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大學要編纂一部書，那麼西南聯大必然是要被印在封面上的。著名人類學家克羅伯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天才成群地來？於西南聯大而言，那便是因為這是民族的氣節與國家的需要。
浩蕩長存的遷移史詩
1938年4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成立。這所只存在了8年多時間的大學,卻被人懷念至今。80年過去了,提起「西南聯大」,我們依然百感交集,熱淚盈眶，滿懷敬意。但西南聯大的歷史，卻開始於一場浩大而悲壯的搬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為保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華北及沿海許多大城市的高等學校紛紛內遷。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下在長沙組建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學，這一天也成為西南聯大校慶日。
「七七事變」後,陳寅恪教授的父親「覺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衛祖國；國家淪陷,他不能承受如此恥辱」赫然絕食而亡。他草草為父親辦完喪事便連夜逃走，奔赴西南。
當時還是少年的鄧稼先,看到日軍在北平淪陷後舉行「慶功會」,怒不可遏,當眾把一面日本膏藥旗撕得粉碎,並扔在地上踩了幾腳。他的父親是清華大學美學教授,知道兒子此舉必將引來日軍報復,不得不把他送出城,南下昆明,臨行前,他告訴兒子:「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學文,科學對國家有用。」此後鄧稼先投奔西南聯大學習理科，成為建國後主持原子彈，氫彈研究的「兩彈元勳」。
而在清華任教的趙忠堯教授，更是冒著生命危險，夥同梁思成潛入已被日軍佔領的清華園，取回了當時中國僅有的50毫克鐳。此後他將這份鐳裝在鹹菜罈子裡，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隨著逃難的人群一起向長沙進發。一路上，為了躲避日軍的盤查、保護這些鐳，他白天藏起來，天黑了才敢上路。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跡罕至的荒野小路走，差不多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卻從未讓那個鹹菜罈子離開過自己。而當天再次站在校長梅貽琦面前時，原本風度翩翩的大學教授變成了一個衣服破爛，蓬頭垢面，拄著一根棍子的乞丐。據說他梅貽琦後便放聲痛哭起來……
但隨著戰火迅速蔓延，長沙也連遭日機轟炸，迫不得已之下長沙臨時大學於1938年2月分3路西遷到昆明。
從長沙到昆明，當時有3條路線:
第一條：大多數教師、家眷及部分女同學從長沙乘火車到香港，然後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車入滇。
第二條：經濟條件較好的男同學和少數女同學，由長沙乘火車到廣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車途經柳州、南寧、鎮南關進入越南，轉乘火車入滇--這一路人數最多;
而最艱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發，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了。旅行團由267名家庭貧困的男同學和11位中青年教師組成，配有4名軍事教官及隊醫等。他們跨越湘、黔、滇三省，翻過雪峰山、武陵山、苗嶺、烏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裡，歷時68天。
為了減輕負重，步行的學生所出發前每人發給軍裝一套，綁腿、草鞋各一雙，油布傘一把，限帶行李8公斤。湖南天氣悶熱多雨，這批身體柔弱讀書人腳踏草鞋，行進在泥濘的湘北大地，一路從湖南走到了昆明。
參加過這次「旅行」的人回憶說:在路上時間長了之後，隊伍越拉越長，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裡。為了照顧那些掉了隊的人，負責後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點以後就開始找地方宿營，飯做好後，把所有的碗集中起來，以每人盛一碗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點以後，各隊隊長清點飯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說明人員全部齊了。
回首中國五千年文化史，從南到北的文化大遷徙不過是西晉的「衣冠南渡」與抗日時期的「西南聯大」了。但與「衣冠南渡」的狼狽與絕望不同，西南聯大真可謂是一場史詩般壯闊的壯舉！無數的青年學子、風度翩翩的教授，孱弱的老者與婦女，頂著飛機的轟炸，腳踩著泥濘，一路還要提防著兵匪的騷擾，卻依然高昂著頭顱，滿懷著希望前進。
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國家有過如此大規模的文化大轉移，也沒有有哪個民族遭受過這等苦難唯有中國有過這麼一群讀書人,把大學當作捍衛國家榮譽與民族精神的第二戰場，縱橫中國南北，歷經無數苦難，只為保留那一點知識的火種與希望。
艱苦教學，矢志報國
雖然昆明給予了這批苦難之人一個立足之地，但仍舊不能給他們一張平靜的書桌。西南聯大雖然在昆明成立了，但困難並沒有隨之解決。
西南聯大成立時經費捉襟見肘，校長梅貽琦邀請梁思成夫婦為新校設計校舍，然而設計稿一改再改，設計的校舍一次比一次簡陋，梁思成跑到梅貽琦的辦公室大發雷霆：「茅草房，不是每一個中國農民都會蓋的嗎？要我梁思成幹什麼啊？」梅貽琦只能無奈地說，「國難當頭，用茅草來建大學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們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儘可能好看點、好用點，這還得靠你們支持！當晚，梁思成和林徽因按照建茅草校舍的思路再次修改方案。林徽因一邊修改圖紙一邊流淚。
