天國本來面目》,《文史天地》2008年第1期。
⑦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對畢永年〈詭謀直紀〉疑點的考察——兼論小田切與張之洞之關係及其進呈〈詭謀直紀〉的動機》,《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梳理康氏草擬的這些奏疏,也有助於理解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開始之前他的思想變化和實際活動。①茅海建通過對張元濟回憶錄的考察,確定其準確性不如當時致友人的兩封信件,並認為當時的清政府中存在著光緒帝的改革意旨和整個政治高層的因循拖沓乃至暗中對抗的矛盾。②謝俊美通過考證,認為翁同龢是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職的,而不是光緒帝,背後則與他引起慈禧的憎惡和榮祿、剛毅做手腳有關。③
關於戊戌變法前後新舊人士之間的衝突問題,江中孝選擇被認為新舊衝突最激烈的湖南為例,通過對所謂守舊人士的考察,提出:我們現在所謂的守舊人士應該分成兩種,諸如王先謙等人其實是贊同引入西學的漸進改革者,真正頑固反對西方所有一切的只是譚鍾麟等少數「真守舊」者。王先謙之類並不是反對引進西學,而是出於對康梁的反感,真正反對西學的人並不多。作者認為,除了「真守舊」之外,趨新官僚內部確實存在著改革的激進派和漸進派,而戊戌維新的失敗與趨新派內部的矛盾衝突和糾纏內耗有很大的關係。④
在日本與維新人士的關係方面,王明偉注意到以往未曾涉及的奉行國粹主義、主張建立「以中日聯盟為核心的亞細亞主義」的日本人士陸羯南。文章梳理了陸羯南與康梁等人的思想、行為和交往,為學界揭示了何以在戊戌變法時,康梁等人贊同中日聯盟的原因。⑤
在清末新政研究方面,涉及較多的是政府機構改革問題。法國學者陸康(Luga Gabbiani)通過考察民政部1906年的制度設計和1910年低層人員之間的交惡,以及在全國範圍內的內部考試,認為官制改革改變了書吏的尷尬地位,同時官僚仕途依舊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最終是國家機關的擴展和行政管理職位的擴大。⑥王奎分析了商部向農工商部轉化的過程,認為雖然有了機構專業化、管理近代化等優點,但同時也出現了官員人數膨脹、地位下降和經費困難等問題。⑦徐保安考察了課吏館和法政學堂仕學科等機構,認為這類機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課程設計、學習考核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但也由於過於求成、忽視在職官員,尤其是督撫大員以及自身的封建統治,使得「開官智」的目的沒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⑧
對於預備立憲的研究,彭劍通過解讀清政府立憲九年清單,認為傳統的認識存在誤區,這份清單並沒有給出確切的開國會年限。⑨隨即有餘元啟和侯宜傑分別撰文,從字句的解讀和側面材料的引證反駁了彭劍的結論。○10
①孔祥吉:《甲午戰爭後康有為變法條陳述考》,《福建論壇》2008年第5期。
②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召見張元濟》,《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5期。
③謝俊美:《翁同龢開缺革職原因考》,《江海學刊》2008年第3期。
④江中孝:《戊戌維新時期湖南新舊衝突探析》,《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⑤王明偉:《陸羯南與戊戌變法》,《史學集刊》2008年第3期。
⑥陸康(LugaGabbiani):《「流氓的補償」:新政改革與中央低層行政人員地位的轉變》,《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⑦王奎:《清末機構改革中的進步與悖論:以商部為例》,《求索》2008年第10期。
⑧徐保安:《清末地方官員學堂教育述論——以課吏館和法政學堂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⑨彭劍:《清季預備立憲九年清單並未宣布開國會年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0餘元啟:《清季預備立憲九年清單沒有宣布開國會年限嗎?——與彭劍博士商榷》;侯宜傑:《清廷宣布了召開國會年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三、民國政治史
關於抗戰後期國共關係問題,仍受到研究者重視。鄧野撰文認為,皖南事變發生之後,國民黨內產生了另編新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與中共全面破裂、緩和國共矛盾的四派意見。蔣介石採納了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意見。國共在尖銳對立的同時,又都為避免全面破裂設置了各自的限制,避免新四軍牽扯八路軍。在事態得到控制之後,國共以二屆一次參政會為籌碼,圍繞皖南事變政治了結的條件進行較量。第三方面以調解國共糾紛為契機,提出了自己獨立的條件。蔣介石則運用現實利益的槓桿作用,滿足了第三方面的條件從而將其吸引過來。結果,中共通過拒絕出席參政會,將皖南事變的政治性質暴露出來,而蔣則通過吸引第三方面使參政會全票否決中共條件,雙方互有勝負。兩黨關係轉入「拖」的局面。①對於蔣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鄧野另文指出,從政治背景來看,蔣在此時出版此書,是利用國民黨從形式上完成中國廢除半殖民地地位的政治宣傳。其核心在於,將一個本來是中國與英美之間的民族平等問題,轉換為國共之間的政治選擇問題。圍繞「中國之命運」這道命題,中國產生了兩個排斥性的選擇,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但這種排斥性的選擇提出於國共合作的框架之內,意味著國共在繼續保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又進一步澄清了彼此的階級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中國之命運」,實際上就是國共合作之命運。此書的出版及其政治後果集中表現為這樣一個問題:它以著書立說的方式,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前途,完成了理論意義上的埋葬。②
關於國民黨的戰後執政危機及其最後敗退問題,汪朝光有兩篇文章進行探討。一是通過對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研究指出, 1946年3月召開的這次會議,國民黨內對為社會各界所詬病的「官僚資本」問題有激烈的討論和爭執,表現出國民黨對其統治危機的深重擔憂。但是,國民黨言大於行的統治惰性與慣性,使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成為影響其統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並由此展示了腐敗與政治的關係。二是通過對1947年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的研究,探討了國民黨面臨嚴重統治危機下的應對之策,指出國民黨黨內在會議期間有激烈爭論,其各項內外政策及決策體制受到不少與會者的尖銳批評,但由於國民黨多年壟斷執政權力的定勢,已經使其失去了創新精神,加以蔣介石利用他在國民黨內的獨斷權力,大體控制了六屆三中全會的總體進程及其決策,會議未能根本解決國民黨面對的種種問題。③
關於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與人事糾紛問題,近年來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金以林以汪精衛為線索,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寧粵對峙期間,汪精衛與蔣介石、胡漢民等人關係的數次戲劇性轉變,認為:從汪精衛的這些轉變中不難發現,導致國民黨派系之爭的真正原因並非黨內領袖間不同的政治態度。無論是汪精衛,還是蔣介石、胡漢民等國民黨派系,彼此之間的政爭焦點,更多的是集中於黨的權力之爭。④桑兵通過考察1948年中山大學的易長風波,指出抗戰期間國民黨過於將大學作為政治地盤或勢力範圍,與大學本身應有的獨立性發生尖銳矛盾,由此導致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知識界聲名惡化,又由大學的輻射力使之迅速擴張。同時,國民黨在大學內部的派系衝突,造成國民黨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內師生對國民黨日益離心離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會的連鎖反應,成為國民黨失去大學乃至整個政權的重要原因。⑤
①鄧野:《皖南事變之後國共兩黨的政治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②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③汪朝光:《關於「官僚資本」的爭論和國民黨的執政危機——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之三》,《民國檔案》2008年第1期;《危機中的因應——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④金以林:《汪精衛與國民黨的派系糾葛——以寧粵對峙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⑤桑兵:《1948年中山大學易長風波與國民黨的派系之爭》,《學術研究》2008年第1期。
張皓則通過考察1947年國民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指出這一憲法的出臺是蔣介石集團內部權力鬥爭演變的結果,國民黨內部的CC系以立法院為基地挑戰蔣介石的權威,表面上首屆行憲立法院「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民黨勢力」,但事實上,在773名立法委員中,約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卻是在CC系控制之下。①
