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葉，隨著工讀實驗和無政府主義的破產，國家主義一度成為流行於中國知識階層中的一種社會思潮。這種既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也對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政策持有異議的思潮，在大革命失敗後無可挽回地走向沒落。
不過，最初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卻是由於受到「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激勵，方鼓吹國家主義的。這些人提倡國家主義，是基於真誠熱烈的愛國情緒，而非出自意識形態的分野，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獻身的聞一多就是突出代表之一。本文擬圍繞這個中心，對聞一多與「大江會」的關係及其「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實踐，進行初步的介紹與研究，並願與方家時賢共同探討。
一、發起通信團體與建立大江學會
事物是在延續中發展的，有思維的人更不能例外。當聞一多被作為民主鬥士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載入史冊後，考察他通往此岸過程的每個延續驛站，就不但賦予了研究價值，而且還具有著啟發意義。
回顧20年代聞一多的思想意識與社會活動，都與大江會，與「大江的國家主義」，特別是與「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緊密相聯。鑑於目前對大江會的歷史存在某些誤解[1]，所以有必要對這個團體先作一介紹。
大江會的前身，經歷了通信小組與大江學會兩個階段。通信小組是聞一多參與發起的一個同仁組織。1922年夏，聞一多赴美留學前夕，《清華周刊》為商議改組事，委託他與羅隆基徵求在美校友意見。他們視此為義不容辭的責任，抵美後便致函中西部清華同學會主席，要求利用召開年會機會予以討論。年會程序中本有改組《周刊》之議，於是兩案合併討論，並由聞一多參與執筆，形成《留美同學對於周刊改組計劃》（英文稿）。這次會上，聞一多當選為新一屆中西部清華同學會書記。由於責任所在，他與清華同學特別是這年赴美的1921級與1922級同學保持著頻繁的聯絡。這些人大多從十二三歲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朝夕相處長達八九年。其間，他們參加過抗議日本二十一條的鬥爭，體驗了護國起義對京畿的震蕩，更經受了五四運動的鍛鍊。一年前，他們在抗議「六三」慘案、聲援北京八校教師索薪鬥爭中，共同參加「同情罷考」，受到學校無理處分，聞一多所在的1921級29人因拒絕悔過被迫留級一年。由於上述原因，他們感情融洽，思想一致，出國後的往來自然比較密切。
1923年春，清華1921級和1922級留美同學中逐漸形成了兩個通信團體。前者有聞一多、吳澤霖、羅隆基、錢宗堡、浦薛鳳、沈有乾、何浩若等，後者有聞亦傳（聞一多的堂哥）、時昭瀛、潘光旦、劉聰強、陳石孚、劉昭禹等[2]。從聞一多的「我在此邦同級中組織了一個通信的團體」誇口推測[3]，有可能他是最早的倡議者之一。通信團體成立的本身不具有多少價值，但它反映了這些青年的社會責任感。聞一多到美不久，就為留學生中的頹唐風氣而擔憂。
20年代初是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不斷加深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重新瓜分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華盛頓「九國公約」標誌著列強聯合起來壓迫奴役中國的又一次嚴重危機。強烈的民族自尊促使聞一多一面多次激烈地批評美國，一面加深了對中國命運和個人責任的思考。他對胞弟聞家駟說：「我近數年來，不知何來如許愁苦？縱不思鄉，豈無他愁？大而宇宙生命之謎，國家社會之憂，小而一己之身世，何莫非日夜齧吾心臟以逼我入於死之門者哉！曩者童稚，不知哭泣，近則動輒『冷淚盈眶』，吾亦不知其何自來也。」[9]這番話如果說是他內心世界的剖析，倒勿寧說是愛國情緒無處瀉露的吐訴，結果導致他一個星期裡竟「思想頗有變更」。他解釋說：所謂思想「就是人生觀底意思」，而「所謂『變更』者，也可以講得清楚一點，便是新希望之發見」[10]。
這些跡象，表明聞一多和通信小組成員的內心，正在經受著劇烈的撞擊。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一致贊成建立一個組織，以保持青年學生的愛國傳統。
一般意義上的「學會」是專指學術研究而言，而大江學會的性質則「已近於政治」[15]。這一點，從1924年2月24日羅隆基致施滉的一封信中可以窺知。信中解釋說：大江會的宗旨為「本自強不息的精神，持誠懇忠實的態度，取積極協作的方法，以謀國家的改造」。該信強調說：大江會決非社交式的盟社，因為「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講主張的，我們是崇奉一定的主張的。社交式的盟社，是要昇平日互相提攜的，我們是要改造中一同奮鬥的。簡言之，前者主共安樂，後者主共患難」。從這一點看，大江會確有向政治組織發展的端倪，然而，它卻有意強調大江會不打算成為政黨。信中聲稱他們不反對政黨，「並且承認政黨為政治生活上應有的活動」，只是鑑於「政黨的範圍是限於政治，大江決不限於政治的活動；政黨改造的手段是要爭立法院的多數，掌行政部的全權，我們的手段決不限於此」，故爾「今日的大江必非政黨的性質」。
值得重視的是，羅隆基在信中尤其申明「大江會會員的極大多數是崇奉國家主義的『Nationalism』」，所以「說我們是一種國家主義者的聯合，亦未始不可」。不同的只是「我們的國家主義，有我們學會裡自己的解釋，歷史上引用的意義只可供我們參考，不能包括大江學會的國家主義」。羅隆基還承認他們因「受了環境的刺激」，「思想改變了一些」，現在一面要誓守「誠懇忠實」的態度，取「積極合作」的方法，來克服極端的個性主義；一面「更覺得『己國無和平的國民，不配談世界和平主義』」，因而「現在誓奉國家主義，取『國治而後天下平』的路徑，以達到國際主義的目的」[16]。可見，大江學會並非討論一般問題的團體，它表明這些海外赤子時刻準備履行自己對社會的職責。
