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書院的傳承與發展
王立斌
（原文刊於《東林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感謝作者授權發布）
摘要：近幾年是全國國學運動的一個新階段，其主題詞就是「書院」。目前，當代書院的發展已經從恢復期進入發展提升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約有一萬個書院。當代書院的興起與發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過漫長的30多年才具備現有規模與水平的，它也必將傳承古代書院教育精神，繼續蓬勃健康地發展下去。
關鍵詞：書院；當代書院；傳承；發展
2018年，中國書院學會應邀赴臺灣進行為期十二天的參觀交流，我們走訪了新、老書院十多所，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國內目前佔主流的是政治儒學，更關心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教育等，比較偏重於心性儒學。比如當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等在海外的拓展、跟世界哲學界的對話，比較強調孔孟心性之學傳統，強調要在已經高度現代化的社會重新關注當代人回歸心靈本原。這當然很有價值，但是在打開民主政治格局上，儒家卻沒有起到太大作用。當代新儒家是20世紀50年代展起來的。程兆雄、張君勱、徐復觀、唐君毅、錢穆和牟宗三等人是1948年冬離開江西鵝湖書院的（當時改為信江農師，校長為程兆雄）。離開大陸時，在鵝湖書院後山留下的合影見證了這批新儒學先驅赴臺灣前的思想遺憾。方東美、唐君毅和牟宗三等人在世界哲學家行列裡也是第一流的，他們對自由、民主和憲政多有推動。牟宗三著有《政道與治道》，創辦《鵝湖》月刊，宣教儒家心性之學。後來徐復觀則在香港長期辦《民主評論》，提倡自由、民主，《談儒家傳統與自由民主憲政》一文更能體現他的這一主張。張君勱則是抗戰後「第一屆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第一部憲法起草人，也是近代中國民主憲政最重要的奠基者，因此他是臺灣儒家跟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重新融合的一個新類型，提倡民主憲政。而當時錢穆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比較溫情的，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既不是封建，也不是專制。張先生則與他不同，對傳統的政治體制、對錢先生都有所批判。儒學的思想脈絡是80年代從臺灣逐漸發展起來的。當時，國內的文革、臺灣的文化復興運動都已結束，兩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國內開始改革開放，兩岸之間也開啟了一系列學術文化交流活動。所以，兩岸的命運在80年代以後就與之前完全不同了，之前是分隔的歷史，但之後文化脈絡、社會組織和人群肌理開始慢慢融合。
唐君毅，程兆雄，牟宗三，徐復觀四人在鵝湖書院虎山合影照
國內的現代教育體制是清末「廢科舉、立學堂」之後建立的。臺灣在甲午戰爭後割讓給了日本，所以日本人直接在臺灣建立了一套現代教育體制，國民黨政府到臺灣以後仍繼續推行這個體制。可是儒者多認為現代教育體制是有問題的，不可能培養出具有傳統文化人格的人物，所以他們雖然在大學中教書，或在研究機構裡任職，但他們會花很多精力去推動民間講學，在民間創辦書院。譬如錢穆先生最大的事功就是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在香港和臺灣也是成立講會或基金會，在民間積極進行講學活動，牟宗三創辦臺灣《鵝湖》月刊雜誌就是這個目的。這本雜誌辦的很好，現在又與大陸鵝湖書院合作，共同推動鵝湖心性儒學教育。與現代教育體制有疏離感，因此希望尋找一個新的空間，向社會爭取認同，並培養一些對文化傳承有熱情、有理想的年輕人，這樣的人很多，不僅是新儒家。比如前幾年剛過世的毓鋆先生，他100多歲仍在堅持講課。他原先也在大學任職，後來離開大學，自己創辦了奉元書院，很多大學教授、學者、年輕學子和外國漢學家都在那裡讀書，2018年中國書院學會臺灣之行也曾到該書院交流。劉君祖等臺灣學者則一致認為：在大學讀書只是拿個學位而已，而在私塾則跟學位沒關係，真學問的養成還得在民間書院裡。大陸的書院復興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1982年，我率先修復了瀕臨倒毀的鵝湖書院，1984年書院迎來第一批前來參訪的香港、臺灣和日本客人，1986年接待了首次到訪鵝湖書院的成中英、唐君毅和餘英時先生等人。從此我和成先生結識，2017年又合作推動了象山書院830周年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馮友蘭、梁漱溟和季羨林等先生推動成立中國文化書院，對當代書院發展產生了具大影響。這些先生們雖然都在大學教書，但是他們在恢復中國傳統書院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北大哲學系和中文系合作為中國文化書院打開了兩岸交流的格局。1986年嶽麓書院得以重修，並且在體制上成為湖南大學的二級學院，而不再只是一個旅遊景點，同時擔負了繼承傳統書院教育的任務，也逐漸開始有學術研究，並且開始招收研究生，與湖南大學產生了聯動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方克立先生主持了現代新儒家一系列研究，他的《現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推動了港臺新儒家的研究。