關於民國政治制度問題,近年來較多關注制度背後的權力與權謀,本年仍有所深入。魯衛東通過對北洋時期文官考試的參加人數、錄取比率、分發情況以及任用等問題的探索,指出北洋政府時期文官考試制度設計與實際運行之間的嚴重背離,考試出身人員取而不用,通過地緣、學緣、血緣等非制度化的私人關係做官則比比皆是。②王奇生通過對1924—1927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簡稱「中政會」)的考察,指出在短暫的兩三年間,中政會的名稱、性質、人事、組織與職能變動不居,實際上已成為黨內精英角逐和國共黨際鬥爭的矛盾焦點,也是北伐前後南方革命政權紛爭劇變的一個縮影。其運作雖然都在黨章、黨紀、黨權、黨治、黨統等旗幟和名義下進行,但實際上一切又以實力較量和權力權謀為依歸。作者還指出,從中政會的這些演變中,不難看出傳統「帝治」向現代「黨治」的轉型,變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變的,則可能延續在中國數千年的深層政治文化之中。③陳瑞雲則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會議在國民黨中央體制的地位,認為中政會始終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的重要政治機構,即使地位達到訓政最高指導機關、政治最高指導機關,仍應對中執會負責,中執會閉會期間對中常會負責,而不是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或黨政最高機關。④江沛考察了1924—1928年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制度,指出國民革命軍早期實施的政工制度仿自蘇俄紅軍,是國民黨「以黨治軍」理念的具體表徵。隨著國共間的猜忌,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因「清黨」運動而產生重大變異,黨代表制廢除,政治訓練部地位下降,軍隊黨部更是形同虛設,理念及制度上的「黨在軍上」演變為實際運作中「以軍治黨」。⑤
關於地方政府和基層政權研究,有幾篇文章值得關注。嚴海建通過考察北平當局內部中央系與非中央系對1946—1948年學潮處置的歧異,指出這種歧異背後是中央與地方驅使動機、所依持與憑籍的資源之不同,其結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嚴重的政治災難,相反像李宗仁、傅作義等這樣的非中央系反而藉助學潮的處理收穫相應的權勢資本。⑥黃天華以1932年爆發的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之戰為中心,考察了戰爭期間國民黨、共產黨和地方軍閥等幾方勢力的糾纏互動,認為南京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國家統一」運動,不僅受到地方主義的抗拒,也受到中共的強烈挑戰,特別是當地方政爭與蘇維埃根據地發展同時發生之時,南京政府必須站在「中央」的高度,盡力協調地方各派勢力,以和中共勢力競爭,不然地方勢力的捭闔和民心的轉向將使其走上被再「革命」的命運。⑦
①張皓:《蔣介石與CC系在〈中華民國憲法〉下的權力之爭》,《歷史檔案》2008年第2期。
②魯衛東:《制度設計與實踐的背離——北洋政府時期的文官考試初探》,《安徽史學》2008年第1期。
③王奇生:《中政會與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輪替(1924—1927)》,《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④陳瑞雲:《關於中政會在國民黨中央體制中地位的探討》,《史學月刊》2008年第4期。
⑤江沛:《中國國民黨早期軍隊政治制度的演變, 1924—1928》,《安徽史學》2008年第4期。
⑥嚴海建:《1946—1948年的北平學潮: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處置的歧異》,《民國檔案》2008年第1期。
⑦黃天華:《國家統一與地方政爭:以四川「二劉大戰」為考察中心》,《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王先明以兩湖地區為中心考察了20世紀中國鄉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復興保甲來推進自治這一迴旋的歷史過程,認為保甲制的「復興」集中表達了國民政府試圖將行政體系直接順保甲制進入到村莊,使村落成為最基層的行政單位,但其對鄉村社會控制的效能卻不能如願。其中表現的近代鄉村體制的多變性和反覆性,是在中國傳統體制文化資源和西方現代體制文化資源雙重作用下,不同權力主體不斷尋求最適宜自身需求的歷史實踐的結果;同時也揭示出權力機制建構的實質在於權力主體利益的適度分域和規範界定,而不只是單純的制度依賴。①魏本權、陳益元和楊煥鵬分別以華北地區、湖南醴陵縣和浙江省為例,考察了國民黨政權為加強鄉村控制而建立起的區鄉政權,指出這種介於縣與村之間的區鄉機構,與鄉村社會結構相疏離,制度與實踐相脫節。②曹天忠考察了民國新縣制中政教合一的演進過程,指出其中的焦點是以鄉鎮保長為主體、以校長為兼職,還是以校長為主體、以鄉鎮保長為兼職的人事衝突。這在主觀上與政教兩界,包括掌控教育、內政兩部的CC派與新政學系利益博弈相關,客觀上則受經濟水平以及社會綜合與分工矛盾的制約,不宜簡單以加強思想統制進行否定。③
四、抗日戰爭史
在日本侵華研究方面,關於日本侵華政策的實施與推動,一般是以內閣、政府、軍部為研究視角,而以下兩篇文章則採用了另外的視角。一是戚其章針對以往有的研究比較肯定日本早期有興亞主義的觀點,通過分析興亞主義思潮興起與發展的過程,指出興亞主義思潮中包括宗教啟蒙派、文化復興派、自主聯盟派、大陸政策派和合縱連橫派等。雖然其中不乏傾向革命的派別人物如宮崎滔天等,但起主導作用並對中日關係發生重大影響的是大陸政策派和合縱連橫派,他們的觀點並非要建立亞洲各國的互惠互利,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大力推動興亞主義的興亞會,它並非如一些人所言是「民間組織」或者「民間對華友好組織」,而是日本外務省直接掌控和主導,並有軍方參與運作的一個情報機關。二是史桂芳、王柯分析了日本知識分子對戰爭的態度及其與日本政府侵略政策的關係,認為從「九·一八」事變到戰爭結束,日本知識分子普遍十分關注國內外形勢,主動研討國家對策,為政府充當參謀。如昭和研究會就力圖對日本政府施加影響,在近衛組閣、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實行國內新體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確有左翼人士參加其中,並對日本的武力徵服政策提出過批評,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對戰爭的認識不可能像中國人那樣深刻。他們與昭和研究會的關係比較複雜,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④
關於日本的具體侵略擴張政策,有兩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針對以往關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緣由的研究中,多以日美雙方的直接矛盾以及日本的既定政策為視角,鹿錫俊通過查閱大量的日本原始檔案,進一步驗證了中國問題與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內在聯繫。⑤二是臧運祜考察了日本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及其侵華政策的變化過程。作者認為,日本在事變期間,最初採取「延續並促進」的方針,企圖趁機繼續實施以往的對華政策;在明確事變情況後,被迫採取靜觀待變的態度,卻又堅決幹預中國的「容共」問題;事變的和平解決,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認識中國,日本政局也出現了大動蕩,並修改其侵華政策,最終在七七事變後走上了全面侵華道路。⑥
①王先明:《從自治到保甲:鄉制重構中的歷史回歸問題——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湖鄉村社會為範圍》,《史學月刊》2008年第2期。
②魏本權:《基層政制與鄉村社會結構的錯離:以近代華北區制的變動為中心》,《中國農史》2008年第2期;楊煥鵬:《論民國時期基層鄉鎮公務人員制度——以杭嘉湖地區為中心》,《南京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陳益元:《民國時期國民黨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制度與實踐的脫節——以湖南醴陵縣為中心的考察》,《中國農史》2008年第1期。
③曹天忠:《新縣制「政教合一」的演進和背景》,《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④戚其章:《近代日本的興亞主義思潮與興亞會》;史桂芳、王柯:《從昭和研究會看戰爭中的日本知識分子》,均載《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2期。
⑤鹿錫俊:《中國問題與日本1941年的開戰決策——以日方檔案為依據的再確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⑥臧運祜:《西安事變與日本的對華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在中國抗戰研究方面,關於戰時人力動員、兵役制度以及軍人優撫問題的研究值得注意。江紅英考察了戰時國民政府在制定兵役實施政策、保障軍需後勤、建設後方工業的過程中,如何平衡全國人力資源的問題,涉及了一般人力、技術員工和工資的管制,以及國民義務勞動等。這些舉措「為堅持持久抗戰,最後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客觀形勢的變化,其效果則越來越差,最終與國民政府的預期相去甚遠。」張燕平考證了戰時國民政府兵役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情況,指出國民政府採用了招募志願兵和徵集義務兵兩種方式,尤其抗戰中後期,主要採取義務兵役制。這一兵役制度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現了諸多嚴重的弊端。莫子剛考察了貴州兵役制度的實施,以比較具體的個案事例,詮釋了戰時國民政府兵役制度實施的利弊。①李翔考證了國民政府戰時撫恤機構成立與運行的歷史過程,認為政府撫恤激勵了官兵和民眾的抗戰鬥志,也使撫恤觀念發生轉變,帶動了積極撫恤業務的開展,為抗戰的堅持和勝利做出了一定貢獻。但是,到抗戰後期,撫恤運行的不良徵兆開始顯現,顯示了國民政府的政權運作出現了嚴重問題。②宿志剛考證了陝甘寧對軍人的優撫工作,內容涉及邊區政府抗日軍人安置政策的制定及其演變,政策實施的具體過程。③