大江學會所選擇的國家主義，原是19世紀歐洲民族解放運動中興起的一種思潮。義大利就是在這面旗幟下集合了反抗異族壓迫的大軍，羅馬尼亞、比利時、塞爾維亞、德意志諸國，也曾吸取過這種思想作為發動民眾抵抗外族侵略的精神武器。國家主義的原旨，本是強調國家民族的存在，以團結國內人民反對外族侵略。但是，正如達爾文的進化論曾被某些民族沙文主義者所利用一樣，國家主義也曾被德意志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改造成「鯨古主義」、「囂奮主義」，使之成為弱肉強食的依據。尤其是俾斯麥在它的外衣下瘋狂掠奪非洲、大洋洲殖民地，企圖稱霸歐洲，遂使「國家主義」一詞淪為侵略擴張的代名詞。然而，早期的國家主義畢竟在歐洲民族解放鬥爭中產生過重要作用。況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蘭、土耳其、捷克、南斯拉夫、芬蘭等國也正是在這面旗幟下得到復興。其實，國家主義在中國已經受到人們的注意，五四前夕出現的「少年中國學會」，從名稱上便看得出是馬志尼創建之「少年義大利」的映射。
「國家主義」一詞，英文原應是Statism，源於法文的tatisme，中心之意為主權無上，對外獨立自主，對內國家至上。不過，由於往往有誤將政府等於國家者，故羅隆基講到國家主義時特別註明「Nationalism」而不用「Statism」。「Nationalism」全稱為「Self-determinationofPeoples」，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常用的詞，即義大利馬志尼鼓吹之民族國家主義，簡稱族國主義。20年代有譯作「國家主義」者，也有譯作「民族主義」者。大江學會所提出的國家主義，其實即是「族國主義」。浦薛鳳說：「族國主義本系主張每一民族獨立而成一國家，英國政治家及思想家則倡論民族合組一個國家，則更可表顯其能相互合作而自由。因此之故，『族國主義』一詞可作兩種解釋，但正統意義自仍為一民族一國家。我們當初認為：或以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或以歷史上原本五族而今則已混合為一個中華民族，此兩看法或立場，在理論上均說得通，而其主要含義則一：即吾中華民國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17]由此可知，大江學會之所以舉起國家主義這面旗幟，最根本的動機與目的，是爭取使中國「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
就在這些莘莘學子研究世界各國復興和衰敗的歷史經驗教訓、對比分析各種西方思潮在中國的實驗結果之際，1923年剛剛建立起來的土耳其資產階級政權無疑給了他們相當啟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人民在基馬爾派領導下掀起大規模民族解放戰爭，終於擺脫了英法意等列強奴役，推翻了穆罕默德六世封建統治。而基馬爾派用以號召土耳其人民鬥爭的思想武器正是國家主義。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是西亞民族解放運動中一件影響巨大的事件，20年代初中國所面臨著的民族危亡與土耳其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以很容易被聞一多和大江學會當作成功的範例，甚至認為土耳其的成功就是「少年土耳其鼓吹國家主義的結果」[18]。
何浩若這時與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番談話對大江學會選擇國家主義也起了推波助瀾作用。1923年秋，羅素到美國講學路過威斯康辛，何浩若前去拜訪。羅素曾極力主張泯除國界，建立世界大同社會，中國正有許多人引用他的話來反對國家主義。可是，羅素認真聽罷何的陳述與觀點後，坦率承認在中國現狀下只有推行國家主義一途，否則無以自存。他還說：「我不僅勸你們採取國家主義，並且勸你們實行武力的國家主義」；「英美提倡國家主義，可以增長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實行國家主義，可以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若要世界和平，終須弱小民族自決」[19]。羅素這一態度，對大江學會選擇國家主義以很大鼓勵。
致力於新文學改良的聞一多並不熟悉國家主義政治理論，對他來說似乎是：誰欺侮中國就反對誰，什麼方法可以救國就贊成什麼。其實，凡是受到強烈愛國情緒激蕩的人，都很容易接受能夠拯救國家的任何主張與方法。聞一多也不例外，不論什麼「主義」，只要容納同樣目的，他都樂於接受。在這個意義上，國家主義可能被當作一種標記，對它的選擇不一定是必然的。清華學生赴美前選擇所習專業時，大多為實業，而聞一多受蔡元培美育救國思想影響，決定攻讀西洋美術。同樣，如今他感到美術雖「誠足提高一國之文化」，然終究「遠而久者」，於是認為「當今中國有急需焉，則政治之改良也」，轉而開始「注意於世界政治經濟之組織變遷」，進行「理論之研究」，「主義之鼓吹」和「筆之於文」[20]。
二、由大江學會改組為大江會
大江學會成立後，國內傳來了帝國主義列強借端臨城劫車案再次掀起國際共管中國鐵路的叫囂。同時，安福系禍國，曹琨賄選總統，也又一次暴露了北洋政府統治的專制與腐敗。此外，國民黨召開「一大」，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制定了「聯俄聯共」政策，也引起他們的注意與思索。
如果說國內的變化尚遠在千裡之外的話，那麼近在咫尺的民族歧視，則不時使這些天之驕子遭受到難以容忍的屈辱。在芝加哥美術學院，聞一多因各門成績均佳而獲得令人羨慕的最優等名譽獎。按照慣例，凡獲此榮譽者可資送巴黎羅馬深造，可此例只限於美國人。聞一多得知後忿忿不平，氣憤地說：「此等名譽獎乃不值錢的臭東西，送給我我還不要呢！然於此更見美人排外觀念之深，寄居是邦者，其何以堪此？」[21]。看到中國人受到歧視時，聞一多更是憤不可遏。1923年9月中旬，他轉學到科羅拉多大學，一見到梁實秋便「臉紅脖子粗的悲憤激動」地說起清華五四健將陳長桐理髮受侮之事。次年6月畢業典禮上，按西方習慣應一男一女同臺領取畢業證書，可竟沒有一個白皮膚女生願與中國人結伴登臺，當時自行成對的黃皮膚中國學生心裡是什麼滋味，就不用說了[22]。學校裡是這樣，出了校門就更不講理。一次，梁實秋與幾個中國同學駕車外出，被美國人撞壞車子，警察不問是非便把駕車的中國學生拘留一夜，還強迫罰款170美元。聞一多聽到此事「將手裡握著的長杆筆用力向桌上一敲，筆桿折了兩截」，他憤怒的不知說什麼，連聲道：「是可忍孰不可忍！」[23]