馮友蘭、賀麟、梁漱溟、熊十力和馬一浮等，一直對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予以重新整理與推廣。另外，就是臺灣在社區推動書院教育發展，他們對社區進行全面改造，提出了「社區文化化」和「文化社區化」。也就是說社區不只是一個生活空間，它更是一個文化空間。同時，文化不只是在廟堂、在大學，文化還要進入社區。這樣的社區改造對臺灣社會體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教育權力下放了，各地開設了許多社區大學、社區書院，在社區治理與管理方面取得了有效進展。現在，福建廈門積極借鑑臺灣經驗，在現代書院社區化方面也取得相當成績，僅一個海滄區就有書院60餘所。社區書院、下午四點鐘書院等多種形式全面發展，對於普通民眾學習傳統文化起了很大作用。當代書院發展還有一種新形式就是通識教育、全人格教育。一些大學實行學生大一大二不分專業、不分系，所有學生進行的是一套通識教育，到大二之後再根據個人興趣選擇相關專業，比如北大的「元培學院」就是這種方式。通識教育的推廣在2000年以後也得到很多學校的支持，但所有學校都是在專業教育體制內進行一部分通識教育。而馬一弘先生創辦的北京七寶閣書院則完全不一樣（我曾在這裡任職），是通識教育、常規教育和傳統經典六藝相結合的書院化教育，傳統文化修養是每個學生都要具備的。我們的學生，不管哪個年級，都要學古琴、書法、武術等等，一句話就是「琴棋書畫射御」。為什麼要學古琴呢？因為書院提倡禮樂教化，所以要恢復中國傳統禮樂。眾所周知，《詩經·關雎》裡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結婚禮讚非常動人，唱得也非常優美。但是請問：《關雎》怎麼唱，有幾個人會唱呢？我們現在對於古代雅樂是很陌生的，所以我們就應該設立雅樂團進行摸索、恢復，重建古代雅樂。幾年前，中央音樂學院也設立中國雅樂中心，重新教該學院的老師跟學生「什麼叫中國音樂」。像北大元培學院、中央音樂學院等這是大學跟書院重新磨合，因為過去切開了，重新接合得創造出一個新模式來。與此同時，國內多地也在進行類似的嘗試，如湖南嶽麓書院正想辦法跟大學結合起來，韓山師範學院與韓山書院也結合起來辦學。我曾應邀為韓山書院研學班作過書院專題講座，就是要讓大家了解、接受並傳承書院教育。現代教育傳統已有100多年了，而書院教育傳統更為古老，這兩個部分要重新糅合起來，共同發揮作用。雖然因為實際條件不同，大家做法不太一樣，但它代表了一種思路，應該恢復大家對書院的認知。書院若只是個文物、歷史遺蹟，或只是一個旅遊景點，它就是死的，應該讓書院傳統的祭祀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都活起來。目前，國內應該讓孔廟和書院成為當代城市新的文化中心，像燈塔一樣發光。比如說書院研究領域目前有中國書院學會，每個地方也重新恢復了很多書院，這是非常好的發展趨勢。孔廟雖然活化得不多，但很多地方的孔廟也都朝著這個方向在走，或者在做局部的恢復。這十多年來，總體的思路大概也顯示在這幾個方向。當代書院發展雖已取得一定成績，但仍存在資金支持、管理歸屬、功能定位和發展宗旨等問題。首先，當代書院有財務上的限制，或靠政府撥款，或依靠業務收入，如作為旅遊景點的書院就靠門票。鵝湖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東林書院、白鷺洲書院和疊山書院，都是國家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門票收入只是以文養文的修繕經費補充。然而書院並不是熱門的旅遊點，一般遊客對書院也沒太大興趣。對於普通民眾來說，書院裡沒什麼可看的，大家只是在網紅景點逛一逛，瞧瞧舊建築而已。且大部分也不是真正的舊建築，只是仿古的水泥白牆，這種假古董有何可看？所以，經費問題是書院目前很大的發展瓶頸。傳統書院有學山、有學田，這是保證書院的經濟基礎。當代書院除非背後有地產商或大財團、公益團體來支持，否則僅尋求資金支持就已讓主持人筋疲力盡。因為他畢竟是讀書人，不是商人。如果他又要辦學又要經營，精力耗損之外，還常被外界質疑。其次，如今大部分書院還是政府的職能部門，屬政府的事業單位或由政府主管，有些歸旅遊部門，有些歸文化部門、文化局或文管所。如江西白鹿洞書院即歸屬廬山景區管理處，鵝湖書院屬於上饒市政府管轄的一個縣處級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我是第一任主任兼院長，教育學術研討等功能只是附著在旅遊任務下發展。當然，有的書院也辦一些講座和不定期的學術研討會，這是令人高興的發展勢頭。再次，古代書院是以藏書為中心的，所以叫書院。有了書，就有人來讀書。有人來讀書，讀不懂，需有人來教書，因此才有了教育功能。藏了書以後還要整理、刊刻，所以書院又是研究中心、圖書編印中心，多有藏版。現在很多書院既談不上藏書，也談不上刻印，很多匾額擺設甚至錯字連篇。當然它的研究教育功能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就連嶽麓書院都不能像湖南大學那樣獨立招生，實際上嶽麓書院的名氣比湖南大學大多了，但是它仍屬於湖南大學的一個二級學院，不具備獨立運行資格。一般書院要申請成為正式教育機構更是困難重重，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當代書院的傳承與發展。更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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