在戰時社會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關注。一是張同樂以1940年華北蝗災為背景,敘述和對比了晉冀魯豫、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與淪陷區對應蝗災的情況,認為:不同政權控制區的治蝗與社會動員方式上的不同,導致不同的效果;蝗災監控與治理檢驗中不同政府的管理狀況,一定意義上折射出民心的向背和政權興衰。抗日根據地大規模的群眾性治蝗運動,預示著中國救災體制正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二是胡惠芳在考察抗日根據地救災措施的同時,還考察了諸如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等長遠的救災方式。④三是李在全、遊海華考察了抗戰時期平教會在湖南、四川等地開展的鄉村建設活動,並審視了這些活動如何與地方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產生互動與影響,並探討了抗戰時期民間團體與政府的互動關係。⑤
在戰爭遺留問題研究方面,關於戰後審判問題,張生、翟意安利用最新收集的史料,敘述和分析了東京審判中南京大屠殺案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的質證,並指出:早在東京審判之時,松井石根等被告和很多日籍證人已經就南京大屠殺做了偽證。但通過質證,松井與南京大屠殺關係十分明確。從法庭的判決可以看出,辯護方和起訴方的相互質證,對結果形成了重要影響。而法庭對於起訴方對松井石根多項指控的否決,以及武藤章在南京大屠殺案中被判無罪,說明法庭充分吸取了辯護方的意見。⑥關於戰爭財產損失的統計問題,袁成毅針對以往相關研究中的多種說法,在疏理相關研究學術史的基礎上,分析了戰爭損失調查和損失價值計算中存在的問題,並進而提出:此項研究應進一步挖掘史料,一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有關戰爭損失的調研材料;二是戰爭期間有關機構所做的調研資料;三是整合大陸與臺灣相關檔案;四是地方史志部門的史料。 ①江紅英:《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人力管制》;張燕平:《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兵員動員述評》;莫子剛:《抗戰時期貴州役政之初探》,均載《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4期。 ②李翔:《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撫恤機構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1期。 ③宿志剛:《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退伍軍人安置問題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4期。 ④張同樂:《1940年代前期的華北蝗災與社會動員——以晉冀魯豫、晉察冀邊區與淪陷區為例》;胡惠芳:《抗日戰爭時期蘇皖邊區的救災渡荒工作》,均載《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1期。 ⑤李在全、遊海華:《抗日戰爭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以平教會為中心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3期。 ⑥張生、翟意安:《東京審判南京大屠殺案的辯護——以控、辯雙方質證為中心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4期。
此外,還應注意調查與統計的歷史延續性,並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關於戰爭賠償問題,高凡夫提出,「區別論」(即把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人民區別開來)和「人民外交路線」是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戰爭賠償要求的友好因素,其結果在客觀上促進了中日友好,然而,區別論過於理想化、簡單化和片面化,不利於日本民眾認清自己應負的戰爭責任、反省戰爭罪責;也給當前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帶來一定困難,但不具有必然聯繫。①
五、近代中外關係史
在民國外交史的綜合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王建朗分析了抗戰後期國民政府的主動外交行為,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中國便開始考慮自身在戰後的地位問題,對於建立新的國際組織,確保四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優勢地位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對於亞洲地區事務,中國積極幹預,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國民政府的戰後對日處置計劃,力圖從長遠考慮,兼顧歷史與現實狀況。抗戰時期的中國外交,既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夠圓滿之處。王建朗還以蔣介石日記的相關敘述為中心,試圖比較抗戰後期英美對華政策的差異及國民政府對英美外交政策的差異。這一時期,儘管中國與英美成為共同作戰的盟國,但親疏關係不同。中英關係在這一時期並未有多大改善,相反,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分歧陸續凸顯出來。與英國相比,美國的形象相對良好。中國期望藉助美國對英國有所制約。儘管中美在戰後目標上有較大重疊,但英美關係畢竟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在中英衝突中對中國的支持相當有限。②傅銥華以國民政府最後一任駐蘇大使傅秉常的日記為主要資料,探討了1945年美英蘇在雅爾達達成的有關戰時和戰後遠東問題的協議對於中國的重要影響,認為傅秉常較早得知了雅爾達會議的有關情況,但並未得知秘密協議的內容,不過他的工作對於蔣介石決定對蘇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實際上,蘇聯和美國在雅爾達會議前後的政策都是一如既往,而雅爾達會議也將所有的問題暴露無遺,包括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和戰略對立,這些也許是導致冷戰來臨的原因。③
在中英關係史研究方面,成果較為豐厚。吳義雄分析了兩廣總督鄧廷楨在廣東的禁菸活動,認為與鴉片戰爭前中英關係的演變具有直接聯繫。鄧廷楨在1836年一度擁護弛禁鴉片貿易,在清廷決定實施嚴禁政策後,仍懷著猶疑、觀望的態度,但也比較有效地切斷了內地鴉片販子與鴉片躉船的聯繫,使持續多年的鴉片貿易模式遭受重創。此後,面對外國鴉片販子向中國東、北部沿海地區轉移,並導致廣州內河鴉片走私復活的嚴峻形勢,鄧廷楨雖在政治壓力下利用因義士販煙事件,迫使英方達成禁止廣州內河鴉片走私的協議,但隨即因林則徐採取更為嚴厲的禁菸措施而告終結。④張志勇對赫德在中英《藏印條約》談判過程中的作用,一反傳統看法,認為赫德所扮演的不過是幕後指揮、中方的外交顧問與調停者的角色。在中、英「藏印交涉」過程中,中英矛盾、英藏矛盾、清中央與西藏地方的矛盾貫穿始終。這三種矛盾能否達成妥協才是真正決定談判進程的因素。⑤陳才俊通過考析馬禮遜出任澳門東印度公司譯員、參與中英衝突交涉、作為阿美士德使團秘書訪京、出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秘書兼翻譯等史實,闡釋了馬禮遜在早期中英外交關係中的重要作用。⑥
①袁成毅:《關於中國抗戰財產損失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高凡夫:《論中國政府放棄對日賠償要求的友好因素》,均載《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2期。
②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後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從蔣介石日記看抗戰後期的中英美關係》,《民國檔案》2008年第4期。
③傅銥華:《雅爾達遠東問題協議重探——以傅秉常為中心的討論》,《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④吳義雄:《鄧廷楨與廣東禁菸問題》,《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⑤張志勇:《赫德與中英〈藏印條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⑥陳才俊:《馬禮遜與早期中英外交關係考析》,《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丁兆東論述了1943年底國民政府派遣中國訪英團(又稱「報聘團」)這一鮮為人知的事件。作者利用大量中英文資料分析了訪英團出訪前後中英關係背景,以及國民政府制定的訪英計劃。該計劃內容涉及中英雙方有根本分歧的香港問題、九龍問題、西藏問題和印度問題等,但在訪問中雙方均避免討論這些有分歧的問題,而強調共同利益,使中英關係得到了加強, 1944年中英籤訂5000萬英鎊貸款協議,與此不無關係。①蔣耘利用了大量檔案史料,敘述和分析了1943年中英間關於西藏危機交涉的過程。作者認為,宋子文在康印公路交涉中,為保障中國國際交通線的暢通,以高超的外交才智,成功地維護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②張俊義利用宋子文檔案資料,考察了1948年初發生的港英政府強拆九龍城民居事件,認為這一事件再次觸發中英圍繞九龍城主權問題的交涉,並引發內地民眾抗議港英當局行徑的浪潮。面對民情憤慨,以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主任高信為首的CC派為撈取政治資本,同時為防止中共地下黨藉機活動,高調出面組織並領導了廣州各界的示威活動。然而,由於廣東地方派系林立,各方互不配合,遊行示威行動最終失控,釀成火燒英國駐粵總領事館的沙面事件,令國民政府在外交上陷於被動。③