了解了上述遭遇，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聞一多抵美之初就聲稱「一個有思想之中國青年留居美國之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24]。也不難理解他為什麼痛苦地喊道：「我堂堂華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禮俗、文學、美術，除不嫻製造機械以為殺人掠財之用，我有何者多後於彼哉？而竟為彼所藐視蹂躪，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猶不知發奮為雄者，真木石也。」[25]其實，不論是直截了當的侮辱，還是冷峻的保持距離，或是高傲的施予憐憫，都不能不使人痛切感受到個人榮辱與國家、與民族地位的依存關係。於是，「國家」的獨立與富強順理成章地成為問題的核心，有人提議將大江學會「正式改組為政黨」，「進行之第一步驟則鼓吹國家主義以為革命之基礎」[26]。這當然不是感情衝動，因為他們不能滿足僅僅學理上的研究，而是渴望實踐探索著的理論。這樣，大江學會的改組便提上了日程。
1924年9月初，聞一多、梁實秋、羅隆基、何浩若、時昭瀛、吳景超自科羅拉多、威斯康辛、明尼蘇達等地相約集中於芝加哥，與浦薛鳳、吳澤霖、劉聰強等共十餘人，在一家叫作DrexelHotel的旅店內，連續交換意見兩個星期。雖然認識不盡相同，但梁實秋說仍達成三項共識：第一，「鑑於當時國家的危急處境，不願意侈談世界大同或國際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宜積極提倡國家主義（Nationalism）」；第二，「鑑於國內軍閥之專橫恣肆，應厲行自由民主之體制，擁護人權」；第三，「鑑於國內經濟落後，人民貧困，主張由國家倡導從農業社會進而為工業社會，反對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27]。改組後的組織名稱，仍取「大江」二字，定名為「大江會」。這個名稱沒有特殊意義，只是象徵中國的偉大和悠久。同一時期，波士頓的清華同學會東部年會也討論了相同問題，贊同國家主義者亦躋身大江會[28]。
大江會是聞一多參與發起的第一個政治性團體，也是他在尋找中國出路上邁出的第一步。成立大會上，聞一多和會員們在代表國家利益的五色旗下宣誓，誓詞中創造了個新名詞——「大江的國家主義」[29]。使用這個詞的目的，是為了與當時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有所區別。在《大江會章程》中，他們對「大江的國家主義」的定義解釋為：「中華人民謀中華政治的自由發展，中華經濟的自由抉擇，及中華文化的自由演進」。大江會的使命，是本「大江的國家主義」，以「對內實行改造運動」和「對外反對列強侵略」。至於當前的首要任務，則「暫時偏重反對列強侵略與鼓勵民氣」[30]。大江會的另一個重要文件《大江會宣言》，分「帝國侵略主義與國家主義」、「中國目前變亂的原因」、「大江的國家主義」、「大江會宗旨」四部分，概括了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和對救國方法與途徑的具體主張。
會員們的一系列思考與論述，部分刊於《大江季刊》。如翟桓的《愛爾蘭新芬運動與國家主義》、陳石孚的《土耳其復興史》，力圖從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角度，為弱小民族的復興展現借鑑。何浩若的《中國之歧途與末路》，是從中國歷史與文化方面考察近百年來中國被動挨打的內因外因。沈有乾的《國家心理略說》，在理論上尋找「國家生活之根本」，並「評論國家主義之得失」。潘光旦的《近代種族主義史略》，從民族學人類學的角度介紹世界各種思想，並得出弱小民族若不奮起抗爭就會被淘汰的結論。吳文藻編寫的《一個初試的國民性研究分類書目》，目的是從學理上介紹國家主義的源流、派別，以劃清「國家與邦、國邦，或國民邦之區別，國家與種族、民族、人民、政府、主權、社會等之區別，國家與國民性、國家主義之分別」。會員們憑藉著正在研習的政治、經濟、教育、心理、社會、法律、歷史、統計諸門學問，作為馳騁思想的工具。如胡毅的《北美排華史略》，利用美國曆年國會記錄及正式文件，引用大量史實與統計數字，證明華工對美國經濟繁榮的貢獻，揭露了美國聯邦和各州政府對華工的種種壓迫和排擠，被人認為比他的學位論文更有價值[31]。上述論述，無疑緊緊圍繞著民族存亡這一時代主題，會員們宣傳國家主義絲毫沒有離開這個基本點。
應當承認，大江會的發起動機是純正的，與其說其思想基礎是國家主義，倒不如說是愛國主義更為準確。就聞一多而言，他回國後曾對一位朋友說，他「是因在國外受了極大刺激」才鼓吹「中國魂」的[32]。直到他投身民主運動以後，依然坦率地向西南聯大同學說：「五四時代我受到的思想影響是愛國的、民主的，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團結起來救國」，「我出洋，還是關心國事，提倡Nationalism，不過那是感情上的」。他說他那時「不懂政治，也不懂三民主義」，以為孫中山把Nationalism翻譯成「民族主義」是反動的[33]。1988年，大江會重要成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名譽教授顧毓琇回國訪問前馳函約見作者，作者如約拜訪中，顧毓琇嚴肅地說：大江會是小型的「少年中國」，我們的組織是公正的，不是結黨營私，是為了文藝復興、民族復興[34]。後來，作者還向大江會會員、原河北大學副校長、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胡毅求教，回答也是同樣的。實際上，大江會雖然打出了國家主義這面旗幟，可聞一多直到1925年春仍承認「如今國家主義的定義還未決定」[35]，這說明國家主義對他們只是一種鬥爭的武器，還未被當作意識形態。