最終西南聯大的校舍大部分都是茅草頂，只有小部分採用了鐵皮頂。這樣的環境晴天悶熱，一下雨，雨水敲打在屋頂上宛如雷鳴，教授講課完全聽不清。而後來，學校的經費愈加緊張了，只得將鐵皮屋頂拆下賣掉，全部都換成了稻草屋頂。下雨時，教室裡漏雨厲害，學生們只能打著傘上課。
受限於物資，學校裡很多人都長期挨餓。當時文學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已經瘦到只有三十九公斤，常常餓得無法入睡，他在日記中寫道:「本來諸事順遂的，然而因為飢餓影響了效率。過去從來沒有感到餓過，並常誇耀不知飢餓為何物。但是現在一到十二點腿也軟了，手也顫了，眼睛發花，吃一點東西就行。這恐怕是吃兩頓飯的原因。也是過多地使用儲存的精力的緣故。」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的家遭到日機轟炸，最讓他心疼的是缸裡的麵粉摻進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不得已只能用水衝洗，做成麵筋。為了給妻子補充營養，他常常去菜市場撿些牛骨頭，回家熬湯。在最窘困的時候，他甚至親自養了兩頭小豬準備賣錢……
而教授夫人們也早就告別了養尊處優的生活，為補貼家用絞盡腦汁，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做糕點--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勝糕」，做好後挎著籃子，步行45分鐘到「冠生園」寄賣，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她的腳都磨破，最後還受限於醫療條件感染了，腳部腫脹難以行走。
此外日寇飛機頻頻前來轟炸，但即使在躲突襲的間隙,師生們仍在上課,在電影《無問西東》中便有西南聯大遭遇轟炸，教授仍堅持講課的場景。當時在遭遇日軍轟炸時，陳寅恪的腿腳不便，行動緩慢；同校的教授劉文典每次遇到轟炸第一件事想的不是逃命，而是直奔陳寅恪的宿舍將他扶著往外跑。當學生想來攙扶劉文典，他卻高聲喊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要學生先救陳寅恪。
日軍的猖獗也激起了眾多學子心中的怒火，在西南聯大歷史上,曾出現過3次學生從軍抗日的熱潮:第一次是在長沙臨時大學期間,眾多學生作為技術人員加入機械化裝甲兵團,其餘學生去了戰地服務團,一批學生還去了延安抗大學習,他們在八路軍大顯身手,製造地雷炸藥,甚至還造出了土火箭,可飛150米。
第二次是隨著來華美軍增多,西南聯大學子紛紛報名擔任翻譯人員,其中包括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
第三次是中國遠徵軍組建期間,聯大學子被送到印度藍姆加當汽車兵,駕車活躍在史迪威公路上。
除了3次大規模的從軍活動外,也有部分聯大學生零星自發參軍的。1946年5月,西南聯大回遷前,在聯大新校舍即今天的雲南師範大學東北角豎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紀念碑背面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總計834人,後人亦稱之為西南聯大「八百壯士」。碑文上寫道:「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戰時任務完成學校結束之日,勒其從軍學生之姓名於貞石,庶垂令聞,及於久遠。其有遺闕,補於校志。」
群星璀璨，中國頂尖學者大集合
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先生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秉承著這樣的教學理念，在西南聯大辦學的8年中，梅貽琦先後邀請了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朱自清、聞一多、陳省身、吳大猷和周培源等學術泰鬥、專家300餘人到西南聯大執教。
1938年，教授中國通史的錢穆跟隨學校一路南遷。逃亡的路上，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他一直將教授中國通史的五六本講義藏在手提箱的夾層裡。最終錢穆在昆明郊外的巖泉寺找到一間禪房，靜下心來開始寫作《國史大綱》。此時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無數人都在質疑「中國到底還有沒有希望」。眾多文人投身日偽，為日本的侵略粉飾太平，宣揚「崖山之後無華夏，明亡之後無中國」的言論。
而此時，錢穆在《國史大綱》序言中寫道，「我就是要喚起國民的自信心」。「國家當動蕩變進之時，其已往歷史，在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範著它的旁趨，此乃人類歷史本身無可避免之大例。」
而在戰亂年代，西南聯大也被無數中國青年當做求學聖地，救國希望。他們從祖國的大江南北，頂著炮火和戰亂來到昆明求學。其中有一個16歲的瘦弱少年,從上海出逃,一路向西,浙江、江西、廣東、廣西、貴州……他途中得了瘧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長滿疥瘡,活像一個流浪的乞丐。缺醫少藥之下,差點喪命。一路上,他把衣服丟得精光,但書卻一本未丟,反而一次比一次多。他的名字,叫李政道，多年以後他與自己西南聯大的同學楊振寧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獎。
最終這所於抗戰時臨時組建的大學，存在僅短短八年，卻培養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元勳和170多位兩院院士......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
李政道與楊振寧
西南聯大的偉大，在於對知識的尊重，對民族的熱愛，在於即使身處絕境，依然對未來充滿希望；縱然深陷戰火，依舊堅持教育救國。在茫茫然的黑夜中，依舊高昂著頭顱點燃篝火，引領無數學子走向光明。
正如聯大學子如同繆弘在《血的灌溉》之結尾所寫那般:「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曾忘記。」我們之所以懷念西南聯大，既是在懷念歷史，更在警醒當下。我們不曾忘記，並將永久追尋知識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