在中日關係史研究方面,亦頗有收穫。郭海燕考察了甲午戰爭前十年的中日朝鮮電信權之爭,認為中日雙方在具體權益問題上採用的都是迴避對方、直接與朝鮮進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時作為權宜之計,又都充分利用對方的立場,對朝鮮施加壓力以達到目的。清政府對朝鮮採用了傳統的宗屬外交與近代條約外交相結合的靈活外交政策;日本對中國採用了暫時放棄爭奪朝鮮電信線的架設權和管理權,將獲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實用主義外交。這種表面上沒有直接對立,水面下卻競爭激烈,有時又相互利用的關係,正是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的特點。④馬建標探討了1921年華盛頓會議開幕前,中日兩國間興起一股有關「魯案直接交涉」的外交謠言,認為北京政府闢謠的過程,也是政府外交的現實主義和國民外交的理想主義發生衝突的過程。外交總長顏惠慶運用公開外交原則以及他與社會輿論精英的「私交網絡」對公眾輿論進行了較為成功的疏導,既緩解了北京政府因直接交涉問題所陷入的被動局面,又巧妙運用民意作為政府外交後盾,擺脫了日本強烈要求中日兩國政府直接交涉的糾纏,使山東問題得以提交華盛頓會議討論。⑤
關於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高建明、李斌探討了晚清時期中日科技傳播模式的問題,認為中日兩國的科技傳播模式有顯著的差異,具體體現在科技傳播的內核要素和外部條件各個方面。這種差異是由中日兩國國家的性質不同所決定的,並導致不同的後果。⑥王奇生考察了民國時期的日書漢譯現象,認為自甲午戰爭至抗戰前夕,漢譯日書數量一直處於各語種譯書之領先地位,其中晚清之際居於壓倒性優勢,民國初期大為退步,戰前十年堪稱鼎盛時期。中國人對翻譯日書的心態亦前後有別:在清末民初之際,覺得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可以「力省效速」,進而認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譯西書不如譯東書」;五四以後,覺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過後,難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傳」,進而認為留學西洋與留學東洋有「鍍金」與「鍍銀」之分,轉譯東書遠不如徑譯西書。⑦
①丁兆東:《中國訪英團述評》,《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1期。
②蔣耘:《宋子文與戰時西藏問題交涉》,《民國檔案》2008年第1期。
③張俊義:《1948年廣州沙面事件之始末——以宋子文檔案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④郭海燕:《從朝鮮電信線問題看甲午戰爭前的中日關係》,《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⑤馬建標:《謠言與外交——華盛頓會議前「魯案直接交涉」初探》,《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⑥高建明、李斌:《晚清時期中日科技傳播模式比較分析》,《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8年第3期。
⑦王奇生:《民國時期的日書漢譯》,《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在中美關係史研究方面,有兩篇文章值得注意。王立新考察了18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期美國的「中國觀念」,認為今日的美國應放棄在自己的觀念和利益框架內理解和想像中國的方式,真切地了解和體會中國人的感受、欲望和抱負,從而使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能有一個健康的情感基礎。①趙入坤針對以往研究中所持的從1945年4月起美國對華政策由扶蔣容共轉變為扶蔣反共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認為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因素是美國的整體世界戰略、遠東國際關係格局、中國國內政治形勢。抗戰勝利前後,美國對華政策是促進國共合作,組成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其實施時間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②此外,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聯合舉辦了「紀念陳蘭彬出使美國130周年」學術研討會,對推動此項研究頗有意義。
在中德關係史研究方面,有幾篇文章值得注意。肖建東用事實揭示了國民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內幕,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弱國以對德宣戰的方式被動捲入這場大戰,表面上紛繁複雜,摻雜著各種政治利益與紛爭,但從外交和實際效果來看,實際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本能體現。③左雙文探討了德國承認偽滿洲國的事件與國民政府外交方針之間的關聯問題,認為偽滿洲國成立後,國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國家不予承認,對德國更是抱有期待。但德國在納粹上臺後,日益將對日外交置於對華外交之上,於1938年2月宣布承認偽滿;稍後又對中國禁運軍火、強制撤退在華軍事顧問,迫使國民政府改變原有的對德、對蘇外交力求保持相對平衡的態度,一度表現出更為堅定的聯蘇決心。④管銀鳳論述了1933—1941年間中德關係變幻不定、錯綜複雜的局勢,認為德國的實利主義外交政策是中德關係演變的重要因素,德國奉行的這種外交政策雖然使其獲得短暫的輝煌,但也加速了其滅亡的進程和世界反法西斯的勝利。⑤
六、中共革命史
本年度革命史研究中有價值的新成果不多,研究熱點仍集中在對政治表象的社會基礎的挖掘上。謝宏維、鄒芝從社會史視角對袁文才、王佐事件進行了再探討,指出:當我們把事件還原到區域社會內在的歷史脈絡中時,可以看到中國革命實踐在地域社會各具特色的表達。袁文才、王佐被殺肇因於諸多因素,在不同的階段,各種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及影響也不相同。井岡山地方社會固有的土客衝突,革命中形成的「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現象及其間的矛盾對立,加上階級矛盾與黨內路線鬥爭等諸多因素相結合,使事件的發生具有相當的必然性。⑥張兆金、遊海華從客籍軍閥、本土豪紳的角度對江西土地革命的興起作了考察,認為民國初年至1930年代初的江西一直為客籍軍閥所統治,客籍軍閥、本土豪紳兩大勢力集團交織,各種矛盾和衝突交織,形成當局統治的薄弱環節。這些因素在客觀上極有利於江西土地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中國共產黨人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對基層社會進行了有效動員,促使江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發展。⑦
①王立新:《在龍的映襯下:對中國的想像與美國國家身份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②趙入坤:《二戰結束前後美國對華政策問題再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3期。
③肖建東:《「一戰」時期中國對德宣戰的歷史真相》,《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④左雙文:《德國承認偽滿問題與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史學月刊》2008年第11期。
⑤管銀鳳:《淺析1933—1941年中德關係中的實利主義因素》,《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⑥謝宏維、鄒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黨史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的視角》,《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2期。
⑦張兆金、遊海華:《客籍軍閥、本土豪紳與江西土地革命》,《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
應該說,在研究中注意到政治事件的社會背景,在更廣泛的基礎上解釋歷史事件,有助於加深對歷史運動複雜性的理解,但是大多數政治事件的發生,畢竟更直接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本身的交互運動及其抉擇,過分誇大社會背景的作用,有時同樣無法接近歷史真相。