然而，聞一多與大江會會員畢竟對中華民族的危急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他們準備進行的是一次與國家前途和命運生死相關的革命。這場革命的目標直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目的是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換言之，就是說在民族危亡面前，聞一多沒有無力的悱惻、悽楚和傷感，而是表現了在強者面前不屈的鬥爭精神。正因如此，雖然大江會的旗幟上寫著「大江的國家主義」，可實質上仍屬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範疇。在這一點上，聞一多和大江會會員順應了當時東方革命的時代潮流，應當承認他們的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
三、「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之實踐
聞一多雖然攻讀西洋美術，但他始終不能忘懷的卻是中國文學。到美僅兩個月，他就承認「現在對於文學的趣味還是深於美術」，「我學美術是為幫助文學起見」[36]。文學的興趣一旦增添了政治理想因素，自然更為鍾情。這種情感，體現在他抵美後的思鄉詩歌中。在《太陽吟》裡，他用「一天天底緩刑」來比喻將要留學的五年光陰，從心底裡發出：「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又逼走了遊子底一出還鄉夢，／又加上十二個時辰的九曲迴腸！」「太陽啊，火一樣燒著的太陽！／烘乾了小草尖頭底露水，／可烘得幹遊子底冷淚盈眶？」思鄉，不過是對熱愛祖國情緒的依託，所以他把這首詩寄回國時，要求讀它的人「不致誤會以為我想的是狹義的『家』」，他特別指出「我所想的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37]。
大江會成立前後，聞一多承認政治改良為急務，可是他的活動仍偏重於文化方面，並給它冠以「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之名。對此，他解釋說：「我國前途之危險不獨政治、經濟有被人徵服之慮，且有文化被人徵服之禍患。文化之徵服甚於他方面之徵服百千倍之。杜微防漸之責，舍我輩誰堪任之！」[38]《大江會宣言》有一段話，也反映了聞一多對於文化與國家命運問題的基本認識。其云：
以數十年來中國之文化情形考之，則外人之毀滅中國文化，其禍更烈於操縱政治外交及經濟也。一國之文化，為一國之國性，國性喪失則國亡矣……夫一國之文化，乃一國士氣民風之所系，國性藉以寄託，人性藉以安息，今則中國文化受人之摧殘也若是，人心失常，國事變態，此亦情勢所必然。故曰，今日中國紊亂，外人陰謀有以成之也……所謂中華文化之自由演進者，即謀中華文化之保存及發揚。同時且反抗一切以西方文化籠統的代替東方文化運動。一國文化，乃民族歷史上之產物，一國典章文物綱紀法度之所出也。故文化即為國性……文化乃國家之精神團結力也。文化摧殘則國家滅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發揚，即國家生命之保存及發揚也。文化之自由演進，即國家生命之自由演進也。[39]
《大江會宣言》中的上述表述，是聞一多實踐「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在美國的許多文化活動，都以國家復興為圓心，如他說曠了兩天半課創作的《長城下之哀歌》，便是「悲慟於已逝的東方文化的熱淚之結晶」[40]。到紐約後，聞一多的詩歌內容更有明顯變化，他很少再寫思鄉曲，而將筆鋒轉為愛國情緒的渲瀉。例如《醒呀！》一詩裡，他把中國喻作「熟睡的神獅」，以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的合聲呼籲它趕快醒來，詩末寫到：「醒呀！請扯破了夢魔的網羅。／神州給虎豹豺狼糟蹋了。／醒了罷！醒了罷！威武的神獅！／聽我們在五色旗下哀號。」[41]《七子之歌》一詩，把帝國主義列強霸佔去的澳門、香港、臺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旅順大連七地，比作離開母親懷抱的七個兒子，哭訴著被強盜欺侮蹂躪的痛苦，要求回到母親的身旁。這首詩的序表白了他的創作動機，文中說：「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詩人作《凱風》以愍之。吾國自尼布楚條約迄旅大之租讓，先後喪失之土地，失養於祖國，受虐於異類，臆其悲哀之情，蓋有甚於《凱風》之七子，因擇其中與中華關係最親切者七地，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懷祖國之哀忱，亦以勵國人之奮興云爾。」[42]《愛國的心》只有八行，卻字字灼熱，激情迴蕩：「我胸中有一幅旌旆，／沒有風時自然搖擺。／我這幅抖顫的心旌，／上面有五樣的色彩。／這心臟底海棠葉形，／是中華版圖底縮本；／誰能偷去伊的版圖？／誰能偷得去我的心？」[43]人所皆知的《洗衣歌》，更是催人淚下。至於他創作的大量誦之不絕的愛國名篇，這裡勿庸一一介紹。
聞一多1925年6月回國時正逢全國抗議五卅慘案，掀起反帝的新高潮，他立即將寫好的這幾首詩提前發表，並出乎意料地引起社會共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教育總幹事劉湛恩正在編《公民詩歌》，立即把《七子之歌》收了進去。有的轉載還做了按語，「謂遠勝《紅燭》時代之聞一多」[44]。《清華周刊》刊登此詩時特加附識，稱：「讀《出師表》不感動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不孝；古人言之屢矣。餘讀《七子之歌》，信口悲鳴一闕復一闕，不知清淚之盈眶，讀《出師》、《陳情》時，固未不如是之感動也。今錄出之聊使讀者一瀝同情之淚，毋忘七子之哀呼而已。」李一氓亦專為《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歌》寫了評論《三首愛國詩》，說他「在這最深刺激的一個月裡」讀了這幾首詩後，「相信新詩壇的生命更新了，新詩壇的前途另闢了，新詩壇發向它祖國的希望之光益強了」。還說「
