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一財經
從「邊緣」看「華夏」： 歷史的真偽與社會記憶的構建
作者： 維舟
按人口計算，以「華夏」為核心的中國自從兩千多年前秦漢一統天下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共同體。雖然每個中國人都身在其中，但也正因為它太大、太複雜，歷史也太悠久，要從整體上把握「中國人是怎麼來的」反而成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使命。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在《華夏邊緣》中給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路徑：從「邊緣」的視角切入，通過邊緣的形成及其與「中心」的互動，來理解「中國」的形成和複雜意涵，以及如何在反思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國民認同和共同體意識。
自1997年問世以來，這本書早已成為名著，也是王明珂「華夏邊緣」系列的第一部著作。在此之後，他又陸續寫成《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遊牧者的抉擇》三部著作，都著眼於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在「中國」或「天下」的框架下，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核心的「華夏」與邊緣的「少數民族」這一族群構造是如何形成的，他們又如何通過複雜的相互作用機制，凝聚成為超級共同體。在他看來，那些「華夏邊緣」的少數民族，正是最好的一把鑰匙，也是反思歷史的最佳立足點。在這方面，可以說邊疆研究本身也是學術研究的「新邊疆」——因為在這樣的邊緣領域，以往常常苦於文獻材料匱乏，結果反而激發了跨學科的前沿研究。
我已經是三度重讀此書，每次都常讀常新，激發出不同的感受。最初吸引我的是書中體現出的多學科（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族群政治理論、集體記憶理論、考古學等等）綜合解決問題的思路和開闊的歷史視野，並結合田野調查，給後續討論這一問題搭建了一個很好的框架。更進一步，則讓我意識到它真正的價值還不在提供了一種解釋、一個答案，倒不如說是一種方法，由此我們可以舉一反三，從歷史記憶的角度出發來理解歷史現象和族群政治的現實。直到這一次重讀，在已經熟悉其論述和理論的基礎上，我才更多地把它置於學術脈絡之中，既看到它極具啟發性的面向，也意識到它解釋力不足的地方，而我們還可以如何深化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按傳統的說法，王明珂是典型的「以論帶史」：他並不是羅列、敘述歷史，然後從中總結出觀點，形成理論，而是相反，先有一套解釋歷史的理論框架，然後再進入歷史，以理論工具來遴選、推敲、解析歷史發展的結構性動力機制。雖然他本人是歷史學家，但學問卻並不是從歷史的故紙堆裡而來，相反，他採取的可說是一種「降維打擊」的方式，從理論高度出發，將歷史作為一堆待處理的材料，很多問題遂能迎刃而解。
王明珂在一開頭就為全書定下了基調：人類學研究異文化其實常常是為了反思現實社會和自我，換言之，「邊緣」可以作為理解「中心」的一種方法。不僅如此，由於「歷史真相」很可能已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獲知，因而他強調，民族研究的重心已經由識別、描述「他們是誰」轉移為詮釋、理解「他們為何要宣稱自己是誰」。
我們以往在教科書上，多強調「民族」的客觀屬性，側重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但現代族群理論已經發現太多例外，像羌族就沒有一個彼此能溝通的「羌語」，彝族內部的不同分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不認為彼此是同族，沒有「共同民族文化特點」，而這些已形成的民族共同體，在歷史上也不見得穩定，那麼在什麼意義上才算得上是一個「民族」？例如布依族和壯族非常接近，但卻算作兩個民族；越南的儂人、岱人算兩個民族，但其在國內的支系都定為壯族。最棘手的是它不能解釋族群的變動：例如國內的滿族早已和漢人混居，無人會說滿語，其經濟生活、文化心理和漢人也大體上不分彼此，那到底依據什麼把他們定為滿族？
正因此，王明珂強調，族群並不只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倒不如說是一套相當主觀的集體文化意識。在族群的劃分上有兩派針鋒相對的觀點：「根基論者」這一派強調族群認同來自某些根基性的情感聯繫，更多是某種「生來就有的成員資格」；另一派「工具論者」則強調的是族群認同的多重性和隨情勢變化的特質。在對比回顧的基礎上，王明珂認為，這兩派都有難以解釋的地方，他藉助於集體記憶理論，彌合了兩派的分歧，因為社會組織的集體記憶通常都有雙重面向：它既是與其他族群爭奪資源、合法性的工具，同時又以根基性的形式存在（如「炎黃子孫」）。不僅如此，「記憶」通常都包含著主觀和動態，它不是對過去發生的事件的客觀記錄，而是有選擇的，是為了順應當下的時勢。
這是王明珂的一個重要理論基點，他正是由此出發來討論歷史事實的。雖然他發問「我們賴以重建過去的文獻與文物（artifacts），其中所承載的是『史實』還是『記憶』」，但毫無疑問，其實他認為我們的「歷史記載」都是「記憶」。在此，他注重的不是像以往的實證主義史學那樣去辨別歷史記載的「真偽」，而是試圖去挖掘人們留下這些歷史記載的動機：「因為它們是一種社會記憶，所以我們希望從中得到的信息是，當時人為何要選擇這些記憶？為何要保存這些記憶？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中，這些記憶對他們有意義？」