革命中的社會動員是近年頗受研究者關注的話題,本年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發表。張宏卿、肖文燕從動員角度考察了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認為查田運動是通過廣泛深入的政治運動和細緻周到的動員方式來建構的。在動員中強化宣傳和行政的外力作用,採用暗示、規勸、舉報、懲罰的組織型方式,用政治理想和口號作為思想動員的武器,又適當地給予農民物質利益和「身份」待遇,從而開創了一種社會革命的動員模式——通過「階級」的話語表達,結合大多數農民具體權益的滿足,憑藉極強滲透力和保障功能的基層組織,將傳統社會的地方、血緣、宗法關係等內核創造性地轉化為土地革命中的積極因素。①李德滿從鄉村政權與資源動員入手研究了解放區土改運動,提出:傳統中國的鄉村權力建立在多元文化網絡之上,資源動員能力差、效率低。解放區土改通過思想改造和組織重構,摧毀了傳統的多元文化網絡,代之以單一的意識形態——階級話語,同時在摧毀原有組織網絡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單一的行政權力。這種鄉村政權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能夠高效地進行資源汲取,既將所有的社會資源都聚集在可支配範圍之內,又能夠通過意識形態的作用減少資源動員的阻力,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及其後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後盾。②李曄對晉中新區土改的研究注意到中共開展群眾動員的程序和目標。起初貧僱農對於土改運動感到恐懼,他們和地主富農同在一張由權力、利益和鄉情織成的網中,選擇共同抵制土改。但是,當貧僱農受到工作組通過單獨接觸、「訴苦」等手段的動員之後,翻身願望很快壓倒了鄉親面子,由權力、利益和鄉情編織成的「網」被撕破,傳統的村莊權力結構土崩瓦解,土改運動得以順利開展和完成。通過群眾動員,村莊傳統的權力結構被摧毀,中共贏得了佔到農村人口絕大多數的貧僱農和中農的支持,初步實現了對於廣大農村的整合和控制。③李裡峰從微觀互動視角和其「理性人」假設出發,研究了華北土改期間社會各階層的形勢判斷和行為特徵,認為在革命政黨獲得地區控制權的情況下,鄉村成員參與土改必不可免,他們所能選擇的只是以何種方式參與土改。鄉村社會成員由於被賦予不同的階級身份,他們在此基礎上對革命形勢和自身處境加以判斷,進而作出相應的行為選擇。其中,地主、富農選擇餘地較小,只能爭取規避更壞的結果;而貧、僱農居於優勢地位,其行為方式體現出理性農民與道義農民之間的張力;中農則在安全與利益兩種考量之間進行權衡,而前者常佔據上風,成為其行為選擇的基本依據。④
近年學術界對紅軍長徵準備過程開始有較客觀的評價和敘述。易鳳林利用新公布的共產國際資料,進一步闡述了中共中央長徵前對中央蘇區遊擊戰爭的部署與準備,指出:廣昌戰役失利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準備實施戰略轉移時,充分考慮了留守蘇區的部署問題,明確了留守部隊在配合紅軍主力轉移與保衛蘇區中的重要作用,並對留守南方各蘇區的革命鬥爭作了具體而且充分的組織準備、軍事準備和政治動員準備。由此可見,中共中央並沒有放棄中央蘇區。⑤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1938年的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評價不高,認為其有很濃的王明色彩。對此,李東朗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指出:三月政治局會議雖然存在王明右傾主張的影響,但積極因素是主要的,是一次民主討論黨的問題的會議。
①張宏卿、肖文燕:《查田運動與中央蘇區民眾動員》,《江漢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②李德滿:《文化權力、鄉村政權與資源動員——解放區土改運動的再認識》,《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8年第4期。
③李曄:《在地方檔案中發現歷史——晉中新區土改運動中的群眾動員》,《山西檔案》2008年第3期。
④李裡峰:《「運動」中的理性人——華北土改期間各階層的形勢判斷和行為選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⑤易鳳林:《試論中共中央長徵前對中央蘇區遊擊戰爭的部署與準備》,《黨史文苑》2008年第7期。
會議上有明顯的意見分歧,在討論的基礎上形成一些決定,其中的大部分在後來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對於這次會議的分歧和意見交鋒,體現了應有的黨內民主生活,應該給予肯定。抗戰初期王明錯誤的最大問題是把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在組織上鬧獨立性。①
七、近代經濟史
在口岸與腹地關係的研究中,有些文章從港口與腹地雙向互動的角度探討區域經濟史。王列輝根據海關報告、不同時期經濟調查提供的進出口商品的流向界定腹地的範圍,並考察了寧波港在1844年至1930年代腹地範圍的變遷過程,認為隨著溫州、杭州等城市的陸續開埠,寧波港的腹地呈現出不斷縮小的趨勢,從而導致寧波港地位的下降。莊維民引入中心口岸與次級口岸、間接腹地與直接腹地的概念,認為位處華北的天津、煙臺、青島等區域性次級口岸與自身腹地的關係是直接的,屬於一般意義上的口岸—直接腹地模式。而中心口岸上海與華北腹地之間,很大程度上是靠天津等次級口岸和濟南等內地中心市場的媒介作用而發生經濟上的互動,所以華北是上海的間接腹地。上海與區域次級口岸、華北腹地之間的互動關係,伴隨著新的商路網的建立、次級口岸自身經濟的發展和金融匯兌的日益便利,亦不斷發生著變化,如次級口岸成為中心口岸的強有力的市場競爭者。②佳宏偉通過研究區域災荒與口岸貿易的關係,提出:除了口岸與腹地的互動之外,區域社會自身在塑造口岸貿易演變中亦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力。在1867—1931年間,作為天津主要貿易腹地的直隸、山西、豫北及魯西北等地的每一次大災荒,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天津口岸貿易結構和趨勢的變動,集中體現了區域社會對口岸貿易演變的影響。③
在近代「三農」問題研究中,關於地權問題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胡英澤對關中地區地權分配狀況的研究,認為清代至民國年間的關中東部地冊基本屬於黃河灘地冊,而灘地是獨特類型的土地,地冊的攢造、灘地制度等是生態環境、技術選擇和社會控制形成的複雜網絡;其主要表現是規則地塊、長形地畛、地權平均、買賣率低,屬於一種「非常態」地權。灘地地權有村莊公有和家戶私有兩種類型,前者地權平均、固化,後者地權不均。作者還以此對秦暉等在「關中模式」研究中資料運用的問題提出了商榷性意見。④二是趙岡和梁敬明利用浙江蘭溪的清末魚鱗圖冊樣本,計算出該地區地權分配的吉尼係數,認為蘭溪的數值與江蘇、安徽地區的吉尼係數同樣的低,這反映出江南省份的高人口密度,並與華北地區較高的吉尼係數形成鮮明對照,並進而指出:當人均耕地降到二畝左右時,農村地權分配的兩極分化已基本沒有空間。⑤三是鄭起東研究了國民政府時期土地陳報問題,認為開展土地陳報的遠因是要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田賦不均問題,近因是為了擺脫各省縣的財政困境,抗戰時期是為了實行田賦徵實。但其結果,由於計劃欠妥,豪紳反對,冊書搗亂,政府執行不力,不僅未能達到初始目的,反而破壞了農村穩定,成為國民政府崩潰的一大潛因。⑥
①李東朗:《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王列輝:《近代寧波港腹地的變遷》;莊維民:《貿易依存度與間接腹地:近代上海與華北腹地市場》,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佳宏偉:《大災荒與貿易(1867—1931)——以天津口岸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④胡英澤:《流動的土地與固化的地權——清代至民國關中東部地冊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趙岡、梁敬明:《清末蘭溪的地權分配》,《浙江學刊》2008年第1期。
⑥鄭起東:《國民政府土地陳報研究》,《古今農業》2008年第1期。
關於農村金融問題,可注意兩篇文章。劉克祥利用上百種地方志資料,考察了農村錢莊業的興衰過程,認為農村錢莊最初發源於貨幣兌換,全面興起於甲午戰爭後各地商品經濟和商業流通不斷發展之際;到1921—1931年達到高峰,但分布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商品交換和商業流通比較發達、商人隊伍較為強大的地區;進入1930年代後,因受到銀行業競爭、廢兩改元和法幣改革的影響以及抗戰爆發而全面衰落。①遊海華考察了1934—1937年贛閩邊區的農村合作運動,得出了不同於傳統的結論,認為贛閩地方政府為緩解農村經濟緊迫問題,指導農民普遍組建利用合作預備社,廣泛開展信用放款,將政府的「扶農」資金迅速導向邊區農村,使現代金融「下鄉」和資本的有效運作有力地支持了當地農村經濟的復甦。②
在企業發展及其環境研究方面,新的進展主要有如下表現:陳燕考察了中國航空公司的籌辦和發展過程,認為由孫科牽頭主持的這家公司,在成立到結束僅一年多時間裡,理事長與美方股權均兩易其主,政府內部權爭不已,社會各界多予反對。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外資引進體制,存在著政府對中外合辦領域實體狀況不了解、引進外資與談判過程中無法可依和執法不嚴、主事機構不統一、政企不分等問題。③葛濤研究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興衰歷程,指出:該公司創始於清末,從沿街擺攤起步,歷經法商、英商之手,被鍛造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唱片企業。其所產唱片以量大、多樣、流行、經典的特性而成為民國時代最負盛名的品牌,影響已遠遠超過唱片本身,涉及到社會、文化生活等多方面。④莊安正通過研究大生紗廠的「帳略」,發現大生一廠在1900—1922年間、二廠在1907—1924年間承受的釐金稅率平均在5%以下,低於嚴中平所確認的5%—20%。而且在清末民初之際呈現出較大幅度的降低態勢,在1920年前後甚至很可能跌破了1%。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業堅持「土產土銷」的營銷方針,二是進行裁釐鬥爭並部分取得成功,具有一定的獨特性。⑤