這種濃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在聞一多詩歌裡比比皆是，以至朱自清認為「抗戰以前，他(指聞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45]。鬥轉星移，70多年後的今天，這些詩作仍然被公認是愛國主義精神的代表作。然而，這裡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聞一多創作《七子之歌》時聲稱它「也是國家主義的呼聲」[46]。我們從這個「也」推之，那些激動人心的詩，在聞一多心目中自然同樣是國家主義的呼聲了。可見，聞一多理解的「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之內涵，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提倡的愛國主義，況且今日人們正是從聞一多自認為是「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的作品中體會到愛國主義的精神呢。
聞一多「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實踐，還表現在戲劇方面。1924年秋，他轉學到紐約藝術學院後，結識了紐約幾位研究戲劇和美術批評的中國留學生。他先與熊佛西合編了一個獨幕劇；又與餘上沅、張嘉鑄、趙太侔共同排演了洪深的《牛郎織女》；接著還一起把餘上沅編寫的《楊貴妃》譯成五幕英文古裝劇，搬上舞臺。聞一多所學的美術技能這時得到充分發揮，布景、服裝、化妝均出自其手。除了大屏風外，30餘件古裝上的碧海、紅日、白鶴等，也是他用油彩繪製，在燈光下鮮豔奪目，華麗無比[47]。1924年12月，《楊貴妃》在紐約公演大獲成功，受到華僑與美國人士的交口稱讚，一些報刊的溢美之詞也使人振奮。演出的成績超過了聞一多的預料，幾個人三更時喝了半醉後，彼此便以辛額、葉芝互譽。他們從演出的效果想到振興祖國文化的希望，很快呼出「回國去發起國劇運動」的口號。這個口號立即變成實際行動，此後兩個月裡，他們制定了龐大計劃，其中有編輯《傀儡》雜誌，有創辦「北京藝術劇院」，有演員訓練學校，有戲劇圖書館博物館，有選送留學戲劇藝術資助金，有邀約外國戲劇家來華指導，甚至還設想了保留的劇目。接著，他們做了進一步分工，有的去劇院訪問經理，有的去採訪演員，有的跑電器公司、化妝用品店、承做布景廠，整整跑了兩個月[48]。
《楊貴妃》的演出使波士頓的大江會員見獵心喜，躍躍欲試。時任劍橋中國學生會主席的大江會員沈宗濂，決定也排演一出英語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顧毓編寫、梁實秋翻譯的《琵琶記》，就誕生於這種環境。至於布景、服裝等，他們向聞一多求援。
以大江會員為主力的上述演出，不僅是向美國介紹中國戲劇的初次嘗試，還拉開了中國國劇運動的序幕[51]。當然，這些演出亦是聞一多「大江的國家主義」實踐的組成部分。為了發動國劇運動，1925年初聞一多與梁實秋、顧毓琇、餘上沅、張嘉鑄、熊佛西、林徽音、梁思成、瞿士英、熊正瑾等共同組織了「中華戲劇改進社」，準備以此為國劇運動的陣地。聞一多、餘上沅、趙太侔經過慎重研究，由余執筆專函胡適，希望得到北京大學及新月社的支持與幫助。信中說：「我們原來各有各的計劃，想將來回國為戲劇藝術盡力。近來才互相約定，決於今年夏天一同回國，開始籌辦『北京藝術劇院』的運動」。雖然「我們也在紙上擬了很完備的計劃，但苦於無錢開辦」。因之，現在一是「請北大開設戲劇傳習所」；二是請「幫我們的忙，使我們可得一個地方做實驗」；三是請加入中華戲劇改進社[52]。
信中所說「計劃」，即《北京藝術劇院計劃大綱》，刊於1926年9月中旬《晨報·劇刊》，署名除聞一多、餘上沅、趙太侔外，由於《晨報》編輯孫伏園也參加了些意見，故亦列入其名。這個大綱包括組織概略、劇場建築、營業方法、練習生功課、進行步驟五個部分，雖只是規劃了一個藝術藍圖，卻吸取了西方戲劇藝術的特點，體現了改良中國戲劇文化的基本模式。這封信還提到回國事，說明聞一多1925年初便已有此決定。按清華規定，他可在美學習五年，需要研習還可延長。但是，聞一多隻留學三年，促使他提前回國的直接原因，是為了發動國劇運動和實現北京藝術劇院的夢想。這些，無論是聞一多本人還是清華同學，都視其為「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之努力[53]。
聞一多回國後，即為籌建北京藝術劇院而正式加入新月社。不過，這個設想雖得到徐志摩、胡適、張歆海、蕭友梅等贊同[54]，資金卻無處募集。是年秋，國立美術專科學校改建為藝術專科學校，聞一多在徐志摩推薦下出
聞一多提倡的「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無疑帶有強烈的復興意識，所以很容易被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可是，事實上聞一多並不是只要爭取中國一國的獨立解放，同時也著眼於整個世界被壓迫的民族。眾所周知，英國詩人拜倫出身貴族，卻對被奴役的弱小民族寄以深深的同情，他參加了希臘的民族獨立戰爭，並寫有《希臘之群島》。聞一多非常推崇拜倫的這種精神，不僅翻譯了這首詩，並於1923年致函郭沫若，希望《創造》雜誌能為拜倫出一百年祭辰紀念號[56]。中華戲劇改進社成立時，曾打算籌備一種提倡國家主義的文藝刊物，這個起名為《雕蟲》或《河圖》的雜誌後來未能出版，但聞一多書信中保留的前四期擬目，其中既包括中國美術、戲劇、音樂、建築、服飾等，也介紹了惠特曼、帕敷羅娃、芬勒樓札、小泉八雲等世界文化人物。聞一多自擬的題目有《塞藏贊》、《奈陀夫人的藝術》、《畢痴來》。此外，聞一多還建議第五期討論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並著手撰寫從民族主義觀點論美國新詩運動的《新民族的新詩》[57]。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並未衝突。
四、大江會在國內的代言人
大江會後來發展到三五十人，會員們在抗議五卅慘案、呼籲修改不平等條約、力爭取消領事裁判權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成為20年代中葉留美學生中很有影響也很有勢力的一個團體。1925年暑期，全美中國留學生召開代表會議討論國事主張，共到代表33人，其中大江會員佔9人，為與會者的28％[58]。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全美、東美、中西美三個組織，其中全美派出會議代表為羅隆基、東美為時昭瀛、中西美為劉英士，大江會不僅佔其二，而且會議主席由羅隆基擔任。這次會議的討論結果，擬成包括「對目前國事主張的原則」和「反帝國侵略組織之原則」兩部分內容的《全美留學生代表會議報告》，其執筆者三人中，兩人為大江會員[59]。