既然如此，真偽就不再重要，因為就算是虛假、錯誤的史事（例如偽造的家譜）也可能隱藏著理解歷史的重要線索，並且恰恰證明它們對當事人有著重要意義。這大大拓展了歷史的視野，加深了我們對史料的理解，但也否認了歷史記載的客觀性，因為這就像《羅生門》的故事一樣，每個人都會編織對自己有利的記憶，而沒有一個版本是唯一的真相。當然，這種「記憶」的重組和改寫，既有可能是有意的，也有可能是無意的，只是因為不適合集體心態的記憶，可能根本不會遺留下來。照此推論，就意味著「記憶」是族群凝聚的唯一要素，而且它其實也是爭奪資源的「工具」。
由此入手，王明珂在回顧歷史時強調：「華夏」這個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中國人自稱，就是在與長城以外的遊牧民族爭奪資源的過程中，逐漸凝聚自身而出現的共同體符號。從青海河湟地區、鄂爾多斯草原、西遼河地區這三個關鍵性地帶遊牧社會的形成中，可以看到共同的歷史進程：隨著夏商時期氣候的乾旱和資源的不穩定性日益突出，原本農牧兼營的人群中逐漸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徹底轉向遊牧生活，社會結構也變得更為分散化、扁平化，以適應不同的生態條件。當北方人群南下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時，華夏族群就更強有力地保護農業資源；但華夏越是互保以壟斷長城以南的資源，遼西和燕山的人群就越是轉營畜牧業並全面武裝化、移動化，向南方侵奪。
華夏一旦形成一個新的人類生態體系，許多歷史就被重構為社會記憶，以適應新現實。特別是，華夏認同需要一些「敵對的他者」來強化其邊緣，其結果是，原本曾與華夏關係密切的羌人等部落，現在被看作是「蠻夷」。與此同時，邊緣人群為了躋身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也出現了大量歷史記憶的竄改，例如「太伯奔吳」的故事，顯然是原本被中原視為蠻夷的吳人旨在攀附華夏中心的舉止，一如「為野孩子找家譜」。這樣就出現了「族稱的漂移」這一現象，也就是華夏的核心在不斷向外擴散、同化的過程中，邊緣不斷向外推移，當原有的邊緣躋身中心後，仍被視為「羌人」的族群，看上去就像不斷往西漂移。
於是，隨著中心的確立，「漢人」這個超級共同體誕生了，它之所以沒有進一步往外擴散，是因為到東漢時代，華夏作為農業定居民族，受限於生態條件，已經擴張到人類生態地理上的極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其實仍是由「邊緣」界定的，正是那些邊緣標示出中心擴散到了哪裡，又是以什麼方式影響著邊緣，而邊緣也並非完全被動，幾乎無一例外地，它是在動態地選擇接受並調適自己的角色位置。
不難看出，這個相當具有解釋力的框架是圍繞著「資源爭奪」展開的，也就是說，族群邊界的設定和改變，在根本上說是因為資源競爭關係的存在。但這或許可以用在解釋北方邊境，卻較難用在解釋南方少數民族的形成。不僅如此，王明珂側重的是長城兩側華夏與非華夏的資源競爭關係，但如果是這樣，羌族、匈奴、東胡這些族群的形成又如何解釋？華夏內部也存在資源競爭，為何卻沒有形成不同族群？
更進一步說，「資源」其實是一個相當晚起的概念，這意味著將土地、森林、草原等原本公有的生存物資私有化，才能轉化為潛在的資源。歷史記載和人類學研究均可證明，這種明確的產權意識，最早見於農業族群，而在遊牧漁獵民族中甚至直到近代初期都是相當淡漠的，換言之，這些非華夏族群可能並沒有明確的「資源爭奪」意識。王明珂沒有考慮到考古學家羅泰的解釋：先秦時華夏與周邊民族的分化，更可能是雙方在社會文化的長期發展中逐漸拉開了差距，而不必然是直接的競爭衝突所致。
《華夏邊緣》一書中極具啟發的關鍵點之一，就是王明珂強調集體記憶的重要性，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史料的真實性。在此，他的態度接近於一個後現代主義歷史學家，著眼的不是尋求「歷史真實」，而是解釋「為何人們需要這些歷史記憶」。但這也可能將歷史闡釋寬泛化，因為如此一來，似乎就不存在「真實」了，確切地說，我們誰也不知道那究竟是真實，還是「歷史記憶」。歷史記載不一定是社會的「集體記憶」，有時它只為少數精英服務，又或是行政管理的官方檔案。像「大禹出生於西羌」這樣的傳說，固然也許表明華夏邊緣的族群「不願被視為邊遠蠻夷」，但從效果來看，並未因此就使羌族避免了被視為邊緣的命運。此外，如果社會記憶是為了爭奪更好的資源，那麼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有些族群保留著看起來對自己不利的「記憶」。
如果對比來看，美國的「邊疆學派」是將「邊疆」視為美國精神的體現，從中尋求美國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而王明珂的解釋框架，更注重的是中國社會「中心與邊緣」在資源競爭關係下的互動，以及雙方如何不斷調適在政治體中的角色位置，最終演變為現代的民族國家。菅志翔在《族群歸屬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定義》中也發現，保安族的所謂「四個特徵」都是和其他人群共享的東西，僅靠這些不能清楚地確立保安族認同，因而認為「任何一種歷史性的記敘都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有選擇的整理」，不過她更側重強調族群形成過程中國家力量的參與，主張其身份意識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下才被激發出來的自我角色意識。這與王明珂的觀點同中有異，更聚焦於近現代的國家進程，也沒有將個案提煉為一套方法論來把握中國族群互動的歷史。對王明珂來說，則可以說是「作為方法的邊緣」，那不是社會學家的旨趣，最終畢竟還是落在歷史學家的著眼點上，應該說，這是更適合中國歷史的一套方法。