在財政金融問題研究中,學者們比較重視影響制度變遷的各種因素。劉增合的研究認為,清末新政時期,中央政府為了解決越來越沉重的財政壓力,在各省自行整合的基礎上開始對各省財政進行以裁局改制為主題的規範控制,使財政收支權開始集中於藩司,初步形成了省級財政機構,並影響到了民國初年的財政體制。與此同時,人們以域外新知反觀國內稅收舊制,認為惟一的出路是推行明確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的稅制改革,並圍繞國地兩稅的劃分標準和地方稅的分級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討論中所涉及的對西方稅制認知角度的差異、對本省利益的維護,以及中國舊制制約外來新制等問題,為學界檢討清季數年間制度與知識體系的變動機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視角。⑥馮小紅、張清芙的研究認為, 1928—1937年河北省縣級稅收徵管中的經紀制改革,目的在於廢除經紀制,使政府稅收機構直接面對納稅人,以減少田賦徵收中的稅收流失,提高稅收徵管效益。但由於政府整合水平低下,稅收平臺散亂;改革方式過於簡單,缺乏配套措施,導致改革失敗。⑦
①劉克祥:《近代農村地區錢莊業的起源和興衰——近代農村錢莊業探索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②遊海華:《農村合作與金融「下鄉」——1934—1937年閩贛邊區農村經濟復甦考察》,《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陳燕:《體制缺失與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合辦企業——以中國航空公司為中心的考察》,《學術研究》2008年第4期。
④葛濤:《「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興衰紀》,《史林》2008年第5期。
⑤莊安正:《對大生紗廠「帳略」中「花紗釐捐」與其他數據的解析——兼及紗廠應對釐金壓力的方略》,《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⑥劉增合:《由脫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財政機構的變動》,《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制度嫁接:西式稅制與清季國地兩稅劃分》,《中山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⑦馮小紅、張清芙:《1928至1937年河北省縣級稅收徵管中的經紀制改革述論——兼與杜贊奇先生商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1期。
在民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面,閻書欽撰寫的一組論文,展現了抗戰時期國統區知識分子對工業化問題的討論。對於工業化的內涵,他們將抗戰前理解的單純的機械化推進到整體的經濟層面,視之為一種包括工業、農業、礦業、交通和金融等各領域在內的整體經濟變革。進而,又把工業化與社會改造聯繫起來,一方面分析工業化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將工業化上升到一種新型文明的高度,標誌著中國知識界對於工業化理論研究的全面深入。對於工業化的實現途徑,他們討論了國營和民營經濟範圍的劃分以及如何提高國營經濟效率的問題;面對中國建設資金的極度缺乏和工業的幼稚,還討論了如何引進外資加快中國工業化建設和採取何種對外貿易政策的問題。①
近代博覽會是近年來一個新興的話題,本年度仍在進展之中。虞和平、洪振強考察了1928年由南京國民政府發起的中華國貨展覽會及其與商人的關係,認為這一展覽會以追求發展為宗旨,以維護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為根本目的;又與主張經濟絕交的排外的抵貨運動完全不同,有維護商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之意,其主張的改良國貨、製造國貨,也滿足了普通市民的消費要求。因而,這次展覽會較為容易地得到了政府、商人和市民的一致支持,體現出官、商、民進行合作的面相。②付海晏通過考察1935年無錫國貨流動展覽會,提出了另一種觀點,指出國貨展覽會有廉價競賣、傾銷國貨的一面,從而釀成國貨運動中的國貨展覽會、國貨廠商與地方各業的商業競爭,各地反對國貨展覽會和國貨商場的風潮亦頻頻發生,可稱之為「跑調」的國貨展覽會。③喬兆紅研究了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中,政府的積極倡導與參與作用。④
八、近代社會史
在社會生活研究方面,對城市和農村均有涉及。何一民、莊靈君考察了近代城市大眾文化的興起,指出:大眾文化是近代以來通俗文化、傳播文化、消費文化、商業文化的複合體,是以大眾傳播工具為依託,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消費文化。大眾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促使城市文化風格多樣、雅俗共存,向一個更高的層次發展;同時也會受商業利潤的驅使而失去應有的文學和審美價值。大眾文化既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又融入西洋文化,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大熔爐中熔煉而成。⑤彭南生考察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民的文化生活,認為其形式包括三個部分,即日常性文化生活、節令性文化生活與應事性文化生活。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僅取決於農民不同的精神需求,而且服從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規律。農村文化的多種存在形態,對農民生活起著調節作用,反映了農民在農業生產之餘的一種文化創造及其對社會秩序的構建與維繫。⑥黃正林的研究指出:在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儘管物質貧乏,但娛樂生活十分豐富,經常舉辦各種晚會、舞會和體育活動等。「小米加步槍」不僅體現了革命的特徵,也體現了社會生活的特徵,吃飯以小米為主,發放津貼、計算物價也以小米為主,小米起到一般等價物的作用。
①閻書欽:《從機械化到工業社會——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對工業化內涵的闡釋》,《河北學刊》2008年第1期;《抗戰時期關於國、民營經濟的論爭》,《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外資外貿與中國工業化——抗戰後期國統區知識界關於戰後建設問題的討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虞和平、洪振強:《商人與1928年中華國貨展覽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③付海晏:《「跑調」的國貨展覽會——1935年無錫國貨流動展覽會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④喬兆紅:《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政府行為》,《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⑤何一民、莊靈君:《城市化與大眾化:近代中國城市大眾文化的興起》,《湘潭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⑥彭南生:《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民的文化生活形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在穿衣方面,凡是部隊、機關、學校,不論男女,都身著八路軍制服,有十分明顯的革命色彩和抗戰特徵。在娛樂方面,尤其是大眾娛樂,政治意義和時代特徵尤為明顯,在「陝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的帶領下,將邊區原來舊的民間娛樂形式,改造成為新的「抗戰民族大眾的」娛樂。①
在社會階層研究方面,有兩篇文章涉及了紳士階層。王先明考察了清末民變與紳士階層社會地位變化之間的關係,認為在清末民變中紳士已處於中心地位,這是由於「新政」給予士紳權力擴張的制度性、合法性基礎,而權紳在資源的束聚過程中與民眾利益形成直接的衝突,不斷以「民變」的方式爆發。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士紳被直接推向基層社會權力重構的中心,由此形成的紳、民利益及其關係的衝突和惡化,構成了民變大潮持續湧動的基本原因。總之,晚清新政構成紳權體制化擴展的制度性基礎,而權紳的「體制化」構成了「民變」或「紳民衝突」的制度性根源。②對於鄉居士紳向城鎮流動的問題,通常認為,這是造成鄉村社會正紳枯竭,劣紳當道的原因。吳強華通過考察一個家族的遷移史,認為士紳的地域流動是伴隨士紳家族發展而共生的現象,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近世社會莫不皆然,只不過近代的城市化加快了這種過程而已。在地域流動的取向上,主要是由鄉村流向城鎮,非士紳遷居者更是如此,表明隨著城鎮規模的擴大,鄉居人口向城鎮的流動是全社會的流動。而且,在實際上士紳向城鎮的流動,並沒有削弱其在鄉村的力量。③
社會群體與社會組織研究在本年仍是一個熱點。高紅霞對上海開埠後100年間福建移民群體發展軌跡、群體結構和特性作了分析探討,認為上海閩商並未如蘇、浙、粵等商人群體一樣,隨著上海近代化的進程步步崛起,而是呈現整體的退卻和部分的活躍的態勢。儘管如此,福建人在城市的商業運作和政治表達中仍表現出鮮明的群體特性,使其在上海城市演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於上海閩商的整體退卻,與它具有流動性的經營方式有著極大關聯,鴉片戰爭後福建人口大規模向世界各地尤其向東南亞遷移,相對減少了對上海的遷移和投資。④朱英考察了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蘇州商團的命運,指出: 1927年底江蘇省政府提出將商團改編為保衛團,蘇州商團一直進行抵制,請求國民政府頒布新的商團條例,並與江蘇各地商團一起採取拖延改組或置之不理的策略。到1935年10月,在江蘇省政府的嚴令之下,所有商團一律改編為地方武裝,直接受縣長及鄉鎮保甲長之節制指揮,完全失去商團作為商辦獨立武裝團體的原有性質,不可能再發揮其原有的功能,蘇州商團遂自行宣布解散。⑤魏文享、趙永利考察了抗戰勝利後武漢的律師群體,指出:抗戰勝利後,武昌、漢口兩地的律師公會得以重建,並試圖在維護律師群體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為。但律師的表現良莠不齊,雖不乏維護正義的律師,而一些律師唯利是圖、混淆黑白的行為,則嚴重損害了武漢律師的形象,故而律師群體社會威望不高。⑥李嚴成認為民國時期的律師公會,本應是民間社會代言人,對市民社會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民國政府一直致力於「自強」和「民族獨立」兩大目標的實現,其他政策都服從於這一前提,民間社會也對此認同。於是面對「國權」與「人權」的衝突抉擇,以律師公會為代表的民間社會往往放棄對國家權力進行制衡的責任,從而使近代民間社會自身的發展逐漸萎縮。⑦