是年，大江會還幾乎控制了全美、中美、中西美年會的會序。如東美中國留學生年會以「今日中國應採取國家主義教育方針」為題組織辯論，結果由大江會會員梁實秋、浦薛鳳、沈宗濂組成的哈佛大學隊戰勝了哥倫比亞大學隊。大江會員蔡公椿還當選為新會長[60]。中部年會中心議題為「國家主義與中國」，四個小組主講人均為大江會員：羅隆基主講「中華民國之國家主義」、時昭瀛主講「列強在中國之政治侵略」、何浩若主講「列強在中國之經濟侵略」、翟桓主講「國家主義實施之方法」。討論中，一致認為目前形勢下確有採取國家主義的必要，會議通過的中英文宣言體現了這一精神。換屆改選時，王化成出任新會長，吳景超擔任中文書記。同時，年會還推選吳澤霖為全美留學生總會會長候選人[61]。
還有一件事也足以令大江會自豪，即羅隆基作為全美中國留學生代表參加了瀑地會議。這次會議由美國民間發起，主要討論如何應付中國民眾的反帝浪潮，也討論向美國政府的若干建議。會議邀請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和領事郭秉文出席，並請５位留學生參加，羅隆基即其一。由於羅的鼓吹，會議竟專門討論了中國的國家主義問題。因為羅的突出表現，在美的中國工商界公推他回國報告瀑地會議詳情，並列席在國內召開的關稅會議[62]。
儘管大江會勢頭正勁，但它的舞臺畢竟局限在美國，倘若沒有人在國內活動，就不可能引起國內的關注。1925至1926年之交，大江會之所以在國內政壇佔據一席之地並產生一定影響，是與聞一多一系列社會活動密不可分的。聞一多不但是大江會的「中堅分子」，而且對「大江的國家主義」之「熱誠維持得也最長久」[63]，因此作為大江會員的第一個回國者，義不容辭地成為大江會在國內的代言人。
聞一多踏上國土的第一天便目睹五卅慘案的血跡，這決定了其回國之初的政治活動必然與反帝鬥爭聯繫在一起。這正如他發表《醒呀！》一詩所加的跋中說：「這些是歷年旅外受盡帝國主義的閒氣而喊出的不平的呼聲」，「目下正值帝國主義有滬漢演成這種慘劇」，所以「把這些詩找一條捷徑發表了，是希望它們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敵愾，把激昂的民氣變得更加激昂」[64]。。如果說文藝創作還屬於個人行為的話，那麼聞一多參與發起「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代表的則是大江會的團體行為了。
1925年秋冬之交，北大教授、中國青年黨人李璜在《醒獅周報》刊出發起「北京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下簡稱「聯合會」）啟事，聞一多認為其中「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八個字與大江會綱領頗相吻合，便主動代表大江會要求加入[65]。12月，羅隆基回國參加關稅會議，對此亦表贊成。
聞一多是為了宣傳「大江的國家主義」而參加聯合會的，為此，他甚至將聯合會辦公處和「國家主義研究會」也設在自己家裡。另外，還打算「搜集國內外之各種出版物」，促成「國家主義之小圖書館」[67]。不過，真正引人注目的，則莫過於與李璜等人聯合組織的兩次大會。這兩次大會矛頭既對準帝國主義，同時也帶有明顯的反蘇反共色彩。
第一次大會是1926年1月底召開的「反對日俄出兵東三省大會」。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奉戰爭中郭松齡前線倒戈反奉之際，日本以「滿蒙」與其有利害關係為藉口公然出兵幹涉，並於郭奉決定性的巨流河戰役中切斷郭軍後路，導致郭軍慘敗。戰事緊張時，張作霖調黑龍江部隊南下，而暗中支持郭松齡、馮玉祥的蘇聯中東路局，以未交納車費為名中止中東路交通，張作霖遂扣留蘇方路局長。一時雙方劍拔弩張，外間紛紛傳說蘇聯亦有出兵的可能。如果戰事爆發，東北人民必將生靈塗炭，而日蘇兩國無論什麼理由在中國境內交戰，都無疑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正因如此，聞一多被一個月來雪片般的警報攪得坐立不安，激憤的情緒促使他去找李璜商量，建議由聯合會發起一次「反對日俄進兵東三省大會」。李璜城府較深，主張不動聲色的秘密準備，性格坦直的聞一多覺得這是書生之氣，自己跑到北大三院和藝專廣告欄前，徑直貼出「發起反日俄進兵東三省大會籌備會」啟事[68]。
同年3月中旬召開的「反俄援僑大會」，是聞一多又一次重要的國家主義活動。2月中旬，報載旅俄華僑總會會長金石聲回國途中在伊爾庫次克被害。亦有消息說被驅逐回國的華僑常常被拘，並有因刑而殘者。為此，有人向李璜哭訴，李璜隨約聞一多、羅隆基、餘上沅，及北海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老同盟會會員張頤、清
這次大會後不幾天，日、英、美等八國為大沽口事件對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北京民眾遂決定18日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聞一多當初準備參加這次集會，由於李璜稱這是「為共產黨跑龍套」才答應不去，但緊接著表示「我們也應該發動一次大示威，以張國家主義派的聲勢」[74]。正是聞一多的力促，17日晚大江會等30餘團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反對八國通牒問題，決定次日上午單獨示威遊行，以監視政府不得承認八國通牒[75]。次日，聯合會隊伍離開執政府不到兩個小時，便發生了三一八慘案。聞一多聞訊極為痛心，主張與國民黨左派聯合起來，共同開展愛國運動。接著，他寫下《唁詞——紀念三月十八的慘劇》、《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日》等，讚頌三一八慘案烈士的獻身精神。他說：「
「大江的國家主義」是聞一多政治上的一次重要嘗試。如上所述，他實踐國家主義所做的一切，都表現出鮮明的愛國精神。愛國主義在今天並不成為問題，但在當時卻遭到批判，聞一多之所以與共產黨人意見相左，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內，曾普遍認為世界已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整體，中國革命只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基於這種思想，中共早期文件及領導人言論中都只提倡國際主義、世界主義，而指責「愛國」二字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大江會認定國家存在是個事實，「就論俄國也有國家存在，這時要想打破國界，勢尚有所未能」[77]。其實，聞一多與大江會員並不否認將來的世界是大同的社會，並認為「純粹的國家主義原不與世界主義相牴觸」。但是他們信守「國治而後天下平」，認為在幹戈未寧之中國高談世界主義是不切實際，況且「愛己者始能愛人，愛國者始能愛天下」，「否則國尚不國，何世界有」[78]。聞一多對拜倫的禮讚，也反映了這一點。因此，籠統地說國家主義者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未必符合實際。
聞一多雖然提倡國家主義，可用「國家主義」來解釋他的行為也不盡準確。他的國家主義活動，說到底是反侵略鬥爭，他反對蘇聯也是基於這一立場。受愛國激情驅使的聞一多對蘇聯當時的一些對華政策十分反感，儘管十月革命後蘇聯曾宣布放棄舊俄自中國掠奪的大片土地，但事實上不久就從這個立場上倒退了。何況蘇聯始終沒有放棄中東路權，每年5000萬元的經濟收益仍繼續輸入其境。同時，蘇聯紅軍駐紮外蒙古、暗中支持其脫離中國版圖的做法也使人不能容忍。他在《七子之歌》中寫到旅順大連，可以說是對「赤色帝國主義」的一條旁註。另外，中共聽命蘇聯，在他看來如同軍閥聽命英日一樣，沒有什麼差異。即使在今天，世界仍處在國家與民族的競爭之中，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仍然是使自己的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國家利益仍是最高利益。在這一點上，聞一多的愛國主義精神沒有過時。
上述諸問題頗為複雜，其中多種因素還有待深入研究。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國家主義」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願意接受的一種思潮，並且共產黨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在逐漸深化。1927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確定了中國革命分作兩個階段，處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雙重壓迫下的中國當時只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這樣，就回答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問題。以此來看待聞一多與大江會的關係，看待他的以及大江會的國家主義活動，就不難解開某些疑點。
（本文發表於《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 目前多數涉及到大江會的著作，都誤以為它是中國青年黨在美國發展的一個團體，實則兩者除在國內有所合作外，其組織並不相干。對此考證，以及下文中所述《大江會宣言》的具體內容、會員們為實踐「大江的國家主義」所做之努力、為援助國內反抗五卅慘案的鬥爭等，均請參閱拙作《大江會在美國——兼論「大江的國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處編《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國》，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2] 《致聞家駟》，
[3] 《致聞家駟》，
[4] 《致家人》，
[5] 《致聞家駟》，
[6] 《致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梁實秋》，
[7] 《致聞家駟》，
[8] 《致翟毅夫、顧一樵、吳景超、梁實秋》，
[9] 《致聞家駟》，
[10] 《致梁實秋》，
[11] 《致聞家駟》，
[12] 《清華周刊》第292期，
[13] 《清華周刊》第294期，
[14] 《清華大改革案之本文》，《清華周刊》第292、293期，
[15] 《致五哥》，
[16] 羅隆基：《關於新清華學會及改組董事會二事的答覆》，《清華周刊》第309期，
[17] 浦薛鳳：《萬裡家山一夢中》，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87頁。
[18] 浦薛鳳：《理性的國家主義》，《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
[19] 何浩若：《只要此心不死我們終有一日》，《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
[20] 《致家人》，
[21] 《致家人》，
[22] 梁實秋：《談聞一多》，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47-48頁。
[23] 梁實秋：《公理》，《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
[24] 《致父母親》，
[25] 《致父母親》，1922年8月。
[26] 《致家人》，
[27] 梁實秋：《談聞一多》，第49頁。