①黃正林:《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生活》,《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
②王先明:《士紳階層與晚清民變——紳民衝突的歷史趨向與時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吳強華:《近世江南鄉居士紳的城鄉流動——以分湖柳氏為例》,《史林》2008年第1期。
④高紅霞:《近代上海福建人群體結構與特點》,《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近代上海閩商整體退卻及其原因》,《史林》2008年第3期。
⑤朱英:《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蘇州商團的改組與消亡》,《歷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⑥魏文享、趙永利:《抗戰勝利後武漢律師群體的發展軌跡》,《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⑦李嚴成:《國家與社會視野下的民國律師公會》,《湖北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尹倩考察了民國時期的醫師團體及其組織,指出:隨著民國時期醫師群體專業化進程的加快,醫師團體蓬勃發展。林立的各類專業團體使民國醫界呈現出繁複雜亂的態勢,中西醫分野愈加明顯,中西醫團日趨對峙,醫團組織重迭,派別分化嚴重;學術團體與職業團體逐漸分立。醫團之間的分化與融合是民國時期醫師團體發展的主要特點,並對醫師群體專業化進程產生深遠影響。①楊品優考察了江西南康縣賓興會在晚清民國年間的興廢。指出:賓興會是由士紳設立的資助士子參加科舉考試的組織。清代鹹同年間,受太平天國戰爭的影響,地方士紳積極組織團練,參與地方事務,賓興會承擔起了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等事務,成為一個準政府機構,表明清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權的逐漸下移。直到20世紀30年代,南康賓興會才退出歷史舞臺。②洪煜考察了近代上海的報販群體,包括報販這一職業的形成、報販群體的內部組織、生活狀況及對城市市民文化發展的影響。③
對於宗教組織,楊天宏考察了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的邊疆研究,指出: 1939年底該會設立邊疆服務部,發起了一場旨在推進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支持國民政府抗戰的「邊疆服務」運動,為此動員教會內外一大批有影響的專家學者及邊疆服務部同仁,深入川西北、西康及雲南藏、羌、彝等少數民族地區,對當地的文化教育、生產生計、醫療衛生、信仰狀況、社會習俗、民族關係及邊政邊務展開調查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不僅促進了「邊疆研究」的復興與發展,也推動了邊疆服務運動中的各項社會事業,形成研究與服務的互動,具有學術與社會雙重價值。④黃志繁、周偉華考察了民國初年基督教江西美以美會的傳教活動,認為該會採取教、學、醫三管齊下的傳教舉措,在客觀上促進了江西教育、醫療事業的發展。⑤周秋光、曾桂林考察了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認為自1835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為了傳教而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以來,到民國時,教會的醫療、育嬰、賑濟等多項慈善事業不僅遍及全國,而且宗教色彩逐漸淡化而趨向世俗化。⑥朱滸考察了光緒二年江南士紳的蘇北賑災行動,認為江南士紳這次行動的直接動機,既是應對外來難民潮的一種努力,也是江南地方性救荒傳統的某種延伸。⑦此外,有少數文章考察了晚清時期防疫、避疫問題。⑧
九、近代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以耿雲志為首的中國文化轉型研究,除了他主編的《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九卷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外,還發表了三篇文章,論述了三個問題。一是論述了社會轉型中政治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問題,認為在近代中國,每一次政治覺醒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文化覺醒;文化上的覺醒,也總會促進政治變革。但由於近代政治覺醒的優先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領域中長期存在的泛政治化的傾向。
①尹倩:《分化和融合:論民國醫師團體的發展特點》,《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②楊品優:《科舉會社組織與社會權勢的轉移——以晚清至民國江西南康賓興會為例的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洪煜:《近代上海報販職業群體研究》,《史學月刊》2008年第12期。
④楊天宏:《基督教與中國「邊疆研究」的復興——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的邊疆研究》,《四川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⑤黃志繁、周偉華:《近代基督教新教江西美以美會研究》,《南昌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⑥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⑦朱滸:《丁戊奇荒對江南的衝擊及地方社會之反應——兼論光緒二年江南士紳蘇北賑災行動的性質》,《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1期。
⑧餘新忠:《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路彩霞:《年中度歲與晚清避疫——以光緒二十八年為主的考察》,《史林》2008年第5期。
二是分析了近代文化轉型中存在的諸如中西文化與華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際遇與民族命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關係、文化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條件制約等問題,認為中國近代文化轉型與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基本同步的過程,其中最基本的趨勢是世界化與個性主義,也就是對外必須秉持開放的文化觀念,對內必須堅持人的解放,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主動的創造精神。三是考察了近代文化轉型過程中保守主義的角色轉換問題,認為保守主義在文化轉型的各個時期都充當了傳統的守護者,只是其所扮演的角色有所變換。在洋務運動時期,它幾乎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要保守住整個的中國傳統不變。到了維新變法時期,「師夷長技」已不成問題,它乃要求中國傳統政教制度不可變。到了反清革命高潮時期,否定傳統政教制度又幾乎不成問題,它乃呼籲要珍惜和保存含有民族精神意義的「國粹」。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與民族精神生活密切關聯的諸多領域都將受一番西方文化的洗禮,它乃提出真正值得保守和發揚的人類文化精神,無論中西都深藏在古代先哲們的遺產中,開始承認中西文化有同一性。①鄭大華分析了晚清社會轉型過程中嘉道經世思潮所發揮的重要影響,認為:在政治上,他們在鴉片戰爭前後既批判過封建專制制度,又介紹過民主政治制度,從而推動了前者向後者的轉變;在經濟上,他們在鴉片戰爭前即突破了傳統的「農本商末」思想及「重農抑商」政策,此後不僅萌發了重商主義的意識,而且還提出了發展民族工礦業的主張,對後來的洋務運動產生過重要影響;在思想和學術上,他們主張學術經世,對中國思想和學術從傳統向近代的轉換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②