[28] 大江會具有同仁性質，據《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所載《大江會會員一覽表》，所列29人皆為清華畢業生。他們是：1921級的何浩若、吳澤霖、沈有乾、沈宗濂、浦薛鳳、聞一多、熊祖同、羅隆基、薛祖康，1922級的沈鎮南、潘光旦、時昭瀛、陳欽仁、陳華寅、張繼忠、黃蔭普、劉聰強、蔡公椿、魏毓賢，1923級的王化成、孔繁祁、吳文藻、吳景超、徐宗涑、顧毓琇、梁實秋、翟桓，1924級的胡毅、胡竟銘。從這個名單看，他們素質非同一般，在後來的歲月中，潘光旦、吳澤霖、吳文藻、吳景超是著名社會學家。電機學界習稱之「顧氏變數」，是顧毓在博士論文中所提出。梁實秋以雜文聞名，且著有百萬字《英國文學史》，還獨自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羅隆基為職業政治家，是統一建國同志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發起人，並始終擔任民盟中央宣傳部長（潘光旦在1944年中國民主同盟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聞一多則於1945年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何浩若在美投考軍校，後任黃埔軍校第四期教官。抗戰爆發後，上述人中有4人參加廬山談話會，兩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參事室時，14位參事中大江會員佔有6人。他們當中，有人擔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有人擔任過外交部次長及條約司司長，有人擔任過軍委會外事局局長，還有人出任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主任。至於大學校長、院長、教務長、系主任者，更不在少數。
[29] 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說入會誓詞是：「餘以至誠宣誓，信仰大江的國家主義，遵守大江會章，服從多數，如有違反願受最嚴厲之處分。」但《大江會細則》則規定誓詞為：「我誓以我的名義為誓，願絕對實踐大江的國家主義，遵守章程，服從多數，為中華民國犧牲一切。」
[30] 《大江會章程》，《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
[31] 胡毅：《我的教學和翻譯工作》，民盟天津市委員會編《天津民盟四十年》，1991年印行，第210頁。
[32] 彭基相：《巴黎通訊》，《時事新報》，
[33] 《五四歷史座談》，《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67頁。
[34] 訪問顧毓琇記錄，
[35] 《致梁實秋、顧毓琇》，1925年3月。
[36] 《致聞家騄、聞家駟》，
[37] 《致吳景超》，
[38] 《致梁實秋》，1925年春。
[39] 《大江會宣言》，《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
[40] 《致梁實秋》，
[41] 《現代評論》第2卷第29期，
[42] 《現代評論》第2卷第30期，
[43] 同上，第31期，
[44] 轉引自《致梁實秋、熊佛西》，1926年2月。
[45] 朱自清：《愛國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頁。
[46] 《致梁實秋》，1925年3月。
[47] 顧毓琇：《懷故友聞一多先生》，《文藝復興》第3卷第5期，
[48] 餘上沅：《致張嘉鑄》，《晨報副鐫·劇刊》第14、15期，1926年9月16、23日。
[49] 梁實秋：《琵琶記的演出》，《秋室雜憶》，第56、59、62頁。
[50] 冰心給作者的信，
[51] 顧毓琇在《九二自述》中說：「我國有國劇運動，此時實在紐約、波士頓開始」。參見《水木清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頁。
[52] 餘上沅致胡適，
[53] 《清華周刊》第343期一則消息云：「在美同學聞一多、梁治華（即梁實秋）、顧一樵（即顧毓琇）諸君，鑑於目前中國地位之危急，非有真正之國家文學，鼓吹民氣，發揚民德不可，已定在本國創辦一種文藝刊物專為提倡國家主義之用。並請定在美同學楊廷寶、駱啟榮君擔任美術，現代文學巨子落花生、冰心女士等擔任撰稿。聞聞君將犧牲學位，於本夏返國辦理一切。」
[54] 《致聞家駟》，
[55] 餘上沅：《致歐陽予倩、洪深、汪仲賢》，
[56] 《致聞家駟》，
[57] 《致梁實秋》，1925年春。
[58] 這些人是威斯康辛的何浩若，芝加哥的王化成，愛渥互的孔繁祁，明尼蘇達的吳景超、時昭瀛，大波士頓的顧毓琇、沈宗濂，費那大費亞的蔡公椿，以及作為國事後援委員會代表的羅隆基。
[59] 《全美留學生代表會議報告》，《清華周刊》第24卷第5號，
[60] 《校外新聞》，同上，第11號，
[61] 張忠紱：《留美清華生中部年會報告》，同上，第17號，
[62] 《校外新聞》，同上，第9號，
[63] 梁實秋：《談聞一多》，第51頁。
[64] 《現代評論》第2卷第29期，
[65]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34頁。
[66]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緣起》，轉引自《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成立》，
[67] 《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籌設圖書館》，
[68]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126頁。
[69] 《昨日各團體之反對赤白帝國主義出兵大會》，
[70] 《致梁實秋、熊佛西》，1926年2月。
[71] 李璜：《學純室回憶錄》，第127頁。
[72] 施真：《紀念聞一多先生》，《青年生活》第3期，
[73] 《國家主義者與共產派昨日空前之大血戰》，
[74]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135頁。
[75] 《昨日各團體集會反對八國通牒》，
[76] 《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日》，
[77] 《國家主義的論辯》引羅隆基語，《清華周刊》第24卷第18號，
[78] 浦薛鳳：《理性的國家主義》，《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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