在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方面,有兩篇文章涉及。一是鄭匡民考察了1906年革命黨人在日本組織的社會主義講習會,認為該會是張繼等革命黨人,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勢力最大的幸德秋水派的影響和支持下,在同盟會中另樹一幟而成立的,並依據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動」理論與東京立憲黨人的政聞社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然而沒過多久,因明治政府鎮壓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使之逐漸蕭條,並隨著日本政府封禁《衡報》、劉師培歸國而收場。③二是鄭大華分析了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演變的三個時期:五四時期,受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影響,形成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和主張; 1930年代初,在吸取俄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歐美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主張以國家社會主義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意在「將公私經濟立於國家之下,以造成我國之集合的經濟」;抗戰勝利後,又回到五四時期所持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立場,強調實行社會主義要顧及個人的基本自由,並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並不矛盾,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下,通過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會主義,而不需像蘇聯那樣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④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方面,有以下一些成果值得注意。耿雲志論述了新文化運動對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關係的意義,認為只是在鴉片戰爭後,一種在總體上顯示出優越性的外國文化才逐步展現在中國人面前。此後,經歷許多嘗試、挫折和反省,以追求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的密接關係為基本目標之一的開放的文化觀念,在一部分先覺分子中逐漸形成,並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熟起來、展現開來,而且成為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在驅動力,⑤
①耿雲志:《近代社會轉型中政治與文化的互動》,《四川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問題與趨向》,《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從保守主義的角色演變看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進路》,《湖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②鄭大華:《嘉道經世思潮與晚清社會的近代轉型》,《史學月刊》2008年第1期。
③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會與日本思想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3期。
④鄭大華:《張君勱的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演變》,《浙江學刊》2008年第2期。
⑤耿雲志:《新文化運動: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密接關係的努力》,《學術研究》2008年第2期。
鄭師渠研究了中國人的現代性反省,包括四個方面: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之東漸;拷問「合理的人生」與文化訴求;反省現代性視野下的中西文化關係;追求現代性與反省現代性——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張力。作者認為,歐洲人的反省現代性,集中表現為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批判理性對人性的禁錮,轉而強調人的情感、意志與信仰。長期以來,我國學界對反省現代性思潮在中國的反響鮮有關注,使我們對於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理解與把握,就不可能是準確的。①許紀霖探討了五四時期關於政治正當性的討論,指出:從《甲寅》到《新青年》,五四思想家的思考重心逐漸從權力的制度性安排轉移到政治背後的核心價值和倫理精神,由此提出了重建個人的命題;但對個人之間如何形成政治共同體,則從原先的「公理」觀念轉向以「公意」為核心的研究。從陳獨秀到李大釗,「公意」逐步以良知論為基礎,走向人民意志的自由選擇。當各種意識形態所操控的「民意」冒充「公意」成為政治正當性基礎的時候,便加劇了政治的動蕩和無序。作者還另文分析了「五四」時期個人主義的起源問題,認為這個時期的個人主義資源最為豐富,是「個人的崛起」的時代。這樣的個人主義傳統,儘管與西方的「權利個人」大異其趣,但以其獨特的方式,獲得了另一種現代性。②
在中西文化互動關係研究方面,熊月之研究了晚清關於西方禮俗的論辯,指出:近代以降,關於西方禮俗的介紹、評論日漸增多,最為集中的是傅蘭雅翻譯的《西禮須知》、《戒禮須知》與劉式訓譯編的《泰西禮俗新編》。19世紀80年代以前,人們對西方禮俗有褒有貶,對西人守時、樸實等習俗比較讚賞,對婦女參加社交之禮俗頗有微詞。甲午戰爭以後,對西方禮俗的正面評價多了起來。到20世紀初年,已有人認為西方禮俗發乎情,根乎性,敦厚淳樸,可與中國上古三代相媲美,中國應該努力取法。③李長莉考察了近代交通工具的進步對國人生活的影響,指出:人們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適、方便,對人們認識並接受近代工業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啟蒙和先導作用;人們的出行頻率更高,社會流動增大,促進了公共活動,為近代公民社會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人們的出行方式商業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趨於平等化、大眾化,以往的等級色彩趨於淡化,促進了人們的平等意識;交通工具發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鄉出行方式的差別,形成城鄉新舊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鄉人眼界和觀念的差別。④
在教育體制改革研究方面,民國時期「教授治校」的問題開始受到關注。左玉河的研究認為,中國在移植西方現代大學制度時,注意到「教授治校」的制度化設計,通過設立評議會及教授會體現「教授治校」的原則,並為學術自由與學術獨立精神提供制度性保障。「教授治校」原則要求政府放棄對大學進行政治控制,但國民政府仍然以提高學術水平為藉口,破壞「教授治校」原則,不斷強化對高等教育的控制,使大學所追求的獨立自由精神,與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方針及行政幹涉政策之間,始終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如何妥善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成為影響中國現代大學發展的棘手問題。⑤徐秀麗的研究認為,在北大、清華兩校校務管理中,教授的地位舉足輕重,教授的治校,不僅限於學術性事務,而且包括幾乎所有學校事務;不僅作為群體發揮作用,而且作為個體深度介入;不僅「參與」校務,而且「決定」校務,是一種比較完整意義上的教授治校制度。⑥
①鄭師渠:《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許紀霖:《國本、個人與公意——五四時期關於政治正當性的討論》,《史林》2008年第1期;《個人主義的起源——「五四」時期的自我觀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③熊月之:《晚清中國關於西方禮俗的論辯》,《學術月刊》2008年第8期。
④李長莉:《近代交通進步的社會文化效應對國人生活的影響》,《學術研究》2008年第11期。
⑤左玉河:《堅守與維護:中國現代大學之「教授治校」原則》,《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8年第2期。
⑥徐秀麗:《1940年代後期的國立高校治理》,《史學月刊》2008年第11期。
在近代新名詞研究方面,近年來有不少成果問世,這裡仍有幾篇文章值得提及。馮天瑜在先行研究基礎上,考察了黃遵憲、梁啓超、嚴復、章太炎、孫中山等代表了清末民初先進的中國學人的封建觀,認為他們重構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內涵為貴族政治、領主經濟,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蓋歐洲中世紀、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類制度,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形態的共名。這種封建觀較好地實現了概念演化繼承性與變異性的統一,又初步達成中國傳統史學概念與西方史學概念的通約與整合。然而,他們未能全方位考察社會形態,故其「封建」觀在理論上尚顯單薄,不足以抗禦後來興起的強勢的泛封建觀的挑戰,於20世紀30年代以降逐漸隱退於主流之外。①王宏斌考察了「政府」一詞在近代的演變,認為光宣之際,政府才逐漸演變為現代的含義,但在當時僅僅是一個代名詞,直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才正式轉化為名詞。正因「政府」一詞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演變過程,在各個朝代所指代的機關有所不同,故在解讀晚清檔案時,應格外慎重。②劉集林考察了「留學」一詞概念涵義的變化過程,認為它是晚清從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在洋務時期使用的主要是「出洋肄業」;戊戌以後官方逐漸使用「遊學」一詞,民間則受留日學界的影響,更多使用「留學」一詞,儘管兩者並用,但後者更受歡迎,影響及於官方。③
〔作者虞和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06。yuhp@ 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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